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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

2024-07-20 17:3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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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月10日，请假一天前往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特展正在此举行，这是山东省首次在北京举办的、全面反映山东古代文明发展史的大型综合展览，琳琅满目的青铜器和玉器、超百件国家一级文物一一亮相。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海报
　　本次展览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继陕西特展（“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2019）和山西特展（“华夏之华：山西古代文明精粹”-2021）之后第三个以地域来举办的特展，也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馆以来举办的最大规模展览。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参观手册
　　展览主标题“禮运东方”，“禮运”二字典出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言论或思想之真谛的《禮记》，其《禮运》篇借孔子的“喟然而叹”，论道了禮的起源、运行与作用，名“禮运”者，“以其记五帝、三王相变易，阴阳转
旋之道”。“禮运”的核心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核心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对历代政治与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东方”，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东、西、南、北、中）体系中，山东属于古九州之一的青州，代表东方，《易·说卦》曰：“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东方主生，万物所出，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象征；其二，是世界的东方，即中国，而中国之“禮”和“節”，又是从其东方诞生的，正所谓“万物出乎震”。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内
　　展览分为“日出初光，饰節以禮”“海岱惟青，玉禮四方”“王禮在鲁，天下久传”“俾侯于鲁，炜炜煌煌”“高山仰止，登泰观海”“称工北朝，东方微笑”“图画天地，碑传千古”七个单元，包含陶器、玉器、青铜器、拓片、衣物等440件组文物，从不同角度展示始终一脉相承之中华文明的东方文化基因和自身发展历程。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禮运东方
　　山东省，地处中国华东地区，濒临渤海和黄海，是传统认知上的“东方”，因西周时周公旦封于“鲁”（今曲阜）、太公望封于“齐”（今临淄），故山东又称“齐鲁之邦”，简称“鲁”。山东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历代名贤辈出，境内遗存了大量远古以来的文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日出初光 饰節以禮”展厅
　　第一单元“日出初光 饰節以禮”，本单元主要展示新石器时代山东发达的文化和文明，及其对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特殊贡献，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常见的“竹節”装饰陶器。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红陶壶[约公元前5400-前4400年]
　　泥质红陶，器口略粗圆，细长颈，扁折腹，平底，生活用具。北辛文化是分布于黄河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滕州市官桥镇北辛遗址命名，年代距今7400-6400年，可能是东方最早的农耕文明。在北辛文化的基础上，后来发展出大汶口文化。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红陶鼎[约公元前5400-前4400年]
　　黄褐陶，短颈，口微侈，折肩，尖底，圆锥足，素面无纹。鼎本是炊煮器，后逐步发展成为祭祀用的禮器，又用来比喻王位和帝业，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北辛文化陶鼎的发现极其重要，意味着“禮”在东方的萌芽。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刻符灰陶尊[约公元前4300-前2500年]
　　折口，尖底，胎骨坚硬，器体甚重。器身饰有符号，有学者将其解读为是“日”“月”和“山”或“火”的组合，可能与文字的起源有关。而且，除了莒县陵阳河遗址，这种刻划符号陶尊，在莒县大朱家村、诸城前寨和安徽蒙城尉迟寺等多个遗址都有发现，或作为儿童瓮棺葬的葬具，或作为祭祀用具出土于祭祀坑中，表明其属于大汶口文化的独特标志，当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也说明大汶口文化时期可能已经产生了原始信仰和原始宗教。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刻符灰陶尊[约公元前4300-前2500年]
　　器身刻带柄钺的下面图案。器口和下腹部分别刻两行圆圈纹装饰。钺在古代是权力的象征，表明此尊当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黄河下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年代距今约6500—450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红陶钱纹壶[约公元前4300-前2500年]
　　盛水器，泥质红陶，红衣，高领，侈口，唇外饰赭色弦纹一周，深圆腹，平底，颈部饰赭、白彩圈点纹，肩部一周弦纹，弦纹下饰八个圆圈，圈内饰菱形纹。是大汶口文化彩陶中的精品。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彩陶盆[约公元前4300-前2500年]

　　泥质红陶，敞口，宽斜折沿，腹部微鼓，小平底，红色陶衣。沿上均匀绘白色叶片纹，间绘红黑直线。腹部满绘三层图案，上下层分绘黑底白彩斜栅纹，中层绘两个八角星纹，两星之间绘白色勾边的圆圈一周，上下饰弦纹，形成饰带。八角星、斜栅、圆圈纹，均为大汶口文化早期彩陶的重要母题。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封口白陶鬶[约公元前4300-前2500年]
　　大汶口文化白陶鬶。其中，白陶鬶三只袋足饱满，既可以起到稳定支撑的作用，又可以增加受热面积，缩短烹煮时间。封口白陶鬶更为罕见，封口上的筛眼，煮水时可透气，又可防止灰尘杂物入内，还能起到过滤作用。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蛋壳黑陶杯(I)[约前2500-前2000年]
　　整器为两部分套合，杯身作宽沿，直壁圜底，下承圆筒束腰状柄，柄上饰平行凹弦纹数周。该器以轮制而成，器壁薄如蛋壳，表面乌黑光亮，是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属铜石并用时代文化。首次发现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而得名，年代距今4000年前。山东地区发现的蛋壳黑陶高柄杯完整器很少，此为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黑陶竹節纹豆[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
　　泥质黑陶，器表磨光，折沿浅盘，两侧有贯耳，高圈足饰凸弦纹5周，似竹節状。这种多節高柄豆，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及中国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如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中十分常见，疑似与“禮”的起源有关。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海岱惟青 玉禮四方”展厅

　　第二单元“海岱惟青 玉禮四方”，本单元主要展示新石器－战国时期山东发达的玉器文明（包含骨、牙器、水晶、玻璃等），早期中国基本礼仪制度初步形成。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玉锛[约公元前6500-前5500年]
　　平顶，四棱不齐整，平面近梯形，器体偏薄，两面刃，颜色斑驳，顶部及上部呈黄褐色，中部及刃部有墨绿色沁斑。后李文化是山东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距今约8500-7500年，首次发掘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后李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地带。后李文化发现的玉器甚少，玉锛表面经精心磨制，可视为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年代最早的玉器之一。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人面纹玉饰[约公元前4300-前2500年]
　　深褐色，器休扁平，近方形，顶部中间内凹，似中分发型，以阴线刻脸型和五官，橄榄形眼眶，内刻横线作目，三角形鼻，短横线为口中，面容平和。背面有一凸脊，脊上穿孔可供佩系。是山东大汶口文化中极其罕见的人面玉饰，该人面当有特定的象征意义。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玉铲[约公元前4300-前2500年]
　　器成梯形，顶部穿孔，对钻而成，呈扁平状，顶部有残缺。这一时期的玉器已经体现出新石器时代晚期较为发达的规范和禮仪制度。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龙山文化牙璧[约公元前4300-前2500年]
　　白色，局部有褐色沁斑，制作规整，三牙较宽且短，牙之间扉齿复杂，由四组三小齿组成，这是山东发现的牙璧中，扉齿装饰最为复杂的一件，非常精美。
龙山文化玉琮[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
　　方柱体，横截面为圆角方形，器中钻圆孔，有4个凸面，每个凸面以凹弦纹分为5段，素面磨光。玉琮是中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良渚文化最有代表性）最为常见的器物，相比较而言，琮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玉器中均不占主流，可能是其与东南地区族群交往的结果。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大玉刀[约公元前4300-前2500年]
　　器呈梯形，顶端略朝一侧倾斜，上部有两个尺寸较小的斜排双面钻圆孔。一端中下部有两个单面钻圆孔，表面光滑，双面刃。是极其罕见的新石器时代大型玉器，当有其特殊的禮仪功能。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牙璋[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
　　灰白色玉，两侧略收亚腰，端刃最宽，两尖高度相差明显，浅内弧刃，倒刺型单齿式扉牙，两侧齿位置不对称，上端靠中间位置有细孔，柄上穿孔，底部角位斜抹。牙璋最早发现于山东龙山文化遗址，此后广泛见于东至胶州半岛、西至甘肃天水、西南至四川盆地、北至陕北、南至越南北部的各种夏商时期文化。《周禮·典瑞》中说“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可见玉璋可能是一咱用于调兵遣将的重要符信之物。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黄玉牙璧[商]
　　四牙璧，较为罕见，应是三牙璧的一种变体。穿孔大且规整，四牙宽大，以逆时针方向旋转，四牙中心镂雕展翅神鸟，边缘镂雕为凤鸟形态，鸟喙弯折处为牙尖，右上角牙缺损，通体磨光，平面似正方形。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龙首黄玉璜[西周]
　　黄玉质，器体为半圆形，扁薄。两端镂雕龙首，圆目，鼻上卷，下唇向内卷曲，龙角上饰弦纹，其一鼻部残。器身刻饰勾连云纹，中间有一圆形小孔，通过穿系丝线与其他玉饰组成完整的组玉佩。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玉戈[西周]
　　黄色，局部有褐色沁斑。直内，有阑，长援，尖首，双面刃，援中凸脊贯通至内端，内与援结合处有一圆形穿孔。戈是商周流行的一种兵器，以玉为戈始见于二里头文化，其后流行于商、周两代，是禮器。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俏色玉鱼鹰[西周]
　　鱼鹰为青黄色，口中衔鱼为褐色，玉质光洁细腻。鱼鹰作回首状，长喙衔鱼，双翅印刻卷云纹，背毛飞起，脚抓前伸，似完成捕鱼的瞬间。鱼的颜色较深，用俏色法。淡色的鱼鹰和深色的鱼，构成一种类似“阴-阳”的对比关系。事实上，鸟衔鱼的组合图像，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最著名的是1978年在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距今约6000年。鸟衔鱼的组合图像在商周秦汉历代传承。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玉牌串饰[春秋]
　　一组35件，呈青色、红褐色或黄褐色。由8件玉环，1件近长方形牌饰，2件玉虎和24件梯形玉片组成。顶端较大玉环饰绳索纹，其余7件玉环均为扁平素面，玉虎和梯形玉片正反面均阴刻变形夔龙纹，长方形牌饰表面为兽面，周身刻卷云纹。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紫晶玛瑙串饰[战国]
　　由一枚紫晶环、一枚棱形紫晶珠、一枚鼓形紫晶管、六枚多面紫晶珠和一枚龙形玛瑙（也称蚕形饰）组成，龙形玛瑙多与水晶组佩搭配，常位于组佩的最下端。串饰素面无纹，充分展示水晶材质的通透晶莹感。拥有中原霸主地位的齐国不仅盛产水晶原矿，以水晶组佩取代了西周以玉璜为主的组佩形式。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玻璃磬[战国]
　　玻璃制乐器，中国古代玻璃器珍品，极为罕见。磬体接近梯形，一端钻有一孔，可系绳悬挂。通身天蓝色，光素无纹，柔和的白光自上方洒落，映照得磬身如湖水般清凉。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王禮在鲁，天下久传”展厅
　　第三单元“王禮在鲁 天下久传”，本单元主要展示先秦时代的礼制文明中，山东发达的青铜（金属，含个别陶器）文明，从岳石文化（约公元前1900－前1600年）时期，商周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因方国众多，各地青铜器工艺也各有特色、自成体系，纷繁多彩。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作宝鼎[西周]
　　折沿，立耳，鼓腹，圆底，三蹄足。口沿下及足上部饰兽面纹和扉棱，腹饰勾连雷纹。腹内壁有铭文：“作宝鼎”三字及一人形徽志。依此鼎形制判断，可能是宗庙祭器。这是山东省内收藏的为数不多的较大型西周铜鼎。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青铜盂[春秋]
　　宽沿、大敞口、束矮颈、深腹、平底，体态硕大，形制规整，预铸器耳，合范而成，颈上和外壁饰蟠龙纹和错落乳钉纹。肩部十字对称接四只兽头耳，兽圆目张口，齿舌毕现，兽角变形蟠龙纹对称设计，似花冠。口沿上刻有7字铭文“圣所献妫下寝盂”，大意是“圣所进献的妫氏下寝之盂”。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铜浴缶[春秋]
　　平折沿，束颈，鼓腹，平底，三兽足，肩上十字对称接四个兽形耳，两兽作回首状，呈向上爬行之势，两兽兽首朝下，似向下行走。浴缶是浴身的盛水器，常与大盆形的“鉴”配合使用。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公铸壶[春秋]
　　盖略鼓，盖顶有二盘龙捉手，龙昂首作盘旋追逐状。壶口近直，高颈，颈两侧有兽首衔环耳，腹外鼓，高圈足。颈、腹部饰蟠螭纹、变异蘡纹。壶腹有“公铸壶”三字铭文。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鸭形铜尊[战国]
　　鸭形铜尊，背部有一圆盖，鸭形小钮，脖子尽力伸向前方，口中叼着一个鱼形十六齿梳状的器物，可能是并排的出水口，表明其用于盛酒或水。此器造型生动逼真，展现了战国时期将艺术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高超青铜器铸造技术。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书刻工具[春秋]
　　《尚书•周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甲骨文中亦有“册”和“典”字，可知当时人们已经利用竹木制简，并用绳编连成册。古代制作竹简需经历裁、切、杀青、书写、钻孔、编等过程，在书写过程中如有错漏，则又需用剥刀刮去字迹。此组文物共计27件，是目前全国唯—一套保存最为完整的简牍书刻工具，涵盖了从破竹剖简、修治打磨、刻字改错、磨砺利器的全套工具。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刀币邮票
　　《中国古代钱币（第一组）》邮票中的“齐法化”刀，图案采用了战国时期齐国在齐城（今山东省临淄）地区使用的刀形货币。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齐建邦长法化”刀币[战国]
　　刀币是由实用刀削类工具演变而来的青铜铸币，主要流通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燕、赵等国，齐国官方的货币是齐大刀。此币币身有郭，尖首，弧背刃，柄端有圆环，面文“齐建邦长法化”6字篆书。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铜环[约公元前1900-前1600年]
　　由韭叶状铜条弯成，接头处略宽，不闭合衔接。岳石文化，是继龙山文化之后分布于海岱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在岳石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些铜质装饰品和铜质小工具，是中国东方进入早期青铜时代的证据。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铃首剑[商]
　　剑首作圆球形镂孔铃，铃内置活动小球，剑柄扁平，上并排2个条形穿孔，剑身较短，有脊，末端为锥形。滕州前掌大遗址是黄淮地区一处非常重要的商周方国遗址，墓葬中的随葬品丰富精美，出士了大量青铜器和玉器。这把短剑明显带有北方游牧草原的特色，说明当时的鲁西南地区与外界亦存在交流与沟通。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亚醜钺(II)[商]
　　方内，弧刃，双穿，两肩有棱，钺身透雕人面纹，人面五官微突出，双目圆睁，嘴角上扬，作龇牙状。因其口部两侧对称地铭有“亚醜”二字，故得名“亚醜钺”。此钺出土于青州苏埠屯1号墓，该墓建在高地上，南北长15米，东西宽10.7米。深8.25米，4条墓道，墓内用木板构筑成“亚“字形椁室，殉人和人牲达到惊人的48人。而对比河南安阳著名的股坡妇好墓，仅仅只有5.6×4米，深7.5米，且无墓道，殉人16人。《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商代时，在今潍坊和淄博之间的青州地带，当存在一个重要的与东方之象征“青州”有关的方国。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错金银铜杖首[战国]
　　一龙曲腹卧于銎上，通体错金银，口吞一回首鸟形兽形成钩部，另有一鸟作回首状，立于龙身上，一龙形兽蜷曲盘绕堆附于鸟背上，器下部为圆形銎，通体镶嵌金银纹饰。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铜方豆[战国]
　　柄部为虎状兽，卷鼻，张口露牙，吐舌，前足握两龙首，龙身缠绕与盘相连，后足踏五龙，均盘卧在地，仰首张口。浅盘作方圆形莲花状，口沿外翻呈镂空莲花瓣。复杂的设计和精良的技术，反应了齐国较高的青铜铸造技木。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俾侯于鲁 炜炜煌煌”展厅
　　第四单元“俾侯于鲁 炜炜煌煌”，古代山东有着丰富的封国文化和当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本单元并将近年出土、以及山东省内各文博机构所藏汉代以后的历代精品文物涵括在内，从中折射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山东古代文明的独特贡献。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三足支架[东汉]
　　支架造型奇特，三腿作竹節状，腿部中央有合页可折叠，腿的上端和下端分别有龙头装饰，足部为马蹄状。三支架的顶部是半圆形，如倒扣的莲花，顶部是一动物，似熊。该文物的具体功用，原被定为熏炉支架，尚不知上部如何承接熏炉，从其中一腿上部残留的钩状物来看，当用于悬挂，或为衣服熏香时所用的支架。该支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龙、竹和马蹄的组合，对于理解龙马组合的起源、竹龙互化传说，乃至亚欧大陆同类器的传播等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龙首柄玉斗[西汉]
　　青白玉，玉斗为碗形，短柄作昂首龙头状，整玉雕刻而成。玉斗和龙的结合，寓意北斗七星化作一条青龙。汉代亦有将北斗表现为竹節状，竹和龙之间亦可以互化，表明斗、龙和竹特殊的象征关系。层山汉墓为南北排列的两个石椁墓，推断为西汉时期的诸侯国墓葬。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玉雕翼虎[汉]
　　通体乳白色，呈飞奔状。翼虎头部阔圆，宽鼻，双耳竖起，双目用细阴线刻“臣”字型眼，虎身部位雕一对卷起的羽翼。是比较少见的汉代动物类圆雕。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龙凤纹贯耳宝月瓶[唐]
　　波斯风格瓷质盛器。器身施黄釉，瓶身两面饰有龙凤图案，四周葡萄纹环绕，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反映了初唐时期波斯与中国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景德镇窑影青釉划花葵口渣斗[宋]
　　白胎，影青釉，圈足外撇，腹部饰双钩花卉纹。渣斗是盛装肉骨鱼刺的用具，在晋代开始使用。影青釉由于其釉色介于青白之间，加之瓷胎极薄，花纹迎光照射，内外皆可映见，因此被称为“影青釉”。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矩形五钮龙纹铜镜[1][西汉]
　　国家一级文物—矩形五钮龙纹铜镜，该文物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为极其罕见的矩形，也是目前我国出土铜镜中最大的一面。自1980年出土以来，该文物就很少公开展出。
　　铜镜背面主体饰浅浮雕龙纹图案，花纹凸起0.1厘米，四周边缘饰半圆形连弧纹，在铜镜背面的四角和中间有五个环形弦纹钮。由于铜镜体量巨大，使用时需要用镜框、柱子和底座加以支撑。近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墓亦出土了一件五钮大方镜和配套的木制部件，复原后的状态，也为这件龙纹铜镜的使用方法提供了参考。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云龙纹铜镜[明]
　　圆形，山形钮，宽平素缘。钮右浮雕五爪云龙，飞龙四周祥云环绕，其下装饰海水波浪作为地纹。钮左侧一长方形框内有篆书铭文“洪武六年五月日造”。这是极其珍贵的明初有纪年铜镜，纹饰精美，体现了明初铜镜制造的皇家气度。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白玉圭[明初]
　　通体乳白，唯下端泛浅灰色。出士时置于漆盒内，所用玉料为上乘和田玉，乃皇家禮器。洪武三年（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大封诸王，初生才一两个月的朱檀被封为鲁王，封地山东兖州。洪武十八年（1385年），15岁的鲁王就藩，却因痴迷长生不老之术吞食丹药导致中毒，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年仅19岁而亡，又恼又悲的朱元璋给其恶谥—荒，因此朱檀号鲁荒王。朱檀墓于 1970年被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描金云龙纹白玉佩[明初]
　　由珩、瑀、琚、玉花、滴、璜及玉珠等以丝线穿连而成，所有玉片正面均浅刻云龙纹并描金。玉佩一般成对挂在革带两侧，脚步移动时，冲牙、二滴与璜即会碰撞发出声响。按照古禮，正常的声音当缓急有度，轻重得当；节奏杂乱，则被认为失禮。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青花玉壶春瓶[元]
　　元代玉壶春瓶的典型器形，造型清秀瘦长，敞口，细长颈，溜肩，鼓腹下垂，圈足外撇，露胎处有火石红。使用国产青花料，发色较暗，青中带灰，有结晶斑点。玉壶春瓶最早出现于宋代，由唐代寺院里的净水瓶演变而来，乃装酒的实用器，后逐渐演变为观赏性陈设瓷。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高山仰止 登泰观海”展厅
　　第五单元“高山仰止 登泰观海”，本单元主要展示汉代孔庙相关碑刻、明清以来孔子相关绘画和孔庙所存与祭孔相关的文物，从中可窥见孔子在古代各个时期所受到的无限推崇。“登泰观海”包含了与山东相关的另外两个重要文化现象，即祭祀泰山文化和蓬莱神仙文化。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衍圣公牙牌[明]
　　牙牌之制始于明代，又名朝参牌。为保障皇宫的安全，所有在京官员均佩带腰牌参加朝会，无牌者不得进入宫禁。此牌为衍圣公驻京期间的凭执之物，正面刻“衍圣公”三字，背面刻“朝参官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与借与者罪同，出京不用”，侧面刻“文字柒百柒拾叁号”，为文官“文”字序列。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清同治孔宪培夫妇诰封[清]
　　诰封，指古代帝王经由请命对官员及其先代、妻室授予爵号或称号。这是清同治四年（1865）九月二十八日赠孔祥珂之曾祖父扎宪陪光禄大夫的诰封。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缠枝宝相花掐丝珐琅鹤足炉[清]
　　炉铜胎镀金，由清御府所赐。回首双龙形耳，寰底，鹤形足。镂空鹭鸶莲花纹盖，盘龙纹钮，器身以掐丝珐琅蓝釉为地，饰缠枝宝相花、梅花鹿等纹。鹭鸶莲花纹寓“一路连升”之意，鹤鹿纹寓意为“六合同春”。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奉天诰命盒[清]
　　木雕鎏金，中为竖方蓝匾，上书满汉双语“奉天诰命”。整体由底座、内盒、外盖三部分组成。底部为须弥座式，其上饰有卷云纹。正面有五龙，两侧与后面四龙，共九龙。此盒技艺精湛，装饰繁缛，富丽堂皇，专为保存皇帝圣旨之用，不仅是孔府与朝廷保持密切联系的佐证，也是中国古代皇家仪范和气度的象征。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大晟钟[宋]
　　大晟钟是北宋徽宗年间制定、推行大晟新乐时期设计、铸制的固定音高青铜打击乐器。此件文物为目前现存大晟钟中尺寸较大者。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都城东京（开封）被金兵攻占，北宋灭亡，大晟乐府的乐器也被洗劫一空，从而散落四方。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商周十供(1)
　　“商周十供”是清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到曲阜祭祀孔子时，作为祭祀孔子的祭器御赐孔府的。在此次祭孔典禮中，乾隆皇帝看到孔庙中所陈祭祀禮器多为汉代所造，不足以彰显孔子的“帝师”身份，特令将内府所藏10年商周青铜器颁赐给曲阜孔庙。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八卦纹鎏金铜编钟[清]
　　清康熙五十八年，此组编钟颁赐孔庙，用于中和韶乐之演奏。包括十六枚鎏金铜钟，每件编钟上分别铸有“黄钟”“大吕”“太簇”等律制名称及“康熙五十二年制”的铭款。钟钮呈双龙形，钟体饰有八卦云龙纹，底部装饰满月图案。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圣迹图》(2)删述六经[明]
　　明彩绘《孔子圣迹图》由三十六幅精细的画作组成。此图集主要依据《史记·孔子世家》，同时融合《论语》及《孔子家语》等经典，向世人展现孔子的嘉言懿行。画中所描绘的服饰、器物、山水与人物表现了明代绘画的风格，也再现了孔子生平的重要时刻。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古代思想家》邮票中的孔子
　　邮票画面集中描绘了孔子的面部神态，他五官端庄，双目凝视，门牙略凸，生动地揭示了这位思想家运用自己智慧进行思考的精神境界，使抽象的思维过程形象化，突出了他兼容并蓄的气度和东方哲人的典型之美，具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量。孔子不仅为人师表，而且做过官，故戴冠，表现了人物的另一个侧面。这是新中国邮票上唯一的头戴冠冕的孔子像。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孔子讲学图[明]
　　此绢本设色作品细绘了孔子在山林瀑布间的讲学情景。孔子，头戴禮冠，着大袖宽衣，手执如意，怀搅凭几，端坐在松杏树下的平石上。直面的一弟子拱手，恭敬聆听；其左侧则有三弟子侍立，身姿各异。画面下方，另有十六名弟子沿着蜿蜒的山道而上，三两交谈。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孔庙、孔府、孔林》邮票中的孔子行教像
　　《孔庙孔府孔林》邮票图案运用孔子《论语》中的经典语句作衬托，表现了其对后世的影响力。“孔庙”主图为孔庙大成殿，背景为孔子画像。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孔子燕居像[明]
　　此幅绢本设色描绘了孔子燕居在家的画像。《论透•迷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意思是孔于闲居在家衣冠齐整，容貌和舒。画中礼子衣冠整洁、神态和悦，这是广为流传的孔子形象。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邮票
　　《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小型张图案为“孔子像”，设计者以唐代吴道子所绘孔子形像为基础，综合孔府收藏的历代所绘孔子像设计而成，图中孔子慈眉善目、神采奕奕、一副万世师表的风貌。边饰图案为古代学校的教学内容中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孔子、颜回、曾参三圣图轴(3)[明]
　　绢本水墨人物，图绘孔子，顏子和曾子三圣人，孔子居中，颜回、曾参侍立两旁，三人均长衣大袖，衣纹衣褶书小楷，文为半部《论语》，背景绘松树。孔子弟子以孔子为“宗”，最早的儒家学派便是由孔门师徒所组成的儒者群体。
　　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弟子众多，他们之间是一种“拟血缘亲”的关系。颜子、曾子是最具代表性的孔子弟子，被后世分别尊称为“复圣”和“宗圣”。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中国古代书法—隶书》邮票中的乙瑛碑
　　邮票画面中的《乙瑛碑》，工整匀适，组织严密，是十分成熟的标准汉代八分隶书，笔法粗细统一，方正凝重，结构十分注意，扁方整齐，法度严谨，秀逸清丽，蚕头雁尾，最能代表汉代书法的特征，世人称之为“汉隶之最”。此碑是汉碑中的“庙堂”书法代表，风格端庄、雍容、典雅，展现出了当时官方正统的审美风尚。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乙瑛碑拓片[东汉]
　　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卒史碑”。内容为鲁国国相乙瑛请求为孔子设置守庙百石卒史的奏文和赞辞。碑文18行，满行40字。结字端庄厚重，是汉隶鼎盛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具有极高的书法价值。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中国古代书法—篆书》邮票中的秦·泰山刻石
　　“泰山石刻”又称“封泰山碑”，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巡泰山，行封禅之礼，丞相李斯等臣子为歌颂他统一中国的丰功而刻的石碑。“泰山刻石”的书法，历代被奉为小篆“碑祖”，相传为丞相李斯手书。从书法角度讲，它的字形长方，方格占满；笔画圆转流畅，用力匀和；空间分布均匀，字形飘逸，笔势生动；通篇排列整齐，气势磅礴，显示出一种“画如铁石，字若飞动”的韵律美。
　　“泰山刻石”是泰山最早的刻石，分为两部分：前半部系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所刻，共144字；后半部为秦二世胡亥即位第一年（公元前209年）刻制，共78字。刻石四面广狭不等，刻字22行，每行12字，共222字。两刻辞均为李斯所书。现仅存秦二世诏书10个残字，又称“泰山十字”。邮票图案上展示的12个小篆字，选自秦二世胡亥追加在始皇刻石上的诏书。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秦泰山刻石明代拓本[明]
　　《泰山刻石》原刻石总共222字，原石高约1.6米，四面均有刻词，其中的三面是赞颂秦始皇的功绩，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另外一面是秦二世的诏书，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本拓片为清乾隆年间“二十九字本”与“十字本”合装本。泰山刻石拓片存世量极少，“二十九字本”更是极为罕见。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登泰观海碑”拓片
 　　“登泰观海”四字，由谢东山题写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谢东山，四川射洪县人，嘉靖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山东巡抚。“登泰观海”，可谓是极好地概括了海岱文化的特征，既包括泰山文化，又包括海洋文化。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寿山石八仙[清]
　　这组摆件采用上乘寿山石。设色巧雕，惟妙惟肖，搭配黑木底座，色调温润。根据寿山石的形状、色彩和纹理等特点进行构思，八仙姿态各异，各执法器，造型传神。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青花釉里红八仙图瓷温酒壶[清]
 　　青花釉里红八仙图瓷温酒壶（养和堂制款），器整体造型呈葫芦形，由两部分组成，上部盛酒，下部注热水温酒，用以长酌。两截相合，恰为一整体，设计新颖巧妙，别具风格。里白釉，外部通体青花釉里红装饰，以釉里红河水为底衬，上绘青花八仙人物纹饰。底落“养和堂制”青花楷书款。“养和堂制”款为清代雍正、乾隆、道光年间景德镇官窑瓷器的堂名款。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称工北朝 东方微笑”展厅
　　第六单元“称工北朝 东方微笑”，本单元主要展示山东地区技术精湛的古代宗教艺术和相关文物，以及部分世俗造像。本单元展品以具有代表性的青州龙兴寺、博兴龙华寺出土北朝至隋唐佛教造像为主，兼及其他地区零星发现的佛像，以及部分宗教文物和世俗造像。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彩绘石雕佛立像
　　北魏后期至隋初，是社会极度动荡的时代，但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加之民众出于心灵慰藉的需要，也是佛教与佛教造像艺术大兴的一段时期－山东多个地区发现的佛教造像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独树一帜，其中以青州龙兴寺窑藏发现的大多带有迷人微笑的数百尊佛像之艺术成就为最。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抱兔石人、吹萧石人[东汉]
　　此抱兔石人和吹箫石人，动作自然生动，表情丰富，衣纹刻画细腻，是极其少见的汉代石刻人像精品。东汉有许多耳朵异常高耸的石雕人物像，如郯城出土的东汉抱兔石人与吹箫石人，根据着装以及足底踩神兽的规制来看，其身份并不普通。汉乐府《长歌行》：“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可见，在汉地，耳朵高耸这个特征早就被赋予了通仙属性。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葫芦形水晶舍利瓶[北宋]
　　天然水晶雕琢而成。状似束腰葫芦盖顶有宝珠，下呈覆钵体，硕腹，底部渐内收。舍利瓶是用来盛装佛舍利的容器，一般用金银、水晶和玻璃等珍贵材料制作而成。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青釉胡人抱囊瓶[唐]
　　器身施青釉，人物高鼻深目，盘膝而坐，长发披肩，怀抱一巨大皮囊，为典型的胡人形象。唐人小说中多记有西域胡人善饮，在唐人眼中，波斯等胡人多有宝物且善饮酒。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图画天地 碑传千古”展厅
　　第七单元“图画天地 碑传千古”，本单元主要展示山东汉画像石艺术和汉碑艺术。作为中国古代儒学中心的山东，也是目前现存汉代碑刻数量最多的地区。“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从秦至西汉时期的刻石，到东汉中后期汉碑的成熟，这一过程反映的是汉字隶变后在碑刻上体现出的制度化、仪式化的结果，从而构成了东汉中晚期记事颂德之禮仪文化的核心内容。而鲁西南的济宁市，作为孔孟之乡，有“天下汉碑半济宁”之称，说明东汉儒学曾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现藏1500余张汉代画像石和汉碑拓片，此次特精选部分藏品，并结合山东各地文博机构收藏的拓片精品，单独开辟8号展厅，既作为“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特展的第七单元，又构成一个内容相对独立的展览。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方花纹画像石拓片[东汉]
　　两块原石当出自墓顶位置，画面乃用剔地平面线刻技法刻莲花，莲瓣上刻井字纹，莲瓣间刻鱼。此莲花纹饰实际就是柿蒂纹，李零先生据战国铜镜铭文考订知其名日“方花”，即象征四方方位之花，是时人宇宙观的体现。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瑞兽车马出行画像石拓片[东汉]
　　画中心是雷公的车驾，前有三龙拉车，车后有一串雷鼓，有一人正在奋力击鼓，上下左右还有数人骑龙，驾龙车、鱼车等。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汉画像石》邮票
　　汉画是中国汉代时期众多艺术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艺术，它所涵盖的内容主要是两部分：一为画绘，如壁画、帛画、漆画、色油画、各种器绘等；二为浮雕，如画像石、画像砖、画像镜、瓦当等及其拓片。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武氏祠拓片[东汉]
　　《汉画像石》邮票中《荆轲刺秦王图》，画师捕捉住了剑击中铜柱的那个瞬间，以铜柱底部为中心，人物呈放射状向四方运动，活泼泼地展现出了在生与死、追与逃、止与行矛盾中最激烈的一刹那。特别是画师采用艺术夸张，让剑穿透铜柱，让掌握着强权的秦王和官员乱作一团，让秦舞阳惊慌伏地战栗畏缩，既衬托出了荆轲的勇敢无畏，也是这一历史瞬间的形象总结，独具匠心，十分精彩。画面采用平面浮雕的手法，突出人物形态，用阴刻线刻画衣纹和五官，用刀简洁明快，造型粗犷古拙，气势炽烈，体现了力和气质的美。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武氏祠拓片[东汉]
　　画像石是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因主要流行于两汉时期，所以常称为汉画像石。作为我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汉画像石具有质朴、深沉的民族本土艺术特色，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而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是中国汉代画像石艺术的杰出代表。武氏墓群石刻，是东汉时期保存下来的最完整、最典型的一组石刻画像建筑群。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中国古代书法—隶书》邮票中的张迁碑
　　邮票画面中的《张迁碑》，书法造型古朴奇崛，字体朴厚劲秀，方整中多有变化，气韵高古雄强，如同汉碑中的力士虎贲。碑分阳阴两面，碑阳方整，线条坚折如铁，力能扛鼎；整体造型貌似笨拙，但平而不板，秀润暗蕴。碑阴稍柔，亦绵里裹铁，柔中带刚，尤为雄健酣畅。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张迁碑拓片[东汉]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张迁碑字体端直朴茂，雄强遒劲，自明代出土以来，便被奉为珍品，成为古今临摹的范本。原碑现藏泰山岱庙碑廊。张迁自古城（今山东平阴西南东阿镇）长升为荡阴（今河南荡阴县）令后，其故吏韦萌41人捐资为表彰其政纪而立此功德碑。碑文一半的文字是追述张迁祖系功德的，甚至上溯到西周宣王时代。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张猛龙碑拓片[北魏]
　　张猛龙碑，石质，碑身呈长方形，浮雕蟠螭碑首，额刻正书魏体'魏鲁郡太守张府君请颂之碑”，26行，行46字。张猛龙，曾任鲁郡太守，为表彰其兴办学校、护庙之功，特立此碑。此碑书法字体严谨而又富于变化，用笔方整而又毫无拘谨板滞之感。古人评其“正法虬已开欧虞之门户”，被世人誉为“魏碑第一”。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莱子侯刻石拓片[新莽]
　　西汉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刻，隶书。刻7行，每行5字，计35字。内容是：“始建国天奉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绪子良等用百余人，后子孙勿坏败。”这件刻石书法是隶书成熟之前的作品，显示了汉字演变的轨迹，被郭沫若先生称之为“从篆到隶过渡的里程碑”。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瑞兽羽人画像石[东汉]
　　高浮雕技法，表现羽人、翼虎、群龙翻卷飞舞的场面，造型生动活泼，刻画极其细腻，是画像石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互动体验区域
　　“图画天地 碑传千古”展厅设置了先进的互动体验区域，观众只要站在展厅中一台电视的正前方，手持手电筒对着屏幕上的画像转动，被手电筒照到的部分就会变成一段彩色动画，非常有趣。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纪念展展厅内
　　“中国新民：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纪念展”展出梁启超自作诗文手稿、个人影像、主编的《时务报》等114件展品，讲述他在政治、学术舞台为中国的现代转型做出的重要贡献。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纪念展展厅内
　　展览以“中国新民”为题，一方面因其为梁启超的自号，另一方面也能彰显梁启超在中国现代民族和现代国家建设历程中的奠基之功，纪念梁启超诞辰150周年。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纪念展展厅内
　　展厅内，梁启超生前所用笔、墨、条屏等文房器具，以及牌匾、老照片等展品展出，还原了他曾经的治学场景。梁启超兴办的报刊、与亲朋往来的信札、出版的书籍也悉数亮相，展现他“去塞求通”的思想。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谢磊明、方介堪、徐无闻篆刻艺术展
　　“铁笔丹华谢磊明、方介堪、徐无闻篆刻艺术展”展出谢磊明、方介堪、徐无闻三位先生大量篆刻原作、印蜕印谱以及相关书画、信札、手稿、器物等文献，展现三代人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学风。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谢磊明、方介堪、徐无闻篆刻艺术展
　　展览以三位先生为中心，讲述二十世纪文人交往史的一个重要段落，也呈现滋养、提升他们篆刻技艺的种种艺术和学术养料，借助作品向观众讲述篆刻之道的相关知识，也藉此向保存金石、护持文物、研究印学、传播艺术、热衷教育的杰出学人和优秀传统致以由衷敬意。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
　　“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通过展出130余位有重要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的清华学人手札，让观者穿越百年时空，能够近距离欣赏、品味大师们的手泽，从而感悟前辈学人的情怀与境界，唤起后辈学子对学术的向往，以及对前贤的景仰与怀念。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
　　在清华大学百余年办学历程中，名师荟萃、名家辈出。“尺素”虽小，然则小中见大。在这纤薄的纸张里，在这或工整或飘逸的墨迹中，若隐若现、呼之欲出的是隐藏在背后的一位又一位有个性、有喜怒、有情怀的人，是在“正襟危坐”的传记和正史中难得见到的另一种细微的丰满和真实。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出光华记展厅内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艺术设计高等院校，开创并书写了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史的重要篇章。1999年并入清华大学，改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为了铭记“光华路”的历史，清华大学将穿越美术学院的大路冠名为“光华路”，以昭示“中工不朽，光华永存”。袁运甫先生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甫创时期的第一批教师，为新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出光华记展厅内
　　今年时逢袁运甫先生诞辰90周年，又恰逢1983年入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四位艺术家—于会见、马泉、张大力、袁加入学40周年，他们在大学时代曾聆听袁运甫先生教诲，现在已经走出了各自的艺术道路，并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彰显了以袁运甫先生为代表的“大美术”观，以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育人理念与教育成就。“出光华记：袁运甫艺术教育思想暨于会见、马泉、张大力、袁加作品展”，纪念袁运甫先生，并展示其学生的艺术风采。


另注：
　　1.标注(I)-(II)为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中的两件，其余八件分别为红陶兽形壶、颂簋、鲁国大玉璧、‌《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甲骨文、东平汉墓壁画、九旒冕和郑燮双松图轴；
　　2.标注[1]为国家文物局发布《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中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均为国家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可谓是珍宝中的珍宝；
　　3.标注(1)-(3)为出现在《国家宝藏》第三季中的商周十供和《三圣像》，以及2020新春特别节目《“黄河之水天上来”国宝音乐会》中的明版彩绘孔子圣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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