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的故事之九——“官员朋友”伍杰雷群明

2024-05-26 14:09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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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的故事之九
——“官员朋友”伍杰
【6月30日，收到伍杰同志的儿子发来的消息，告诉我伍杰同志于下午3点因病去世了。我心中说不出的悲痛，怅然久之，不知如何是好。
自从2020年他的新书《历代精美短文选》出版之后，一直听不到他的声音，打电话过去，他的孩子总是说，他正在睡觉，我就猜想他的病情一定比较重，不然不会不接我的电话的。因此，心里早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应该说已经做好了他走的心理准备。但是，当这个不幸真的成了事实时，仍然觉得是一次不堪承受的打击。
我与伍杰同志介于师友之间，承蒙他不弃，由工作联系进而成为“朋友”，维持了大半辈子。手头留有他的不少照片和他签赠我的著作。我有点高攀，把他视作“官员朋友”，曾经写了一篇《“官员朋友”伍杰》，收在上海作协准备为80岁以上的“老作家”而出的《师友与我素描》一书中，但是因为尚在排队，不知道何时可以出版，现在拿来，作为对他去世的悼念。因为文字比较多，朋友圈不能一次发出，遂分上下两篇。】
按：网管说本文有敏感词，我找不出来，只能删留一个标题，发两组照片作为纪念。不知是谁之耻辱！
“官员朋友”伍杰
我这个人不善交际，又有点耿直，被人目为“清高”，生活在等级社会里，却信奉“对上不谄，对下不骄”，希望“人人平等”。对于那些摆架子的人，总是敬而远之，对于那些能够平等待人的“官员朋友”则倍感亲切。我一生接触过不少领导人，多数是不冷不热，公事公办的面孔，少数是

“一阔脸就变”的官僚，像伍杰同志这样不因地位差别而能平等待人的领导比较少见。我一直把他看作是能够持续交往的少数“官员朋友”之一。
伍杰同志当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干部局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书评学会会长，《中国图书评论》编委会主任，《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续修四库全书》工委会副主任等官职。同时，他又是一个1985年就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山路崎岖》，散文集《点翠集》、《芦苇集》、《溪流》、《花为媒》、《伍杰散文集——追寻》，中篇小说《金色的种子》，纪实文学《巨译的诞生》以及《中国古代编辑家小传》、《作嫁琐议》、《我的书评观与书评》、《精神阅读》等，主编有编辑教学丛书、国际意识丛书、《书评精选评析》（与人合编）、《书评三十家》（与人合编）、《严复书评》等。其著作之丰富与多样，在同级领导干部中是不多见的。
......
我最初认识伍杰是1986年7月。那时，我刚提副总编不久，去长沙参加一个出版内刊的会议。3日晚上，伍杰来宾馆看望代表，知道我是湖南人，不免多寒暄了几句,可以说是“乡谊”使我们拉上了关系。当年9月，我去天津参加“全国部分省市信息座谈会”，20日的开幕式上，伍杰作为领导作了主题报告。“一回生，二回熟”，当天晚上9点多，我就去找他谈。他很客气，一谈就谈到11点左右，我才告辞出来。他的热情、没有架子和坦诚，给我留下了好感，也是我们以后交往比较多的基础。
这以后，除了在广州、昆明、新疆等几次全国性的书评学会会议得以见面交谈，得到他的指点外，电话、通信联络也比较经常。在新疆召开的那次全国书评会上，我还得以与他和他夫人一起到交河故城去怀了一次古。那次还有王建辉、王一方在，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因为大家都是湖南人，我戏称为“书评湘军”。
他对学林社和上海编辑学会的工作一直非常关心和支持。我们社在北京参加的书展，只要我在，他总会到展台上来转转，给予指导；我们社在北京举行的《实用中国养生全书》和“中华传统文化观止丛书”的新书发布会，他都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并且热情发言给予肯定和支持；学林社10周年和15周年纪念活动时，他还亲笔题词予以鼓励。特别是当学林遇到暂时困难时，他更是十分关心，尽力帮我们解决。1987年，当我们1986年接受的一本自费书稿《世界工商企业大辞典》出版遭到新闻出版署的“查处”时，是他和刘杲等其他领导同志共同努力，终于使得问题得以圆满解决。1989年在查处协作出版的高潮中，我社有几本书遭到查禁，我在巨大的压力下，于9月8日给他写了一封信，既算申辩，也算求援。他收到信后，没有回信，但是在电话中宽慰我，要我正确对待，不要消极，不要背包袱，要吸取教训，继续做好工作。这是我当时能够挺过来的“动力”之一。

老照片的故事之九——“官员朋友”伍杰雷群明

老照片的故事之九——“官员朋友”伍杰雷群明

老照片的故事之九——“官员朋友”伍杰雷群明

照片1、2、3：伍杰在家里（1986、1992、2018）

老照片的故事之九——“官员朋友”伍杰雷群明

照片4：伍杰与夫人在家里（2018）

老照片的故事之九——“官员朋友”伍杰雷群明

照片5：伍杰在电视台谈《蒲松龄全集》

老照片的故事之九——“官员朋友”伍杰雷群明

照片6：伍杰著作《巨译的诞生》书中与作者、出版者的合影

老照片的故事之九——“官员朋友”伍杰雷群明

照片7：1986年，伍杰与陈丕显、王子野在学林社的赠书仪式上

老照片的故事之九——“官员朋友”伍杰雷群明

照片8：伍杰与杨牧之、霍宝珍、雷群明

老照片的故事之九——“官员朋友”伍杰雷群明

照片9：“书评湘军”在交河故城。右起：我、王建辉、伍杰、王一方、伍杰夫人
1996年，他还帮助我策划了在中央电视台谈自费出版的节目，1999年，又帮我在北京电视二台组织了一场谈《蒲松龄全集》出版的节目，他与李希凡、马振方还应邀作为嘉宾参加座谈，为我社这套书作了很好的宣传。1997年以后一段时间，我实际主持上海市编辑学会的日常工作并且主编《编辑学刊》，他也是积极的支持者之一。2000年，《编辑学刊》搞一个新千年的专辑，我请他撰稿，他于1月4日很快写了短文《做好桥梁》寄来，给了本刊比较高的评价和期望。
199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接受了我的小书《微型书论》，我于8月5日在电话中请求他为之作序，他也很痛快地答应并且在28日就将序寄来了。在序中，他对我和小书都给了较高的评价，使我感到惭愧。
我到韬奋纪念馆工作以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工作。为了纪念2005年韬奋诞生110周年，我请他写文章，他很快写了《走韬奋之路》寄来，他还应我的要求，让中国版协送给韬奋纪念馆一套韬奋出版奖的奖章等材料供我们展出之用。
为什么有些领导同志离开秘书就不能过日子，而他在做好领导工作的同时，还能够看那么多的书，写那么多的文章？1992年，我为《解放日报》采写他而写的《“读书就是工作”》中，他曾经透露了若干“秘密”：
“我读书大体上是三个字：宽、专、深。宽，是用来看‘闲书’的，没有计划，没有明确的目的，只是随便翻翻。我读小说，读散文，读唐诗，读武侠小说之类，都是如此。宽泛地博览，没有‘功利’目的。这样的读书是一种享受，同时，也是积累知识的过程。专，就是围绕自己的写作计划来读书。譬如我写《中国古代编辑家小传》一书时，便系统地看二十五史和其他有关的专业书。这种读书，计划性强，针对性也强，不管喜欢与否都要硬着头皮看下去，有时看看就喜欢了。深，是为写书评而读书。书评所评的书涉及面很广，有的我懂一点，有的则不大懂或不全懂，为了评好，就要认真读，认真想，一目十行不行，否则很难写出有质量的书评来。我评《五千年演义》、《一个“助产士”的手记》等，都是如此。最近，我想评一下《香港概论》这本书，已经看了三遍，但还觉得没把握，还要看。只有这样，才能评得深刻，评到点子上。”说到这里，他指了一下沙发上的公文包说：“这本书我随身带着，有空就拿出来读。”
“我这个人，‘文革’中有时间没有书读，现在有书读却很少时间了。唯一的办法是挤。我没有其他的嗜好，不看电影，不看电视，也不爱旅游，就爱读书写作。为了书，我把一切都搭进去了。我觉得，对个人来说，时间有限，生命有限，只能择己爱者而为之。工作再忙，只要愿挤，总可挤出时间来的。”
2018年，我与韬奋纪念馆的同志去北京给一批名人拍照，也少不了找他。他已经快90高龄了，但是仍然笔耕不辍，签名送了我一本新著《悠悠修典路——我与“中华大典”的情缘》。同时，他与我说起，想结合自己几十年的读书经验，给中国的小青年编选一本短小精美的古文选。我回沪不久，收到他的来信，信中说：“我计划中的小书，印了个目录，有后面两张是样子，请您过目，看这样是否可以。我们两个完全可以完成，不必求别人了。”他一共列了150多篇短文，取了个书名叫“桃花源记”。
收到他的信和目录后，我试着与学林出版社联系，很快得到尹利欣总编辑的认可，同意接受列选，并且找了一位资深朋友盛巽昌帮助做一些整理工作，指定了王婷玉做责任编辑。在他们的努力下，本书终于在2020年伍杰同志90周岁时得以出版。
伍杰为此书写了一个简短的序——《主题简说》：
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文章浩如烟海，像一座美丽璀璨的大花园，满园鲜花。我走进花园，凭自己的喜爱，采摘了几朵花———选择了一百多篇短文，既为自己念读，也为供读者赏析。我选这些文章，有自己的思考和原则：长短尽量是千字以内，内容力求精练秀美融于情、理、知之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各类文章，多为历来人们所传诵，有流传价值，故谓之精美短文。所见极狭，请读者与方家点拨。如此以求。
著名的出版家、评论家俞晓群同志写了一篇情文并茂的序言，指出本书“正是伍先生站在编辑工作的角度，对于古文精品的思考、欣赏、筛选和推荐，字里

行间，细微之处，都体现着他坦荡的胸怀与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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