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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古镇的梦》赏析

2017-03-28 08:3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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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古镇的梦》赏析


这首诗是诗人的一首“回忆江南僻地典型小镇的想象之作”，再现了诗人当年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时的所见所感，织进了诗人回忆的片断，同时又经过了诗人巧妙的想象，体现了诗人冷静、隽永的艺术风格。​

古镇的梦

小镇上有两种声音
一样的寂寥：
白天是算命锣，
夜里是梆子。

敲不破别人的梦，
做着梦似的
瞎子在街上走，
一步又一步。
他知道哪一块石头低，
哪一块石头高，
哪一家姑娘有多大年纪。

敲沉了别人的梦，
做着梦似的
更夫在街上走，
一步又一步。
他知道哪一块石头低，
哪一块石头高，
哪一家门户关得最严密。

“三
更了，你听哪，
毛儿的爸爸，
这小子吵得人睡不成觉，
老在梦里哭，
明天替他算算命吧？”

是深夜，
又是清冷的下午：
敲梆的过桥，
敲锣的又过桥，
不断的是桥下流水的声音。

《古镇的梦》是诗人卞之琳创作的一首新诗，收录在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汉园集》中。这首诗是诗人的一首“回忆江南僻地典型小镇的想象之作”（《雕虫纪历·自序》），它既生动地再现了诗人当年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时的所见所感，织进了诗人回忆的片断，同时又经过了诗人巧妙的想象，体现了诗人冷静、隽永的艺术风格。

这首诗艺术上有两个特点。一是意象的的撷取；二是氛围的创造。

如果说，中国诗坛上的现代派强调以意象来表达情感，那么这就是一首相当有代表性的“意象抒情诗”。意象乃是意与象的紧密结合而隐意于象，象以寄意。《古镇的梦》有别于西方意象繁复的诗作，而着意继承中国古典诗歌意象运用的优秀传统，象的择选服从意的表达。象少而精，意深而远。诗人从古镇的众生相中捕捉到了瞎子与更夫这两种类型，借以概括阴惨的社会环境与苦难的人生命运，借以抒发作者的极其痛楚的悲剧情感。应该说，诗人择取了那个特殊环境里的特殊人物来作为抒情寄意的依托，让读者从客观化了的情境中来领悟旧中国土地上普遍存在着的悲剧情状，显示了诗人技艺的高超：在他们身上，凝结着世世代代中国下层劳动者的痛苦与悲哀，寄托着一个古老民族的生民要改变自己悲剧命运的冀望与向往。

既然意象抒情诗是通过意象来完成抒情使命，那就必然有别于诗人情感的直抒与对现实的浅直的描画，而执意于意象空间的创造。这意象形成的空间，即人们经常运用的传统的审美观念——意境。所谓意境，实乃意象构成之境。卞之琳曾说他喜欢表现“意境”，这首诗可以说是从实践上很好地印证了他的美学追求。诗人巧妙地利用了瞎子的算命锣与更夫的梆子这两种声音的传导，来创造悲剧艺术的氛围：古镇上，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都一样的寂寥，一样的清冷，一样的凄凉。听着这悲凉的声音，一种空灵寂寞之感会在人们心头上油然而生：在这可怜的生存空间里，中国平民百姓的生活方式是多么的贫瘠、封闭、空虚、愚昧。诗的第四节，还刻意地添入一个病儿母亲的话，“三更了，你听哪，/毛儿的爸爸，/这小子吵得人睡不成觉，/老在梦里哭，/明天替他算算命吧？”更加重了古镇的悲剧气氛：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人们都不得不听从凄苦命运的播弄。人们虽说确确实实生活在现实之中，但却始终摆脱不了如在凄迷的梦寐里面浮沉的感觉。结尾一句“不断的是桥下流水的声音”，用活泼动听的流水声来反衬人生的沉滞孤寂，更令人感慨无穷。

卞之琳（1910.12.8－2000.12.2），生于江苏海门汤家镇，祖籍南京市溧水区，诗人（“汉园三诗人”之一）、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曾用笔名季陵、薛林等。

抗战期间在各地任教，曾是徐志摩和胡适的学生。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了很大贡献。诗《断章》是他不朽的代表作。对莎士比亚很有研究，西语教授，并且在现代诗坛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和现代派的代表诗人。

卞之琳1929年毕业于上海浦东中学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就读，接近英国浪漫派、法国象征派诗歌，新诗创作。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就学期间曾师从徐志摩，深受赏识，徐志摩不仅将卞之琳的诗歌在其编辑的《诗刊》上发表，还请沈从文先生写题记。因为这段经历，卞之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卞之琳于20世纪30年代出现于诗坛，曾经受过'新月派'的影响，但他更醉心于法国象征派，并且善于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诗精巧玲珑，联想丰富，跳跃性强，尤其注意理智化、戏剧化和哲理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的内容并进一步挖掘出常人意料不到的深刻内涵，诗意大多偏于晦涩深曲，冷僻奇兀，耐人寻味。

卞之琳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49－1952），中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二级）享受终身制待遇；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外国文学评议组成员；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现任顾问；曾作客英国牛津（1947年－1949年）。抗日战争初年曾访问延安从事临时性教学工作、并访问太行山区前方、随军；回西南大后方后在昆明西南联大，任讲师，副教授，定级教授，1946复员至天津南开大学任职一年。

卞之琳苦恋的对象是张充和。1933年，卞之琳虚岁23，夏天在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秋天认识了来北大中文系念书的张充和。因为张充和，卞之琳诗创作也发生了很有意味的变化。当 初闻一多先生曾经当面夸他在年轻人中间不写情诗，他自己也说一向怕写私生活，“正如我 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激情，我在私生活中越是触及内心的痛痒处，越 是不想写诗来抒发。事实上我当时逐渐扩大了的私人交游中，在这方面也没有感到过这种触 动。”“但是后来，在1933年初秋，例外也来了。”——他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坦言 ——“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 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 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 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 。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但事情并不到《无题》诗时期为止，“这番私生活以后 还有几年的折腾长梦”。说得更郑重一些，这其实是一个人一生中刻骨铭心的经验和记忆。 其中不乏一些感情的细节，如《无题三》所写——

我在门荐上不忘记细心的踩踩，

不带路上的尘土来糟蹋你房间

以感谢你必用渗墨纸轻轻的掩一下

叫字泪不玷污你写给我的信面。

门荐有悲哀的印痕，渗墨纸也有，

我明白海水洗得尽人间的烟火。

白手绢至少可以包一些珊瑚吧，

你却更爱它月台上绿旗后的挥舞。

香港的张曼仪女士是卞之琳研究专家，她编选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一书附有《 卞之琳年表简编》，极其简单的年表，许多事情只能略而不记，却特别在意地记下了与张充和相关的“细小”信息，如1933年的初识；如1936年10月，回老家江苏海门办完母亲丧事， “离乡往苏州探望张充和”；如1937年，“3月到5月间作《无题》诗5首”，又，“在杭州把本年所作诗18首加上先两年各一道编成《装饰集》，题献给张充和，手抄一册，本拟交戴 望舒的新诗社出版，未果，后收入《十年诗草》。”如1943年，“寒假前往重庆探访张充和 ”，其时距初识已经10年。年表虽然是张曼仪所编，这些事情却一定是卞之琳讲出来并且愿意郑重编入年表中的。1955年，卞之琳45岁，10月1日与青林结婚。

14岁第一次买了一本冰心的诗集《繁星》，从此对新诗发生兴趣。1929年毕业于上海市浦东中学，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1930年开始写诗，此后不断发表新诗和翻译文章。1933年出版诗集《三秋草》。1935年出版《鱼目集》。1936年与李广田、何其芳合出《汉园集》，因此三人又被合称为汉园三诗人。

抗日战争时期，卞之琳先后在四川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38－1939年去延安和太行山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访问，并一度任教于鲁迅艺术文学院。此行促成他创作诗集《慰劳信集》与报告文学集《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作品歌颂了抗日战士和群众，记叙了抗日根据地部队的生活。1940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2年《十年诗草》出版。1946年到南开大学任教。次年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赴牛津从事研究。
1947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做研究员。

1949年回到北京，先后任职于北京大学、北大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等机构，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评论和翻译。1951年出版诗集《翻一个浪头》。1979年出版自选诗集《雕虫纪历1930～1958》。1949年起，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64年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W.莎士比亚等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研究，着译有《莎士比亚悲剧论痕》、《英国诗选》等。此外还出版诗论集《人与诗：忆旧说新》。

卞之琳原受“新月派”的影响，但其很快就走向了现代诗风。其前期诗作，内容多写下层社会生活，并探索宇宙与人生哲理。卞之琳以“我”为主，将传统的“意境”与西方的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的“戏剧性处境”融汇在一起，并且将传统的“含蓄”与西方的“重暗示性”和“亲切感”融汇在一起，形成了“平淡中出奇”，“用冷淡掩深挚，从玩笑出辛酸”的特殊风格。他的诗显示出一种着意克制感情的自我表现，追求思辨美的“非个性”倾向的特色。在语言上，他则追求在口语基础上实现欧化词汇、句法与中国文言词汇、句法的杂糅。另外，他的诗由于重意象创造而省略联络，因而诗意大多晦涩。

卞之琳的新诗广泛地从中国古诗和西方现代派诗吸取营养，自成一格，充满智慧的闪光和哲理的趣味，是30年代中国文坛“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抗日战争期间曾前往延安和太行山区访问，诗风有所转变，歌唱人民的战斗生活。诗作讲究音节的整饬，追求文字的奇巧，表现出当时青年知识份子对现实的不满与思考。

诗人主张“未经过艺术过程者不能成为艺术品，我们相信内容与外形不可分离”。卞之琳创作态度严谨，孜孜不倦地探索“艺术过程”中的转化与表现，即使对新诗的外部形式也刻意追求变化和创新，更不用说在诗的意象、内容方面。有些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并成为海外学者专题研究的物件。在半个多世纪中，诗人坚持不懈地进行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成功地实验和引进了西方多种现代诗歌形式，对中国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景观，有着很大的启蒙意义和重要的贡献，并取得了相当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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