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诗派是1926年至30年代初常在《晨报·诗镌》和《新月》诗刊发表诗作风格相似的作家群。1926年春徐闻在《北京晨报》创办《诗镌》，使新月诗派成为颇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其成员来自1923年成立的“新月社”、1921年成立的“清华文学社”。刊物有1928年春创办的《新月》月刊，1923年创办的《诗刊》季刊。代表及主要诗人有徐志摩、孙大雨、闻一多、梁实秋、朱湘、饶孟侃、刘梦苇、邵洵美、陈梦家、林徵因、卞之淋等。
新月派是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
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新月诗派的形成
“新月”二字出于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1926年4月到6月，徐志摩与闻一多、饶孟侃等人编辑北平《晨报》副刊《诗镌》，撰稿人有刘梦苇，于赓虞，蹇先艾等，共出刊11期。他们倡导新格律诗，探讨新诗的音节与格律。1927年，徐志摩与胡适、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沅、邵洵美、张禹九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1928年8月，徐志摩等人又创办综合性的《新月》月刊，该刊也发表新诗。
1931年1月，徐志摩、邵洵美、陈梦家创办《诗刊》季刊，共出4期。同年9月，陈梦家编辑的《新月诗选》出版。他从《晨报诗镌》、《新月》、《诗刊》，以及《死水》、《志摩的诗》等专集中，选录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朱湘、孙大雨、陈梦家、邵洵美、方令孺、林徽音、方玮德、卞之琳、沈从文、刘梦苇、朱大枬、杨子惠、梁镇、俞大纲、沈祖牟等18位诗人的诗作80首，反映出他们共同的思想和艺术倾向。后人称这些诗人为新月诗派，并以《新月》月刊的创刊为标志，将新月诗派分为前期与后期。
新月诗派形成的标志当是1926年4月1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等以清华文学社同仁为主干创刊的《晨报·诗镌》，此后又以《新月》为集结，延续到30年代初的《诗刊》，走过了它的前期发展阶段。从30年代初到抗战爆发，以新月新人为主体，以较为松散的形式形成了新月的后期阶段。但是，在论述新月诗派时，人们往往将诗派形成前后及其发展的不同时期的诗学观念及其创作上的特征一起进行论述，导致了对这一诗派特征认识的歧异，有人认为，在《诗镌》创刊的前后新月诗人大都完成了新的美学观念的转换，也正是这变化了的美学新景观构成了前期新月诗派的标志性特征。
前期理论
前期的新月诗派，对随口曲式的自由诗不满，反对没有遮拦地放纵思想情感，主张文艺创作要有节制。他们探索适于表现精神的“象样的诗式”，以“要求投胎的思想的灵魂”，“构造适当的躯壳”为自己的责任（徐志摩《诗刊弁言》）。他们与“五四”时期废除诗律的呼声相反，认为格律对于创作不是一种束缚，而是表现的利器。他们要求“创格”,去发现新格式和新音节，提倡新诗的格律化。闻一多在《诗的格律》里提出：诗是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
“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他们放弃了旧诗格律，努力输入和试验西洋律诗，较多地受到了英国浪漫派诗歌的影响。他们尝试的格律诗，大都有韵，讲究词藻，形式整饬，被人称做是方块诗或豆腐干体。诗歌题材比较广泛，也不乏爱国精神和民主精神的作品。他们强调诗歌艺术，对初期的新诗存在的浅露粗疏的弊病作了一定的矫正。但是，新月诗派对于诗歌形式的过分追求，产生了形式主义的流弊。徐志摩在《诗刊放假》里谈到，他们已经发现了标榜“格律”的可怕的流弊：
“谁都会运用白话，谁都会切豆腐似的切齐字句，谁都能似是而非的安排音节--但是诗，它连影儿都还没有跟你见面！”新月诗派的后期，形式主义的流弊更为严重，艺术上的精雕细琢，掩饰不了内容的苍白无力。他们标榜“健康”与“尊严”，主张文学要表现“人性”，与当时正在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相对抗。
新月诗派是以创作的实践来展示他们的美学追求的，比较而言，在理论上贫弱一些，但是，新月依然有其明显的理论探讨，就前期而言，一方面是以闻一多、饶孟侃为主要代表的格律理论的倡导，另一方面是以徐志摩、梁实秋为主要代表的一般文学理论的铺垫。新月诗人在流派形成前后诗美观念的转化，也集中地从这两方面展示出来。
徐志摩在类似宣言的《诗镌·诗刊弁言》中大体吐露了新月同仁的共同主张：一是关于新诗的创格，即各种新格式和新音节的发现；二是强调艺术创作中的人工的重要。如果说徐文开宗明义尚不清楚的话，那么其他诗人则都明确标举对格律的追求了。饶孟侃、闻一多先后在《诗镌》上发表的《新诗的音节》、《诗的格律》等文章，在理论上也都对格律进行了讨论。朱湘认为：新诗应当特别用力在音乐与外形两者之上，而且只有这样，新诗的兴盛才有希望。1931年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中依然认为“格律的谨严”是他们一致的追求。
闻一多等人的格律理论虽然在具体的格式主张中并不一致，但是，有两点是基本相同的，一是与先天的才分相比照，他们都强调了后天的苦学、训练和勤奋；二是，他们对节奏、音节、格式的要求都是以“和谐”、“均齐”、“调和”、“整齐”等作为美学原则的。
在《诗镌》时期，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诗艺阐述中更多的是强调格律的重要和艺术生成过程中后天勤力的作用，而在《诗镌》创刊前四天的同一份副刊上，后来成为新月文学理论家的梁实秋发表了《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在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进行全面的抨击的同时，举起了“理性”的大旗。这篇文章实在可以看成是前期新月诗派理论的先导。
后期理论
后期新月异于前期新月的显着特征我们可以概括为两个方向的新变，一是向外的意识的扩张，主要指的是部分新月诗人跳出前期坚执的小我，显示出了走向时代、社会的新倾向，集中表现在他们生活视野的扩大和作品题材的拓展；二是向内朝着更为隐幽的意识领域的开掘，显示了同世界性的现代主义思潮的接合。与前期新月比较，第一方面是在题材上的突进，第二方面是在艺术上的创新，而正是第二方面，构成了新月诗派后期的显著的具有流派性质的特征。
生活视野的扩大和题材领域的拓展，有着时代浪潮声声催迫的外在因素，也有新月诗人人生观念的内在要求，30年代民族危亡的关头，任何一个中国诗人都不可能依旧栖息于艺术的塔尖。徐志摩这样景仰：“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的眼前展开，有声色与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这里我们看出徐志摩的新追求；诗人朱湘也写了《关外的来风》、《国魂》等对祖国和民族命运表示关怀的诗；1932年初，诗人陈梦家走向抗日的前线，后有《铁马集》问世，其中部分诗作不仅显示了意识的扩大也有着风格的转换。
1932年9月，叶公超接编《新月》，从此，《新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西方现代诗艺的翻译、介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叶公超的指导和关心下，英国现代派大师T·S·艾略特的理论和作品成为介绍的重点。
1928年徐志摩在欧游途中与旅居法国的梁宗岱结识并相约为《新月》杂志撰写关于象征派诗人瓦雷里的文章；而我们在全部新月杂志上找不到梁氏介绍象征主义的文章，倒是在1931年4月出版的《诗刊》第二期有了梁氏的《论诗》的长文赫然在目，这是因为此时新月才有了介绍现代主义诗艺的要求和时机。加之其他新月诗人的译介，形成了对30年代中国诗坛的一股巨大的现代主义冲击波并导致了新月诗派美学风格的嬗变和艺术表现的置换。卞之琳后来说：叶公超接编《新月》后，使刊物的面貌大为改变，“《新月》派正统诗”的格局被打破，实际上即是指新月诗前后期的变异。
后期新月诗的现代主义追求中，叶公超在组织译介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梁宗岱致力于西方现代主义诗艺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整合；孙大雨、卞之琳、邵洵美、曹葆华等则以创作实绩为诗坛增光添色。
在3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中，后期新月以其独异显示特色，与以戴望舒代表的现代派诗比较，如果说戴望舒的诗是“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田园乡愁是其诗学的主题；那么，后期新月现代诗则明显有着更多的现代意识的含量；戴望舒是以自由体的格式并以内在情绪的节奏冲破新月诗格律的壁垒，后期新月现代诗则既融汇法国象征诗艺的精髓仍然注重诗的语言音节的安排和音乐性；主智诗的特色应当是新月现代主义对中国现代派诗的独到贡献，戴望舒直到3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这方面的探索。新月现代主义对中国都市诗潮也有其不可忽略的开拓，与《现代》诗群的都市诗相比，新月的都市诗更接近世界性的现代诗的前卫诗潮，城市的现代性在被诅咒中得以展现并上升到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思考，《现代》诗群更多取法新意象派运动，而且只是袭取了它的外衣，骨子里仍是传统的意境。
新月诗派的现代主义乐章参与了整个3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大合奏，而且它那富有特色的音调为30年代诗坛添色不少。
新月诗派与新月社
新月社不是一个纯文学社团，它是1923年至1924年间，一批归国的英美留学生，在聚餐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人团体。新月诗派则是一个纯文学流派。它是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期，一批志趣相投的青年诗人以闻一多和徐志摩为核心，先后以《晨报诗镌》《新月》月刊和《诗刊》为阵地，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新诗创作团体。
新月诗派与新月社的联系主要在于相似的精神文化资源和价值取向，他们大都又留学英美的文化背景，美英近现代文化是他们共同的外来精神资源。
新月社是现代中国第一个追求绅士文化趣味的自由主义文人团体，新月诗派则是现代中国第一个具有绅士文化倾向的自由主义文学流派。
他们的价值取向是非平民化的。
他们都追求远离生存竞争的超逸和灵性。
新月诗派是由新月派派生出来的，同新月派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新月派是一个涉及学术、思想、文艺和个领域的派别。新月派因新月社而得名。新月社成立于是923年，是一个具有社交性质的文化团体，组织涣散，参加者都是北京的上层人士，除文人、政客、军官外，还有银行家、交际花等。主要成员有徐志摩、陈西、胡适等。后逐渐开始从事文学活动。
前期新月派活动的主要内容是编辑、出版《诗镌》1926.4.1徐主编《晨报·副刊》，经刘梦苇建议，闻一多、饶孟侃、朱汀、朱大丹等响应而创办《晨报副刊·诗诗镌》，每周一期，”专载创作的新诗与关于诗或诗学批语及研究文章，“开创了新月诗派。《诗镌》的编者和主要作者都是新月派成员
后期新月派：
1927年春，部分成员重聚于上海，胡适、邵洵美、徐等筹备新月书店。
1928.3作、闻、饶等办《新月》月刊（综合性刊物，至1933.6《新月的态度》，标榜“超然”，倡导“人性论”、“天才论”。）
在京的成员大都分散，后期主要由一些留学欧美以及深受西欧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组成。
1931.1徐创办《诗刊》（季刊），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加入。1931.11徐遇难，《诗刊》由邵洵美接编，出至四期停刊。
陈梦家从《晨报·诗》、《诗新月》、《诗刊》上挑选徐、闻、饶、孙大雨、朱汀、邵、方令孺、林徽因、陈梦家、方玮德、梁镇、卞、俞大纲、沈祖牟、沈从文、杨世恩、朱大丹、刘梦苇等18位诗人共80首新诗，辑为《新月诗选》。
1933.6,新月社无形解体，新月诗派也随之衰落。
由于新月诗派政治背景和艺术上的复杂性，曾被斥为“反动的逆流”，但事实上，他们是自由资产阶级诗派，不参与政治活动，像徐后期在个别诗文中流露出对马义、工农革命的敌对情绪，但他对国的统治也很不满，他拒绝在国政府里任职，边国普通党员也不是。闻一爱国情感显然同新月派许多成员格格格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