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孔子著《春秋》一字褒贬，微言大义，是“独尊儒术”后才开始流行的谬赞，其实，按孔子当时所处的境遇，他或许是怕说多了挨“诸子百家”的骂。孔子自愿“入”君子与小人、善与恶……之“世”，当然见过太多别人之间的矛盾和所有人的自相矛盾，然而孔子提倡以中庸面对这一切，最是不愿意与别人发生现实矛盾的……
晋·杜预《左传序》：“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说明所谓“一字”，是指对事评价极少，必要的叙述还是有的。只是这“一字”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其实没人说的清楚，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那些善于领会的信众而言，只要有足够的唯唯诺诺，就足以证明其“一字”的言简意赅和威力。总之，《春秋》采用编年体是最合适的，即使像记个流水账，据说也能“一字”定乾坤，让信众们“泾清渭浊”了呢！
后来在汉代“独尊儒术”的历史文化趋势和条件下，儒家终于可以走出“一字”的困境，从那时起，他们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再也不是什么难事，于是有了司马迁的纪传体写史方法。这体例，显然可以承载比孔子写《春秋》对历史更多的评价，但正是这种作法，为后世留下“只要有话语权就可以任意褒贬人事”的恶习！
诸葛亮《出师表》里有“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的句子，其中透露出到了东汉末年，朝廷之中褒贬之风已经泛滥到与人事升迁、惩罚挂起钩来了的地步。
到了《晋书·阮籍传》，则有“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的句子了，可见历史到了一定时候，终于有人意识到这种恶习的有害，于是由“竹林七贤”之一阮籍这种放浪形骸的人身上表现出来，这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只是我们由“竹林七贤”的下场可知，阮籍这种表现在这场儒家文化盛宴中并吃不开！
到了宋代司马光，虽想纠正纪传体写史留下的积弊，可是那几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体制，很难更改，他所能做的努力，便是再用编年体去写《资治通鉴》，以尽量表现出“论事不论人”的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