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瓢”的文化意蕴简论
2011-06-18 17:56阅读：
“瓢”的文化意蕴简论
(本文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1年第6期）
瓢，作为古典诗文中较为普遍的意象之一，有其丰富的文化意蕴。
关于瓢，李时珍大家赞赏：“窃谓壶匏之属，既可烹晒，又可为器。大者可为瓮盎，小者可为瓢樽，为舟可以浮水，为笙可以奏乐，肤瓤可以养豕，犀瓣可以浇烛，其利溥矣。”①作为一种极其普通的草本植物匏瓜成熟时的果实，瓢的“出身背景”属于地道的草根阶层，而且瓢具有超强的实用和审美价值：瓢富含矿物质，具有清热安神的保健之效，普通人家可将其作为蔬菜加以食用；匏瓜一般是棚架式种植，藤叶茂盛，可遮阳纳凉、美化庭院；在古代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的背景之下，瓢又可被改造成容器、饮器和乐器之类的家用或者审美用具。瓢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使其深得人们尤其是底层人民的青睐，为其文化意蕴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瓢的文化意蕴与酒文化关系密切。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社会的酒文化源远流长，久负盛名，从这种文化之中可以清晰地窥见古代知识分子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实际上，古人不仅对酒的酿制品味颇为考究，而且对酒器酒具的选择也是非常严格的，在这种情境下，瓢作为一种重要的酒器毋庸置疑地成为酒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呼我升上席，陈觯发瓢壶”（鲍照《拟古》）、“下瓢酌颍水，舞鹤来伊川”（李白《赠嵩山焦炼师》）、“感此劝一觞，愿君覆瓢壶”（李白《春日陪杨江宁及诸官宴北湖感古作》）、“瓢弃尊无绿，炉存火似红”（杜甫《对雪》）、“感此劝一觞，愿君覆瓢壶”（元结《石鱼湖上醉歌并序》）、“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许浑《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苏轼《汲江煎茶》）等等都是以“瓢“入诗的名句。由此可见，有酒盈瓢必然是古时文人墨客表情抒怀的常态，而且大都借瓢来营造一种清寒拙朴之境，从而表达一种淡泊超然或苦闷失意的独特心境，这说明瓢已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存在于迁客骚人的生活和思想之中。在士人们心中，瓢壶可谓酒的理想归宿，只有一瓢水酒方能承载丰富的生命体验。
这里，有必要思考一下瓢与樽的区别。从功用上看，两者的用途是相同的，而细心揣摩大量的诗词章句就会发现，相对而言，两者呈现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属性，前者更素朴化、脱俗化，后者更富态化、贵族化，如“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何如此溪翁，饮瓢亦自足？”（白居易《宿溪翁时初除郎官赴朝》）、“独有故人愁欲死，晚檐疏雨动空瓢”（赵嘏《薛廷范从事自宣城至因赠》）、“悬瓢木叶上，风吹何历历”（刘希夷《秋日题汝阳潭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将进酒》）、“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江淹《望荆山》）、“樽酒未空欢未尽，舞腰歌袖莫辞劳”（白居易《江楼宴别》）、“赵瑟凤凰柱，吴醥金罍樽”（吴均《酬别江主簿屯骑》）等。究其原因，与两者的构造背景有直接关系，一为混然天成的造化之物，一为鬼斧神工的人工作品，霄壤之别。当然也有“瓢樽”连用的，如“山寒归路晚，相与尽瓢樽”（陆游《访隐者》）、“遥知临竹户，相对引瓢樽”（苏辙《将归二首》）等，此种语境之下诗境一般都倚重于“瓢”字的文化属性。
瓢起初仅出现于山野村夫的日常生活之中，后来逐渐受到隐士、僧侣和道人等特殊社会群体的青睐。瓢和隐士的渊源应该始于知名隐士许由，汉代蔡邕曾记载：“尧时许由隐居箕山，常以手捧水而饮。人见其无器，以一瓢遗之。由饮毕，以瓢挂树。风吹树动，历历有声，由以为烦扰，遂取瓢弃之。”②虽然许由弃瓢而去，但是此后便有了以“弃瓢”为隐居之意的典实，用“箕瓢”表达隐居思静和清高自守之意，甚至用“瓢”来代指隐居生活，如 “弃瓢林下风生树，洗耳溪边水漾湾”（刘训《许由隐居》）、“弃瓢岩畔中宵月，千古空闻属许由”（胡曾《咏史诗·箕山》）、“弃瓢巢父固云稀，解印陶潜未是非。”（陈著《次韵黄子羽七十自叹》）、“高掛风瓢濯汉滨，土阶三尺愧清尘”（罗隐《许由庙》）、“刀耕火种从兹始，雨笠风瓢便有餘”（虞集《仙游道士余岫云为从珠溪余隐士求得华山下黄茅冈一曲规作丹室喜而赋之》）、“调高非郢雪，思静碍箕瓢”（李咸用《览文僧卷》）、“一瓢挂树傲时代，五柳种门吟落晖”（徐寅《闲》）……
孔尚任在《桃花扇·入道》中有云：“外扮张薇瓢冠衲衣，持拂上。”其中的“瓢冠”即指瓜瓢形的僧帽，其时僧帽材质虽不一定为瓢，却也说明其构造灵感源于瓢。沈德符在《野获编·释道·僧慧秀》说道：“未几，吴转江右兵使出山，慧秀，遂弃瓢笠称山人，茹荤娶妇。”文中的“瓢笠”就是僧人云游时随身携带的瓢勺和斗笠，可见，僧人外出时重要的随身行李之一就是瓢了，又如“今朝瓢笠游方外，旧处烟霞失主人”（白玉蟾《赠坦菴告别》）等。更有甚者，以瓢贮诗，“诗瓢”一词就是明证。《唐诗纪事·唐球》：“球居蜀之味江山，方外之士也。为诗捻藳为圆，纳入大瓢中。后卧病，投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没，得者方知吾苦心尔。’至新渠，有识者曰：‘ 唐山人瓢也。’”后人便用“诗瓢”指贮放诗稿的器具。如：“诗瓢淅沥风前树，雪在深村月在梅”（袁桷《送吴成季五绝》之四），“且挂诗瓢学许由，北邻看竹东邻酒”（陈与郊《义犬》第一出）；“晨窥粟瓮思僮减，岁验诗瓢喜橐增”（周亮工《丁亥除夕独宿邵武城楼永夜不寐成诗四章》之二）。
在古代社会，无论是清心寡欲的僧侣，还是遁山逸林的隐者，大都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大都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图伟愿，只是事与愿违，世事沧桑，人生失意，“天地闭，贤人隐，”他们便选择了一条特殊的人生道路——遁迹山林，清静无为，尽管生存环境远离了世俗喧嚣，但是实际上仍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自己的生命追求，捍卫自己的人生信仰，如阮瑀《隐士》所言：“四皓南隐岳，老莱窜河滨。颜回乐陋巷，许由安贱贫。伯夷饿首阳，天下归其仁。何患处贫苦，但当守明真。”物以人传，因为和研佛修道之人相伴，瓢便添了几分佛道禅心、傲然世俗的文化意味。例如“三径与嚣远，一瓢常自怡”（钱起《山园栖隐》）、“三尺鲈鱼真好脍，一瓢春酒宜闲饮”（胡仔《满江红》）、“钟鼎无心时节异，山林有味簟瓢足”（李洪《满江红》）、“静扫瓢泉竹树阴，且凭随缘过”（辛弃疾《卜算子闻李正之茶马讣音》）、“暑际直当磐石坐，渴来自引悬瓢掬”（刘子寰《满江红》）……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庄子所说的一段文字：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③
惠子认为瓠果无用，是据其心智得出的一己之见，世间万物皆有其本性，以世俗之观审视必然失之偏颇。若能“随心所欲”，洒脱旷达，以之为舟便可“浮于江湖”，岂不快意人生！
“瓢”最普遍的的文化意蕴是指一种简陋素朴的生活方式之中蕴含的安贫乐道的生命理念。这一意蕴极可能源于孔子弟子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④颜回素以苦修德行著称，他严格按照孔子关于“仁”、“礼”的要求，“敏于事而慎于言”，故孔子常称赞颜回具有君子四德，即强于行义，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治身，因而其成为后世知识分子顶礼膜拜的“精神偶像”。同时，后代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政治需要，对孔子的这一得意门生大加宣扬，加封谥号。自汉代起，颜回就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祭孔独以颜回配享，唐太宗尊之为“先师”，唐玄宗尊之为“兖公”，宋真宗加封为“兖国公”，元文宗又尊为“兖国复圣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复圣”，山东曲阜还有“复圣庙”……颜回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瓢”这一文化意蕴的独尊地位，箪食瓢饮这种清寒穷困的生活方式成为后代人们修心养性必然而理想的选择，诸多作品直接用“瓢箪”代指安贫乐道之意，用“箪瓢士“指安贫乐道的贤士，如：“好彼蓬枢，甘此瓢箪”（曹植《大司马曹休诔》）、“冬无緼褐，夏渴瓢箪”（陶渊明《祭从弟敬远文》）、“笔砚莫抛留压案，箪瓢从陋也销钱”（白居易《送刘五司马赴任硖州兼寄崔使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