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要抵达的地方
2023-04-06 23:37阅读：
每一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所有的新事物都能编织出新的故事，旧事物也得以在新时代的语境中被赋予新的意义。人性在新故事里会有新的样貌和不一样的呈现。如此，文学作品得以永久传承。
基于以上思考，就有了对小雯短篇小说的一些想法，或印象。
《脸面》写世俗的重男轻女，这种传统思想意识不但给“我”的青少年时代留下阴影，也全方位地影响了“我”现在的日常生活。而作为家庭中女性成员，为了跳出原生家庭的樊篱，“我”用多年辛苦工作的积蓄买了一个小居室，准备在生活上与父母兄弟姐妹割离。然而，眼见一切准备就绪，这个家庭却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我”的泥水匠父亲因为常年饮酒，在一次工作中突发脑溢血。而更为致命的是，在这样一个以“男儿”为中心的家庭中，“我”的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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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宋体'>——这个承担着家族“传宗接代”的命脉——在幼儿园失踪了。眼见这个家庭从物质到精神全方位塌陷，“我”只好卖掉了小居室，继续用自己的金钱、时间、精力来帮扶这个家。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小说截取了城市底层生活的一个横切面，逼真并立体地再现了普通市民的生存状态：忙碌，杂乱，泥沙俱下，五味杂陈。小说对城市底层采用一种混杂式的直接呈现，一股炙热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表现手法。一个成熟的作家，可以凭借自身的文学功力，把一个故事写得生动深刻，意义丰满，但他可能无法把生活写到如此淋漓尽致，纤毫毕现。也就是说，由于生活经验所限，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能描摹出如此细腻、逼真的“在场”感。这使我想起当年针对韩寒《三重门》引发的争议。争议自然是各有道理，但我只是想说，《三重门》具备了使人沉浸有如身临其境的“在场”感，这可能是一个年长的成熟作家无法达到的，因为他的书写是站在现在的时间节点上回溯久远的过去，他对当年学生时代的生活实际上已“不在场”。而《脸面》具备了这样一种“在场感”。这种“在场感”本身就有着不同凡响的感染力。
如果说，《脸面》呈现的是世俗百味，那么，《缆绳》的话题则是关于故乡和爱情。
大城市富有却寒冷，家乡贫穷却温暖。知道家乡渔港有了全新的建设规划后，在大城市里拼搏无果的叶城动了回乡创业的心，女朋友章索索却不愿意随从（且二人也并非同一个故乡），双方陷入情感与现实的拉扯中。文章最后给了一个开放式结尾，章索索在叶城的口袋里留下了一把可以继续交流的钥匙，使叶城对恋人和家乡拥有了同样的信心。
在我看来，《缆绳》是一篇还没有完成的小说。为什么说“没有完成”呢？我觉得一篇小说好比一个人，每个人都具足眼、耳、鼻、舌、身、意，犹如小说必须要有文字、素材、故事、情节、人物、立意，这是小说的规定性。离开了这些规定性，小说写作无从说起。一篇小说的好与不好，取决于作者对这些基本元素的把握、调度和运用，所以，“把握、调度和运用”则是写作的随机性。作家在规定性中写作，让各种基本元素相互作用，密切协调，完成其最佳状态下的随机性发挥，于是这一作品也就完成了由其“所指”到其“能指”的全部过程。再回到比喻本身，无论是人还是作品，其是否出色，不会因为他（她）具足人或作品的基本元素（规定性），而一定是他（她）做到了使各个基本元素（或个别元素）得到了最佳状态的利用和发挥，赋予了个体（作品或人）优异的品质。《缆绳》写爱情和乡恋，在许多同类题材中，如何深度挖掘，写出新意和特点，才是衡量一篇小说是否“真正完成”的关键。
同类的故事总体上说或许大同小异，但因为每个故事的人物是特定的，所以每一个故事便千差万别，千姿百态。小说人物要有异质性，正如王安忆所说：“小说有机会在现实常态中表现异质人物，也就是这些异质性才使得小说所以是小说，而不是生活。”小雯的小说《绝活》中的主人公李三胜，就是个具有“异质性”的人物。
《绝活》描述了农村人在面对新农村建设改造时所产生的微妙的心理变化。早年在外创业的成功人士吴良回到家乡云知村，在投资家乡建设时遇到一个患有先天性癫痫病的无赖村民李三胜。李三胜是一个有着人格缺陷的病人，他向来以自己可随时发作的癫痫病为武器在村里撒泼耍赖，以牟取各项蝇头小利，且屡屡得逞。趁云知村改造之际，李三胜使用惯用伎俩想谋取更多的土地赔偿金，在村民以及村书记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下，李三胜最终假戏真做，吊死在吴良老宅。虽说李三胜是死于自己的突发疾病，但村里人因私心使然所做出的言行举止未免不是李三胜死亡的助力。
“绝活”是个意味深长的标题，与这篇小说一样，有张力，且具多义性。
常理是生活本来的面目，而“违反常理”则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中短篇小说，往往是从常理出发，走向“违反常理”，而最终抵达对于人性的观察和洞见。
我想说的是，无论小说叙述何种话题，话题本身不应该是它要抵达的地方，而只是作家借以审视人性的一个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