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味道（1）｜王国平
2023-06-07 21:46阅读：
辑一｜汪氏画像
“外号大王”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汪曾祺呢，给人取外号。
有时估摸着是信手而为的，让笔下的人物自报家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完毕。心情不错，再派发一个外号，“买一赠一”。
也就是说，这些外号是不承担多少功能的。
有时可能让人物亮了相，也画了像，顺着思路，要安排他干点什么或者想点什么，但往前走着走着，感觉还是有个缺项：怎么回事？落了点什么东西回头，呀！原来忘了送你一个外号！于是就开动脑筋，拟了起来。
这就多少有所指了。
有时就是手痒痒，一个接一个地派发，停不住，就像在路上走，遇见发广告传单的，抓起一把往你手上扔，劈头盖脸，猝不及防。
这就完全是刻意为之了。
黄涛著《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有这么一个观点，说绰号是一种游戏性称谓，别人能在这种游戏性行为中获得快乐和便利。相对于大名和小名，绰号有更多的戏谑、讥讽和挖苦的成分。
当时在杨红莉的《民间生活的审美言说——汪曾祺小说文体论》中读到这个转引过来的观点，有些愣了。说取绰号是个“游戏性行为”是很准确的，但绰号的成分更多的就是“戏谑、讥讽和挖苦”？
我怎么感觉取外号更多的是好玩，逗人一乐、开心一刻呢？
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取外号的。给人取外号要看人，要有特点，有个性。当然，憎恨在心，借由一个外号来出口恶气、排排毒,也有不少。但有时取外号纯属正向娱乐，践行积极的“游戏精神”,而且有偏好，只送给关系好的、有交情的。
翻查《现代汉语词典》，先确定“绰号”即“外号”。
再找“外号”条目，释义是：“人的本名以外，别人根据他的特征给他另起的名字，大都含有亲昵、憎恶或开玩笑的意味。”
压了压惊。
亲近腻乎的口语化表达，嘲弄宣泄的载体，逗个乐子罢了，三个态度三分外号之天下。
既有褒的，也有贬的，还有中性的。
我想，只有把这些搞明白了，才能拥有正确、科学的“外号观”。
事实上，取外号是个技术活，是有套路的。通读汪曾祺的文字，感觉这个人是“外号店铺”的大掌柜。店铺里的货品虽然多而杂，但自有规律可循。
汪氏取外号秘笈第一招：由姓氏出发,再往前引申，以更接地气、更形象、更有识别度为目标。
《寂寞和温暖》，小说写了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这里的工人有个风气，“爱给干部和科研人员起外号”。年轻的技术员叫王作祜，特殊年代，这个人喜欢上纲上线，善于把小事往大事上折腾，“引经据典，慷慨激昂”。一个老木匠看不下去了，说：“王作祜咋唬点啥咧？”于是“王作祜”生生被“王咋唬”顶替了。
除了谐音，还有字形。比如同是这个农科所，沈沅是新来的女同志，享用的外号则是“沈三元”。这外号不仅是把“沅”拆分了，还有“连中三元”之意。
《非往事·鞋底》，有个读小学二年级的八岁孩子，姓萨，整座楼的孩子都叫他“萨其马”。
由“萨”而“萨其马”，落在零食上，符合孩子的心理与心智。
《故乡的食物》，写到“蒌蒿”，说小学有个同班同学，姓吕，“我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蒌蒿薹子’”。《小学同学》中再次提及，“真对不起，我把我的这位同学的名字忘了，现在只能称他为蒌蒿薹子”。
他也解释了，当年“蒌”的读音是“吕”,现在则改为“楼”音了。由“吕”而“蒌蒿薹子”,属于“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但赢得了趣味。
汪氏取外号秘笈第二招：将姓氏与个人特质相融，包括地域、习惯、性情、德行等，创造“姓氏＋”模式。
《故里三陈·陈小手》，一个男人，产科医生，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要细嫩柔软，故名“陈小手”。
《唐门三杰》，唐杰球是个“闹儿”，最爱起哄架秧子，人称“唐混球”。
《徙》，说东街有个老中医，满脸的红记，一年多半穿着紫红色哆啰呢夹袍，黑羽纱马褂，说话是个囔鼻儿，浑身发出樟木气味，好像才从樟木箱子里拿出来，“此人外号李花脸”。
又说有个初级中学，数学教员讲代数、几何，从来没有把一本书讲完过，大概后半本他自己也不甚了了，于是就领受了一个“杨半本”的外号。
——想起胡适，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人称善作半卷书。
《卖眼镜的宝应人》，这个卖眼镜的，宝应人，姓王。不知是哪位开了头，叫他“王宝应”，都觉得比较贴切，于是就叫开了，背后叫，当面也不避讳。时间的力量、习惯的力量太强大了，“以至王宝应也觉得自己本来就叫王宝应”。
——顺道说一句。王宝应不仅卖眼镜。有次拿来三个翡翠表拴，让在保全堂店堂里聊天的闲人赏眼。一个玩家掏出放大镜，把三个表拴挨个看了，说：“东西是好东西。”汪曾祺随手赐给这位玩家一个外号，“大高眼”。
《我的小学》，汪曾祺说自己在县立第五小学的图画老师姓王，有一个口头语，“譬如”。学生就顺势给老师取了个外号，“王譬如”。
——还得插播一下。我是在一个乡镇上读的初中，英语老师姓蔡，实在对不住，真名给忘了。她的口头语是“下面”，使用频率很高。
汪曾祺的《桥边小说三篇·茶干》专写经营酱园店的连老板，这个人把口头语“的时候”广为用之，“我的时候”“他的时候”“麦子的时候”“豆子的时候”“猫的时候”“狗的时候”有点不太讲究语法，“他说话本来就慢，加了许多‘的时候’，就更慢了。如果把他说的‘的时候’都删去，他每天至少要少说四分之一的字”。
我的这位蔡老师，在对口头语的青睐上跟连老板有得一拼。记得同学中有好事者算过，一节课45分钟下来，她说“下面”有300多次。于是“蔡下面”这个外号喊开了。后来又有捣蛋鬼特别强调“蔡下面”应该是“菜下面”，这就有了画面感：那时的早饭，往往就是一碗清汤面，漂着几片青菜叶，大不了卧着一枚鸡蛋。
有次蔡老师上课，连续说了几句“下面”,自己把自己惹笑了，实在憋不住,等情绪安顿下来，用方言跟大家交心：“同学们，对不起哈，额也不晓得为么事个么喜欢话‘下面’，好了好了，不笑了，下面——”
汪氏取外号秘笈第三招：以职业为底色，巧用借代修辞手法，兼顾“异秉”。
《锁匠之死》，这个锁匠姓王，一般称他为王锁匠，或者锁匠小王。本名就丢了。
《老鲁》:“护国路有所大洋楼，黄铜窗槛绿绒帘子，颤呀颤的沙发椅子,住了一个‘扁担’。这扁担挑了二十年，忽然时来运转发了一笔横财。”
《八千岁》，说八千岁家隔壁的住户姓赵，人称赵厨房，“不叫赵厨子却叫赵厨房，有点不合文法”。
《兽医》，写了本城有名的兽医姚有多。他的能耐是给牲口治病，扎上六针，眼看着就见效。于是，“姚六针”的外号诞生了。
《当代野人系列三篇·大尾巴猫》,说剧团里有个打大锣的,姓郝，于是人送外号“郝大锣”。
建议这位郝大锣可以顺着“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来一曲“好大一面锣,有戏必有我。”
汪氏取外号秘笈第四招：从外形上入手，高矮胖瘦，穿衣戴帽，眉眼耳鼻口，都是由头。
《笔记小说两篇·瞎鸟》，写了一群每天在玉渊潭遛鸟的爷们，其中一个叫“大裤裆”。外号来历是他夏天总穿着一条齐膝的大裤衩，裤裆特大。这个“大裤裆”为人不厚道。用一只瞎鸟换了孤老头子的一只画眉。有人看不下去了，说他“可缺了大德了”，他有的是理由：“你管得着吗？——这只鸟在我手里的时候不瞎！”
可惜了给他做大裤衩的那几块布。
《皮凤三楦房子》，写了个高大头，“这当然是个外号”。又说不能望文生义，指认这个人姓高，人很高大，又有一个大头。其实他生得很魁梧，虎背熊腰，脑袋和身材相称，通体看来，并不显得特别的大，“只有单看脑袋，才觉得大得有点异乎常人”。
《悔不当初》，回忆有个远房舅舅教初中英语，行六，是个近视眼，人称“杨六瞎子”。
《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他是县第五小学的斋夫，这人确实是个大胖子，“很胖，而且很白，是个大白胖子”。学校里的教员都喊他詹大，但学生不省略，“叫他的时候必用全称：詹大胖子”。
跟“蒌蒿薹子”一样，在外号这事上，孩子是不觉得麻烦的。
头大、眼拙、体胖，不算缺陷。真有点什么“毛病”，那就不客气了。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大德生米厂王老板的大儿子叫王厚辽，在米厂里量米，记账，看样子有几分呆相，外号叫“大呆鹅”。
《礼俗大全》：“孙老头儿名莜波，但是满城人都叫他‘孙小辫’，因为他一直留着一条黄不黄白不白的小辫子，辫根还要系一截红头绳。”
还提及一位李棻。他点过翰林，功名在县里是排在最前列的，“恃才傲人”，架子大，不好伺候。可惜脸不争气，散布着几颗麻子，这让仆人们抓住了把柄，都叫他“李三麻子”。
《晚饭花·三姊妹出嫁》，老大许了一个皮匠。这个皮匠脸上有几颗麻子，于是，一街的人都很欢乐，叫他“麻皮匠”。
同是脸上有困难，外号也差不离，但倾向不同、立场不同、情感不同。
《钓鱼巷》，说程进生有异相，能“纳拳于口”，也就是把自己的拳头塞进自己的嘴里。同学就顺势给他起了个外号，“大嘴丫头”。
汪曾祺忍不住替他喊冤：“大嘴就大嘴吧，还要‘丫头’！他哪点像丫头？他长得很壮实，一脸的‘颗子’——青春痘。”
没办法，这样的“冤情”喊得再响亮，也博不来几多同情。啥时都是看脸的，只不过对脸的审美标准有所差异。人类多数时候是“颜值控”，是“赏色动物”，甚至有人说“长得好看的人才有青春”。长相差劲一点，在外号上受点欺负也是难免的。容貌顺眼一点，自然要在外号上沾点喜气。
《米线和饵块》,说在昆明读书时有个女同学，身材细长,皮肤白皙，大家就地取材，唤她“米线”。
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她就是“米线女神”，明恋她的、暗恋她的，都是“米粉”。
《晚翠园曲会》，说参加曲会的有个女士，估计是某个学院教授的太太，或是某个高级职员的夫人，身材匀称，小小巧巧，穿浅色旗袍，眼睛很大，眉毛的弧线异常清楚，神气有点天真，不作态，整个脸明明朗朗。汪曾祺给人家起的外号很别致——“简单明了”。
他让好友朱德熙掂量一下这个外号成色几何，知名语言学家给出的评价是“很准确”。
《王四海的黄昏》，卖艺的王四海一行入住五湖居客栈。这家客栈有块活招牌，就是掌柜的内眷，外号“貂蝉”。一个理由是她家男人比她大得太多，她二十四五，他已经五十大几了，“俨然是个董卓”。当然，另一个理由分量更足，“她长得俊俏”。
不仅女人。《尴尬》，农业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人员岑春明，年轻时长得很漂亮，农业工人就给他取了个外号，“俊哥儿”。
年长的不放过，年轻的更是“盘中餐”。
丁贵甲是《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中的四分之一。他是个什么样的小伙子呢？“肩阔胸高腰细腿长”“非常匀称挺拔”“一身肌肉，晒得紫黑紫黑的”。人送外号“小马驹子”。
姑娘们看着脸红，心也馋，谈悄悄话时，他往往是个不在场的“在场”。菜园组长的女儿，念过一年初中，算是个文化人，自告奋勇给他做了个鉴定，说：“他长得像周炳，有一个名字正好送给他：《三家巷》第一章的题目！”
这有点掉书袋。害得没有看过《三家巷》的就赶紧找来这本小说。一看，原来第一章的题目是“长得很俊的傻孩子”。这有意思，“她们格格格地笑了一晚上”。
后来又简化了，由“长得很俊的傻孩子”变成“很俊的——”。
大家正忙乎着，恰好他出现了，有人轻轻一嘀咕：“嗨！很俊的来了！”大家的反应很直接：“于是都偷眼看他，于是又格格格地笑。”
丁贵甲先是莫名其妙，这有啥好笑的。后来得知原委，不以为意，只是在心里说：丫头们，事多！
小吕是另一个四分之一。他是果园的小工，很佩服十九岁的张士林。因为张士林懂果树，“不论是修剪，是嫁接，都拿得起来，而且能讲一套”。他佩服张士林能“代表”场里出去办事。采花粉呀，交换苗木呀每逢张士林从场长办公室拿了介绍信，背上挎包，由宿舍走到火车站去，小吕打心眼地佩服、羡慕，称呼他为“大使”。
汪氏取外号秘笈第五招：完全脱离原来的名与姓，拐个弯儿，讲究迂回，高端一点的还要“用典”，富有文化内涵，兼顾历史渊源。藏得有点深，乍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得问一句“怎么回事”。经过一番解释，点破了，双方会心一笑，“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好一则谈资。
《故里三陈·陈四》，陈四是个瓦匠，却被人称为“向大人”。怎么回事？
原来迎神赛会高跷队有三个角色，其中一个是向荣向大人，清末大将，以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后死于任上。擅长表演向大人的恰是陈四，是无人能替的头牌。戏里戏外容易模糊界线，他就在生活中成了“向大人”。
《王全》，这个主人公为何人称“偢六”？
据说他有点缺心眼，这地方对这毛病用一个字就干脆地概括了，即“偢”。他在家行六，于是拼贴组合，有了这么个外号。
《草木春秋·车前子》，说张家口的山西梆子剧团有个老生演员，外号是“车前子”。这就奇怪了，没说人家姓“车”。
原来他的演出无聊无趣，不太受欢迎。他一出场，农民观众才不顾及你的什么颜面，反而“尿点”到了，纷纷起身上厕所。大家打趣说这个人利小便。而车前子这味药材恰好可利小便，于是“车前子”的外号送上门了。
这多少有些尴尬。
《唐门三杰》，唐杰芬的外号是“二喷子”，因为他喜欢满口乱喷，胡说八道。
在汪曾祺这里，“二喷子”还不由他独享。《非往事》写了庹家老二，打大锣的，也是爱好胡说八道，也顶着一个“二喷子”的外号。
可以说，当汪曾祺遇见胡说八道的人,哪怕只是笔头上遇见，他就条件反射,将之跟“二喷子”画等号。
《黄开榜的一家》，写毛三，留着中分头，一个习惯了风流的主儿。他有个外号，叫“斜公鸡”。怎么来的？汪曾祺解释了一番：公鸡欺负母鸡，都是耷下一只翅膀，斜着身子跑过来，然后纵身一跳，把母鸡压着，“毛三见到女人，神气很像斜着身子的公鸡”。
《仁慧》，有个观音庵，前任住持“二师父”是个忠厚之人，整天潜心念佛，“不理朝政”。结果她当家的几年，庵里佛事稀少，香火冷落，房屋漏雨，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一片败落景象。庵里的尼姑是有意见的，背后管她叫“二无用”。
《八千岁》，一个终年穿着二马裾的米店东家，无名无姓，为何叫“八千岁”？难道他的祖上是皇室？皇上万岁，皇亲贵胄次之，八千岁好了。
“据说他是靠八千钱起家的。”
不过，汪曾祺分析了一下，这不靠谱。八千钱也就是八千个制钱，即八百枚当十的铜元。当地以一百铜元为一吊，八千钱也就是八吊钱。按当时银钱市价，三吊钱兑换一块银元，八吊钱还不到两块七角钱。两块七角钱怎么就能起了家呢？再说了，为什么整整是八千钱，不是七千九，不是八千一？“这些，谁也不去追究，然而死死地认定了他就是八千钱起家的，他就是八千岁！”
只能说，彪悍的外号不需要解释。
《狗八蛋》，写了在剧院练功厅大门看传达室的一个爷们，只给院领导、导演、名演员服务，一般演员、乐队工作人员的事他不当回事，搞看人下菜碟的那一套。这把一个武戏演员彻底惹毛了，“觉得他比王八蛋还要可恨，给他起了个外号：狗八蛋”。
《塞下人物记·俩老头》，说大跃进那年月，市里来了个书记，到大队蹲点，对农作物的产量一再加码。郭老头、耿老头坚决不同意。
书记有点下不来台，急了：“啊呀，你就做一次社会主义的冒失鬼行不行？”
闯过江湖的俩老头不犯怵，硬扛，按照自己的路数播种耕作。
秋收时发现他们俩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