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系统”到“心学”的跨越是否过于轻松?——与杜胜利、谢永鑫先生商榷
2026-06-07 19:53阅读:
信阳农林学院
邱兴平
摘要:杜胜利、谢永鑫在《从系统范式看“心”的起源与发展》一文中,力图以现代系统论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的概念,以此调和心脑之争,重建“心”的哲学与心理学地位。本文认为,该文在方法论上存在概念混用与论证跳跃的问题,其对“系统”“突现”等核心术语的使用带有较强的隐喻色彩,未能严格遵循现代系统科学的理论规范;在逻辑上,将“心”等同于“人的内因或本质”的推演缺乏清晰的论证链条,存在把诠释结论当作论证前提的倾向;在学术策略上,将心脑之争简单归结为“系统论”与“还原论”的对立,忽视了当代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的复杂图景。本文旨在指出这些不足,以期推动更为严谨的讨论。
杜胜利、谢永鑫的《从系统范式看“心”的起源与发展》(以下简称“杜文”)是一篇立意宏大的论文。作者试图在东西方文化思维差异的背景下,以系统论为方法论武器,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概念,并以此回应近代科学兴起以来“心”与“脑”的长期争论。其理论抱负在于为中国传统心学赋予现代科学话语的合法性,并最终落脚于“建构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理论”。这种文化自觉与理论勇气,无疑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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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宏大的叙事往往需要更为坚实的逻辑地基。细绎杜文,我们发现,它在从中国传统文本到现代系统论概念的跨越中,存在着概念漂移、论证跳跃和理论对手简化等若干问题。这些问题若不能澄清,则其建构的“系统范式心学”恐难经得起深入的学理推敲。
一、“系统”与“突现”概念的泛化使用
杜文的核心论证策略,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心是君主之官”等论述,直接对位于现代系统论的“突现”(emergence)概念。文中指出,“心”是人体各个功能系统(脏腑)相互联系突现形成的不可还原的高层次系统,并多次引用斯佩里和钱学森的观点作为支撑。这一对位看似巧妙,实则存在概念上的泛化与滑转。
现代系统论和复杂科学中,“突现”是一个具有严格界定的概念,指大量组分通过局域相互作用,在宏观上自发产生出新的、不可由低层组分性质简单预测的集体行为和属性。突现属性的经典例子包括水的流动性(来自水分子)、蚁群的智能、神经网络的认知功能等。这类突现属性的关键特征在于,它严格依赖于低层组分的特定组织方式与相互作用规则,并原则上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机制来给予解释,即便这种解释不是简单还原的。
反观杜文对“心”的界定,它被描述为“脏腑相互联系突现形成的……高层次系统”。这里至少有两重模糊。其一,形成的机制模糊。“脏腑相互联系”具体是怎样的相互作用?是何种非线性的、动态的耦合关系导致了作为“君主之官”的“心”的突现?文中未置一词,仅以比喻语“君主之官”“天君”等替代了机制说明。其二,功能载体模糊。将“心”视为突现系统,它寓居于何处?杜文明确将“心”与“实体脑”区分开来,认为后者只是低层基础。但是,现代系统论中,突现意识的精神活动恰恰被斯佩里等人视为脑神经活动过程本身的突现属性,而非一个独立于脑的、另起的“非实体系统”。将突现属性再实体化为一个叫“心”的高层系统,容易陷入一个逻辑困境:这个非实体的“心”系统,如果不以任何实体为载体,其如何存在?如果以实体为载体,载体为何?若载体仍是脑,那么“心”与脑的突现意识功能又有何区别?杜文反复强调“心”是非实体的,却又赋予它“自我组织、自我建构”的能动主体性,这实际上将作为解释性概念的“系统层次”悄然转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像实体一样运作的本体论实体,这在哲学上是一种“范畴错误”。中国古代哲人以“心”命名那个主宰之官,是其哲学语境的产物,但现代系统科学若要借用,必须在概念上做清晰的界定,而不是在隐喻和类比层面直接等同。
二、“人的内因或本质”论证中的逻辑跳跃
杜文在论证上的另一个关键步骤,是将“心”最终界定为“人的内部联系形成的内因或本质的代名词”。这一论断试图将“心”从一个功能性的系统概念,提升为一个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范畴,从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心”作为人的核心地位相衔接。
论证过程大致为:系统论认为系统具有内部联系形成的内因 → 人体也是一个系统 →
人体的内因或本质是由内部联系形成的中心或核心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就是这个中心或核心 →
因此,“心”就是人的内因或本质的代名词。这一链条看似合理,实则包含了多个未经证明的环节。
其一,“内因或本质”与“系统的中心或核心”的等同是否成立?一个系统的内部联系是网络状、分布式的,由此产生的内因(它规定系统之为该系统的性质)未必就对应一个单一的“中心”或“核心器官”。例如,一个生态系统的内因是其复杂的食物网与物质能量循环关系,并无一个“君主之官”。人体生理的稳态调节也是神经、体液等多系统协同的结果,很难说有一个唯一的、作为本质的“中心”。杜文将“内部联系”径直导向一个单数的“核心”或“君主”,更多是受到中国古代身体观“心为天君”比喻的前定影响,而非系统论自身推导的必然结论。
其二,从“人的内部联系形成的内因”跳跃到“这种内因在进行意识、思维活动”,跨度巨大。即便我们承认人体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有其独特的内因或本质,这个内因凭什么就被赋予“意识、思维”的功能?杜文的说法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正是人的内部联系形成的内因或本质在进行意识、思维活动。”这几乎是把需要论证的结论直接当作了前提。我们要问:为什么是“内因”在“思维”,而不是那个产生自组织现象的物质系统本身(即包含了大脑和身体的人)在思维?将一个过程或属性(思维)的承担者,从一个具体的物质系统移交给一个抽象出来的“内因”,是一种哲学上的挪移术。如果将这一逻辑推到极致,是否任何复杂系统的“内因”都有其相应的“意识”?这显然会将论题导向泛心论,而这并非杜文的本意,也与其追求的科学性相悖。
其三,“心”与“人的内因或本质”的等同,还存在一个解释力上的困难。如果“心”作为本质是在进行思维、自我建构的,那么人的日常经验中那些杂乱、矛盾、被动的念头,以及无意识的心理活动,算不算“心”的活动?人如何体验和确证这个“内因或本质”的自我组织?杜文反复引用荀子的“心容其择也无禁”和“以心治心”来说明“心”的自组织,但这恰恰暴露了一个问题:中国传统心学中,“以心治心”暗示了一个深层的、能反思能调控的主体。这个主体用系统论的“突现属性”或“内因”来解释,反而可能丢失了其最重要的人文维度,即那种具有价值选择、道德担当和存在决断的主体性。现代系统论的突现概念是中性的、客观的描述范畴,而中国文化中的“心”则是一个负荷着道德、情感、认知和超越性追求的价值范畴。将后者还原(或“升华”)为前者的一个“高层次系统”,可能导致对中国传统心学最宝贵内核的“薄化”。
三、对手的简化:心脑之争仅仅是“系统论”与“还原论”之争吗?
杜文将历史上的心脑之争,建构为东西方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即东方是辩证法的“普遍联系的系统思维方式”,西方是“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并将斯佩里等人对还原论的批评引为同道,断言“脑是思维的器官是还原论的观点,而‘心’是思维的器官属于系统论的观点”。这种二元对立图景虽然清晰,却过于简化了思想的复杂地形。
首先,将“意识、思维是脑的功能”这一当代认知神经科学的主流工作假设,笼统地贴上“还原论”标签是不尽公允的。现代脑科学并非都是文中批评的那种“在实体脑中按照解剖、分析的方法寻找精神”的幼稚还原论。动态系统理论、网络神经科学、预测加工等范式,正是运用系统论和整体论的思想来研究脑如何产生认知和意识,它们同样反对简单的线性还原,强调大规模的分布式交互和整体动态模式。这些研究并不否认存在一个不可还原的“精神”层面,但它们倾向于将这一精神层面严格地扎根于其生物物理实现基础(脑-身-环境系统),而非抽离出一个独立的、作为承载者的“心”实体(哪怕是非实体的)。
其次,斯佩里和钱学森的观点,是否能直接支持“心是思维的器官”这一结论,也值得细究。斯佩里著名的“突现的相互作用论”强调,从脑过程中突现出的意识现象具有因果效力,能够对下层脑过程产生下行控制。这确实打破了单向的机械还原论。然而,斯佩里的着力点在于说明:脑过程产生了意识,而这个产生出来的整体意识模式又能反过来约束和支配脑的活动。其本体论重心依然是脑与意识这一对关系。他将意识描述为比神经元放电更高层次的“突现物”,但这个“突现物”是作为脑这个复杂系统的过程与属性而存在的,并非一个与之并列的、有独立内因的“心”系统。杜文由此跳跃到“心”是在“人脑神经系统基础上突现形成的高层次系统”,并认为该“心系统”有自己独立的内部结构和内因,这已经越出了斯佩里观点的边界。斯佩里的贡献在于给了意识以“下行因果力”的系统论解释,而不在于证明了存在一个名叫“心”的、承载思维的非实体器官。
再次,将心脑之争完全归结为方法论的差异,回避了一个实质性的科学问题:关于意识世界的实证研究,最终需要经验层面的对应与检验。杜文批评“把精神、意识直接看成是人脑神经系统的功能,是很难解释和回答……精神运动与脑生理活动在性质上如何区别”等问题,并认为“心”作为君主之官能巧妙回答。然而,当我们问:这个作为独立高层次系统的“心”,其内部的“联系或结构”具体是什么?其“自我组织、自我建构”的“内因”具体以何种方式运作?它与脑神经活动对接的“接口”在哪里?面对这些问题,杜文提供的答案只是哲学命题式的:“按照辩证法的普遍联系观点,精神、意识的奥秘(内因或本质)就存在于其系统的内部联系或内部结构之中。”这种回答等于说“秘密就在秘密之中”,它没有提供任何可进一步探究的认知路径,本质上是在哲学层面封闭了科学探索的空间,而不是开启了它。一个无法给出任何结构描述、只以不可还原的“内因”自居的理论,更像是概念自洽的语言游戏,而很难成为有竞争力的科学假说。
四、结语:为“心”立心,抑或为“心”赋魅?
杜文的结尾引用了申荷永先生关于为心理学“立心”的呼吁,深情而有力。我们完全同意,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心学思想是世界心理学的宝贵资源,建构具有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心理学是一项值得追求的伟业。但这一伟业的推进,需要对其概念根基进行更严格的哲学分析,需要与现代认知科学展开更细致的对话与接榫,而非在方法论上做一次性的“系统范式”声明便宣告完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是一个融生理、心理、伦理、本体论于一体的未分化的“主轴隐喻”。它的力量与模糊同体而生。当我们今天试图将其科学化、系统论化时,必须小心翼翼:我们究竟是在用现代理论工具照亮其深刻洞见,还是仅仅在用一套新的话语对其进行再赋魅?杜文倾向于将“心”提升到一个不可还原、自足自明的“内因或本质”的崇高地位,以对抗近代科学的质疑。这种策略虽然能带来一时的理论自洽和文化尊严,却可能因悬置了进一步解析和对话的可能,而最终使“心”的概念在学术领域再次被疏远。
心与脑,或许并非“谁是思维器官”的排他性决斗,而是理解同一个生命现象——人的有意识存在——的两个不可通约但又必须不断寻求对话的维度。将“心”彻底系统化、对象化为一个与脑对立的“高层次系统”,或许在无意识中,落入了它本想超越的、那种追求单一实体承载者的实体性思维。真正的系统智慧,也许在于承认那个名为“心”的世界,恰恰是在脑、身、他人、文化、历史的无限交织网络中,生生不息地涌现、却又永远无法被锁定在一个固定“载体”中的意义之流本身。这或许是传统文化中“心”的不可言说性,留给今天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