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这首诗的情况来看，杜甫是李龟年狂热的歌迷，他非常崇拜李龟年，以能够倾听李龟年的演唱为荣。杜甫初到长安时，虽有满腹才华，但却得不到当权者的赏识，只能客居于此。初逢李龟年，正是杜甫意气风发的少年时期，正值“开元盛世”。杜甫因才华早著而受到歧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赏识，得以在他们的府邸欣赏李龟年的歌唱。在杜甫的心目中，李龟年正是和鼎盛的开元时代，也和自己充满浪漫情调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杜甫与岐王、崔九有些交往，但因不在一个层次上，李龟年是不可能为他进行专门演唱的。杜甫狂热的追星愿望得不到满足，不得已只能去这些达官贵人家中免费蹭歌。杜甫对自己的这种心情写得颇为无奈，但喜欢听李龟年歌声的愿望，又迫使他奔走于权门之家。在听到李龟年在岐王家中演唱的消息后，杜甫遂到岐王家中旁听演唱。诗中说的“寻常见”是指杜甫不止一次来到岐王家中听歌。这三个字既说明李龟年去岐王家中演唱之勤，也说明岐王与李龟年深厚的来往交情，同时更能说明杜甫对李龟年的崇拜之情。 而第二句的“几度闻”，则显得杜甫旁听李龟年演唱时的不凑巧了。毕竟不是给杜甫的专场演出，杜甫虽然狂热的喜欢李龟年的演唱，但只能是在李龟年为达官贵人演唱时去蹭歌。在给这些达官贵人演唱时，他们也不会专门通知杜甫。能否看到自己心中的偶像，完全是考运气了。像在崔九家中的演唱，杜甫就没有遇到像在岐王家中那种运气，当他兴冲冲地来到崔九家中时，李龟年的演唱已经结束，杜甫并没有在崔九家中看到演出，只能悻悻地说是“几度闻”了。 杜甫虽然有幸能够听到李龟年的演唱，但实际上李龟年并不是专门为他演唱了，以杜甫当时的身份，他根本不可能享受李龟年演唱的待遇。要想听李龟年的演唱，杜甫只能到这些达官贵人家中去免费蹭歌了。开头二句虽然是在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元全盛日的深情怀念。看似平淡无奇，却也道出了杜甫当年的无奈之前。“岐王宅”、“崔九堂”，看似信口道出，但在当事者心目中，这两个开元鼎盛时期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它们的名字就足以勾起昔日的美好回忆。当年出入其间，接触李龟年这样的艺术明星是很寻常的，可现在回想起来却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境了。两句诗在迭唱和咏叹中，好像是要拉长回味的时间似的，这里蕴含的天上人间之感，需要结合下两句才能品味出来。 安史之乱发生后，李龟年随玄宗幸蜀。在发生“马嵬之变”后，太子李亨向西北的甘肃逃去，不久在灵武继位，是为唐肃宗，玄宗被尊为太上皇。由于没有了帝王的权势，玄宗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起来。安史之乱平定后，玄宗由蜀地返回长安，回到长安后的玄宗，处处还要受到肃宗挟制，心情也变得极度郁闷起来。 阅人无数的李龟年根据他的人生经验，知道回到长安之后的结局，于是他决定不再追随玄宗，而是从蜀中来到了江南。唐朝时的江南，在今湖南省；而唐朝的江左在今江南地区。 肃宗广德三年（765）四月，严武去世，失去依靠的杜甫离开了成都。经嘉州（乐山）、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于宗大历元年（766），到达夔州（奉节）。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顾，杜甫得以在此暂住。大历三年（768），杜甫思乡心切，乘舟出峡，先到江陵，又转公安，年底冬天的时候漂泊到湖南岳阳。由于生活困难，杜甫不但不能北归，还被迫更往南行。大历四年正月，杜甫由岳阳到潭州（长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阳），复折回潭州。大历五年（770），臧玠在潭州作乱，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阳，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后来杜甫由耒阳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这时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归，这时便改变计划，顺流而下，折回潭州。大历五年（770）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时年五十九岁。 也就是在杜甫流寓在江南湘潭期间，他与同样流寓在此的李龟年意外地重逢了。由于安史之乱，杜甫终于和他的偶像零距离地接触在了一起。这时遭受了八年安史之乱的唐朝业已从繁荣昌盛转入衰落，他们二人的晚景也十分凄凉。这种会见，自然很容易触发杜甫胸中本已郁积的无限沧桑之感。此情此景，杜甫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李龟年流落到江南时，作为梨园弟子，他多年来一直受到唐玄宗的恩宠，与玄宗的感情非常人能及。每遇良辰美景便演唱几曲，常令听者泫然而泣。杜甫流落到江南后，在一次宴会上听到了李龟年的演唱，便写了这首《江南逢李龟年》。此时的唐王朝已由盛转衰，大唐盛世已不复存在。由于盛世已不复存在，杜甫才能与李龟年有了零距离的接触。这种零距离的接触，实际上也包含了许多不正常的社会因素在内，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发生了安史之乱。 后两句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的沧桑巨变。在开元盛世的和平年代，风景秀丽的江南本是诗人们所向往的快意之游的所在。如今真正置身其间，面对的却是满眼凋零的落花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人。“落花时节”，既是即景书事，也是有意无意之间的寄兴。“正是”和“又”这两个虚词，一转一跌，更在字里行间寓藏着无限感慨。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作为“诗圣”的杜甫在描写这一段社会动乱时，并没有直接指斥唐玄宗、杨贵妃的荒淫误国，也没有批评李林甫、杨国忠之流的奸国弄权，只用与心目中的偶像零距离接触这一在昔日不可能实现、而今日却得以实现的现实来隐喻安史之乱给国家带来的灾难，并隐约吐露出了对唐王朝由盛到衰的隐忧之前。这首诗写得极为含蓄，初读起来还以为表现了老友重逢，但细细品味“诗史”的情感已包含于其中了。虽然只有二十八个字，但却包含了丰富的社会时代生活内容，是杜甫绝句中最有情韵、最富含蕴的一篇。全诗仅有四句，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人的追忆感喟，却表现出了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繁荣带来浩劫的那场大动乱的阴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这首诗的成功创作表明：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富生活体验的大诗人那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可以具有很大的容量，而在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举重若轻、浑然无迹的艺术境界，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 由于这首诗仅仅四句却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的时代沧桑和人生巨变，用语极为平淡，而内涵却无限丰满，所以受到了后世许多大家的好评。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㈠清黄生《杜诗说》：此诗与《剑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即使龙标、供奉操笔，亦无以过。乃知公于此体，非不能为正声，直不屑耳。有目公七言绝句为别调者，亦可持此解嘲矣。 ㈡清黄生《唐诗摘钞》：一、二总藏一“歌”字。“江南”字见地，“落花时节”见时，四字将“好风景”三字衬润一层。“正是”字、“又”字紧醒前二句，明“岐宅”、“崔堂”听歌之时，无非“好风景”之时也。今风景不殊，而回思天宝之盛，已如隔世，流离异地，旧人相见，亦复何堪？无限深情，俱藏于数虚字之内。杜有此七言绝而选者多忽之，信识真者之少也。 ㈢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四句浑浑说去，而世运之盛衰，年华之迟暮，两人之流落，俱在言表。 ㈣清高宗敕编《唐宋诗醇》：言情在笔墨之外，悄然数语，可抵白氏一篇《琵琶行》矣。“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刘禹锡之婉情；“钿蝉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温庭筠之哀调。以彼方此，何其超妙！此千秋绝调也。 ㈤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含意未伸，有案无断。 ㈥清人杨伦《杜诗镜铨》：邵云：子美七绝，此为压卷。 ㈦清人黄叔灿《唐诗笺注》：“落花时节又逢君”，多少盛衰今昔之思！上二句是追旧，下二句是感今，却不说尽，偏着“好风景”三字，而意含在“正是”字、“又”字内。 ㈧清人胡本渊《唐诗近体》：含意未伸，有案无断；而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 ㈨清人王文濡《唐诗评注读本》：上二句极言其宠遇之隆，下二句陡然一转，以见盛衰不同，伤龟年亦所以自伤也。 ㈩清人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少陵为诗家泰斗，人无间言，而皆谓其不长于七绝。今观此诗，馀味深长，神韵独绝，虽王之涣之“黄河远上”，刘禹锡之“潮打空城”，群推绝唱者，不能过是。此诗以多少盛衰之感，千万语无从说起，皆于“又逢君”三字之中，蕴无穷酸泪。 从这些清人的评论来看，他们都对这首诗给予极高的评价。这首诗绝不是单纯地叙述老友之间的重逢，而是跨越了几十年的时代苍桑和社会变迁，景物的描写寄寓了诗人对世道衰落的感慨。全诗情韵深厚，内蕴丰富，举重若轻。一般人认为杜甫的长篇《三吏》、《三别》是诗史，但这首28个字的短诗，难度不也是诗史吗？杜诗的凝练就在于此，杜甫的伟大不也在于此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