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世纪（2000—2020）杜甫研究综述
2024-06-23 16:27阅读：
摘
要：在上个世纪杜甫研究奠定的良好学术基础上，新世纪二十年日本的杜甫研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具体表现在：杜诗集文献整理与研究创获颇多，杜甫生平交游研究逐步推进，杜诗文本阐释的多元化与深细化，杜诗在日本的接受研究迅猛发展等。这些成果既有对旧有存疑问题的明晰，又有
开拓杜甫研究新视野的探索；不仅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深度和广度，而且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也非常值得借鉴。
关键词：日本；文献整理；杜甫研究；杜诗阐释；杜诗接受
作
者：赵蕊蕊，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日本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有三个成果显著的时期：奈良、平安时代贵族的汉诗文；镰仓末期至室町时代繁荣的五山禅僧的汉诗文；江户时代文人的汉诗文。杜诗在日本出现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被广泛接受是在镰仓末期。自始，日本文人对杜甫及其诗歌的关注和研究从未中断，杜甫及其诗歌在日本文坛上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新世纪以来，日本的杜甫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和成熟。日本学者大桥贤一、加藤聪、绀野达考察了1897-2017年日本与杜甫相关的95种著作。据笔者考察，近二十年来与杜甫有关的著作有30余种，相关的学术论文更是数不胜数。从这些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学者在杜甫研究方面一直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学术对话，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近年来，已有多位学者对杜甫在不同地域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和反思。本文拟对日本新世纪杜甫研究作一综述，主要包括杜甫诗集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杜甫的生平考辨、杜诗的阐释与批评、杜甫及其诗歌的接受研究等。疏漏之处，敬请有识者补正。
一、杜甫诗集的文献整理与研究
新世纪以来，日本在杜甫诗集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体来说，杜甫诗集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在不断创新，逐渐向纵深方向发展：不仅出版了杜甫诗集的新译注本，在翻译、注释方面能够推陈出新，而且杜集文献的考证工作也更为细致深入，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并解决了诸多新问题。
1、杜诗译注的出版
关于日本出版的杜甫诗集版本问题，已有相关学者作过介绍。新世纪，日本出现了两部关于杜甫诗歌的译注本。
吉川幸次郎著、兴膳宏编《杜甫诗注》是兴膳宏先生对吉川先生的注释进行补编的译注，由岩波书店于2012至2016年间出版，共十册。所选底本为《宋本杜工部集》，收录了杜甫在成都期间的诗歌，比原版43篇的《杜甫诗注》注释更为详细。此书是研究杜甫及其诗歌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书。在杜诗本文之后，附有日文训读、杜诗的现代日语翻译、解题、语词注释等，在阐释诗歌时有很多细节是国内注本未曾注意到的。另外，在注解时多引用《文选》中的诗文，强调杜诗对《文选》语词的继承和沿用，对杜诗研究有新的推进。此书还充分汲取新的研究成果，尽可能举出有价值的意见，能够反映解读杜诗遇到的诸多细节问题，为杜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资料。
下定雅弘、松原朗编著《杜甫全诗译注》（讲谈社2016年版），较吉川幸次郎、兴膳宏编著《杜甫诗注》更为全面地阐释了杜诗，是继铃木虎雄《杜少陵诗集》后的又一部全面译注杜诗的巨著。该书以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康熙四十二年初刻本）为底本，编写者均为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他们用现代日语进行译注，细致分析诗歌内容，在题意、注释、论考方面做了新的补充，展现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这部书不仅对杜甫研究有很大帮助，对爱好中国古典的日本读者来说也是学习杜甫的重要典籍。日本学者佐藤浩一、斋藤希史、安藤信广、中国学者李寅生均高度评价了这部书。
2、杜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自宋代起，文人就非常重视对杜甫诗歌的整理，甚至出现了“千家注杜”的现象。日本学者非常重视杜诗的注释系统，他们在研究时征引大量史料，对重要材料进行详细分析、比勘，体现了朴实精深的学风。尤其是对杜诗集的版本、抄本、刻本、传本、注本进行的梳理考辨，为杜甫研究扩展了空间。新世纪，长谷部刚、佐藤浩一、静永健等学者在杜诗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长谷部刚《杜甫诗文集形成的文献学研究》（关西大学出版部2019年版）是一部关于杜甫诗文集的集成与流传的学术性专著。作者多年致力于杜诗阐释和编纂问题研究，关注杜诗的版本和流传，具有坚实的文献学基础。此书采用了文献学的研究方法，通过细致深入的考察探索，阐明了“杜甫生前以及他死后的文字是如何抄写和流传的”，所举文献资料详翔实可靠，提出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观点，是一部研究杜诗集编纂和流传的重要参考书。
佐藤浩一《仇兆鳌〈杜诗详注〉研究》（早稻田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主要由序论、言语论、传本论、文化论四部分组成。序论主要整理了关于仇兆鳌《杜诗详注》的先行研究；“言语论”部分主要从超过一万音注、破音、叶音、方音四个方面探讨了《杜诗详注》音注的特点；“传本论”主要从书志学的角度考察了《杜诗详注》康熙三十二年的抄本，又按刊行顺序整理了《杜诗详注》的刻本情况，还对排印本的点校者和编纂背景做了详细介绍；最后“文化论”部分探讨了《杜诗详注》中的知人论世以及仇兆鳌的“孟子观”。其论文《仇兆鳌<杜诗详注>的音注——超万个音注之意味》（《日本中国学会报》2006年第58集）注意到仇兆鳌《杜诗详注》的音注问题，从仇兆鳌、一般读者、皇帝的角度论述了《杜诗详注》中为何出现超过一万的音注，指出：一是仇兆鳌自己为了更好地“诵习”杜诗，所以通过注释来考证古音，借此进一步了解杜甫生活的时代；二是希望一般读者能够正确认识杜诗的发音；三是以古雅的方式进呈给皇帝，方便皇帝阅览。
静永健《近世日本〈杜甫诗集〉阅读史考》（《文学研究》2012年第109辑）考察了九至十八世纪《杜甫诗集》在日本的接受和阅读情况，指出《杜甫诗集》最早于九世纪传入日本，没有形成影响就逐渐淡出文人视野，至十四、十五世纪开始流行五山禅林，十五世纪后半期《杜甫诗集》因战乱再次淡出人们的阅读视野，直至十七世纪以后的江户时代，借助明清诗学的滥觞，杜诗才真正得到广泛阅读。
其他相关论文还有大山洁《〈杜陵诗律五十一格〉及其成书年代——杜诗研究起源试探》、佐藤浩一《关于中华书局排印本〈杜诗详注〉——点校者和编纂背景以及与〈九家集注杜诗〉的关系》、同上《〈杜诗详注〉传本三种》、静永健《〈文苑英华〉所收杜甫诗文》、后藤秋正《杜甫〈逸诗〉札记》、大桥贤一《清代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等。还有一些对杜诗的真伪进行考证的论文，如后藤秋正的五篇论文《杜甫诗的真伪——〈过洞庭湖〉诗札记》《杜甫诗的真伪——〈狂歌行、赠四兄〉札记》《杜甫诗的真伪——关于〈江南逢李龟年〉》《杜诗〈佚诗〉五篇的真伪》《杜甫诗的真伪——〈避地〉诗札记》等。
3、多种普及性、通俗性选本读物出现
除了上述学术性专著外，还出现了介绍杜甫及其诗歌的诸多普及性读物。此部分著作多按照杜甫充满忧患和挫折的人生经历，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杜诗进行细致地解读和赏析，阐述杜诗所蕴含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栩栩如生地勾勒杜甫的生活场景，展现其坚韧的人物性格和复杂的哲学思想。
绿川真澄《李白与杜甫》（文艺社2000年版）以小说的形式描写了唐代两大诗人李白和杜甫的形象，阐述了李白的人生观、诗论，以及杜甫充满忧愁的后半生。庄鲁迅《李白与杜甫——漂泊的人生》（大修馆书店2007年版）是带有小说色彩的李杜传记，全书用九章内容介绍了李白和杜甫的漂泊人生，属于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人物评传、诗歌赏析类的普及读物。福地顺一《杜甫、李白、白乐天——中国三大诗人其诗与生涯》（鸟影社2007年版）是关于杜甫、李白、白居易诗歌及其生平的一部专著，附有插图和地图，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诗人们的人生轨迹。兴膳宏《杜甫——超越忧愁的诗人》（岩波书店2009年版）在追溯杜甫一生的同时，介绍了杜甫的近体诗和古体诗，在阐述杜甫的“忧愁”时，关注到了“忧愁”的积极意义，聚焦“诗圣”的内心，论述了杜甫对诗境的开拓意义，带领读者体味了“诗史”的厚重。向岛成美编著《李白与杜甫事典》（大修馆书店2019年版）主要通过270余篇诗文（李白117篇，杜甫154篇诗文）解说，介绍唐代两大诗人李白和杜甫的生涯与行迹，是一部关于李杜的综合百科事典。本书内容丰富有趣，可读性极强，综合比较了李杜的“生涯”“旅行”“诗世界”，生动地传达了李杜的诗世界；又从“自然”“家族”“战乱”等主题出发，对两人的诗歌内涵进行了探讨；通过经典用例，详细介绍了诗歌的写作技巧。
其他著作有小尾郊一《杜甫之泪——中国文学杂感》（研文出版2001年版）、缲井洁《读杜甫诗》（竹林馆2002年版）、吉野进一《杜甫》（平成文艺社2003年版）《杜甫诗百选》（同上）、黑川洋一《杜甫》（角川学艺出版社2005年版）、野未陈平《四十岁想读的李白和杜甫》（青春出版社2011年版）、兴膳宏《杜甫的幽默，被包装了的孔子》（岩波书店2014年版）等。还有部分是在日本ＮＨＫ电视、广播的讲座中，介绍杜甫及其诗歌，然后出版的著作。如宇野直人《杜甫》（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7年版）、宇野直人、江原正士《杜甫——伟大的忧郁》（平凡社2009年版）、《从谢灵运到李白、杜甫》（平凡社2009年版）等。这些普及性读物的大量出版与传播，丰富了日本民众的精神生活，由此也可窥见杜甫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
二、杜甫的生平考辨及相关文献研究
关于杜甫的生平交游研究，学界已有非常多的讨论。新世纪，日本学者主要围绕杜甫生卒年、人生经历、交游关系、宗族谱系等，以文献考证的方法在众多资料中找寻线索，尝试还原杜甫的生活场景和生存状态。
1、对杜甫家谱、家系的研究
松原朗《关于杜甫家系的笔记》（《中国诗文论丛》2008年第27集）指出杜甫有强烈的门阀意识，论文从杜预以前、杜预四子的去向、逃离南朝的杜氏、晚渡的北人、出将的门第、北方的回归等方面，简要地介绍了杜甫家族从杜预到杜审言中间十代的情况，包含杜预四子杜耽的后裔在南朝移居到襄阳，杜甫先祖在南朝的生存状况，杜氏家族从贵族到武人的经历等，认为了解杜甫的门阀意识、家族历史，对理解杜甫文学有很重要的作用。在《杜甫的贵族意识》（《中国诗文论丛》2017年第36集）中，松原氏通过具体诗例考察了杜甫对诗中人物家族系统的关心，在阐释诗歌时列出了杜氏家族的通婚关系，指出杜甫在介绍人物时往往会追溯他们卓越的祖先、高贵的家门，表现了他尊重贵族传统的意识，还阐释了杜甫文学中强烈门阀意识的内涵以及形成这种意识的多重原因，指出杜甫超越了魏晋以来的分家单位“房”的意识，有意地扩大家族意识。另一篇论文《抚育杜甫成长的世界——继祖母卢氏的氏族观探微》（《杜甫研究年报》2018年第1期）通过对杜甫的自觉、杜预祭文、《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一文、贵族制度与重视通婚、偃师杜审言之家、卢氏的氏族观、杜甫家族的位置等问题进行分析，考察了卢氏对杜氏家族做出的贡献，指出卢氏的氏族观念对塑造杜甫的贵族意识和文化守卫者的责任意识，及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他相关论文有松原朗《杜甫与祖父杜审言》、佐藤浩一《杜甫的“义姑”京兆杜氏——以〈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为线索》等。
2、对杜甫各个时期仕宦经历的讨论
松原朗《杜甫夔州诗考序论——以就任尚书郎为中心》（《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9期）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杜甫离蜀的经过，对陈尚君提出的夔州诗说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考辨，大致勾勒了夔州诗论的框架，提出了“夔州四分期说”，即大历元年晚春至夏、大历元年秋、大历元年晚秋至大历二年春、大历二年晚春至出峡。另一篇论文《杜甫华州司功参军时期的笔记——兼论闫琦、王勋成的免官说》（《中国诗文论丛》2011年第30集）详细分析了杜甫华州司功参军在任期间的诗歌，探讨了杜甫左迁的理由，对铃木修次“三吏三别笔祸免官说”、闫琦“擅自出境免官说”、王勋成“任期结束免官说”进行了简单介绍，认为杜甫并未自愿辞官，而是强制性被罢官，这对理解杜甫以后的望乡意识，以及以望乡意识为中心展开的文学有重要意义。
小南一郎《杜甫的秦州诗》（《中国文学报》2012年第83册）简单概括了杜甫安史之乱前后诗歌内容的特征，指出杜甫的秦州诗是前期诗向后期诗过渡的关键，呈现了一种“非杜甫”的要素。论文还指出杜甫秦州诗中有很多焦虑和不安定感，这种不安定感多源自时代的混乱，边境之地的外在条件，另外秦州诗还表现了杜甫有别于中原文化、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中尾健一郎《夔州时代杜甫笔下的华州——以〈忆郑南〉〈秋兴八首〉为线索》（《中国文学论集》2014年第43号）以杜甫的《忆郑南》《秋兴八首》为线索，结合杜甫有关北归的诗歌，着重分析了杜甫晚年是如何怀念华州的，论文首先介绍了华州时代杜甫的生活状态，接着详细分析了夔州时代杜甫回想中的华州，联系永泰二年杜甫在夔州的类似隐者的境遇，与杜甫在华州时期的愉快生活做对比，揭示了杜甫怀想华州的复杂心境。松原朗《杜甫及其时代》（《中国诗文论丛》2015年第34集）按照青少年期、长安期、乱中期、秦州和同谷期、蜀中期、峡中期、最后的漂泊期等时间顺序介绍了杜甫的人生经历，接着介绍了杜甫所处时代的文化氛围，以及杜甫的诗歌特色和文学地位，指出杜甫身处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之中，摆脱了传统的制约，扩大了诗歌的表现空间。
关于杜甫的行旅、仕宦生活的研究，其他论文还有安东俊六《杜甫在夔州的新执着》《夔州的杜诗》、长谷部刚《杜甫与科举——开元年间进士科落第说探讨》、植田渥雄《杜甫的旅行——前半生的旅行之始》、加藤聪、下定雅弘《杜甫蜀中行迹调查报告（成都、阆州、绵州、梓州、射洪）》、樋口泰裕《杜甫的就职活动和任官》、谷口真由实《华州司功参军时代的杜甫——〈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所见问题意识》等。
3、对杜甫交游关系的讨论
杜甫的交游关系研究在新世纪也取得了众多成果。如松原朗《蜀中后期的杜甫——以节度参谋辞职前后为中心》（《中国诗文论丛》2004年第23集）通过考察杜甫幕僚时期的心理，仔细分析了《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指出身体不适、公务繁忙、同僚不和、喜欢草堂等是其辞去节度参谋的原因，认为“杜甫与严武反目”的观点不成立。其《“杜甫严武反目说话”的构造》（《中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31期）思考了杜甫与严武反目的问题，分析了两人反目故事的形成、构造，指出五代至北宋时期，杜甫严武反目故事为了创造人们关心的话题，最初的主人公由严武变成了杜甫，对杜甫的人格也有了负面评价，这也是随着杜甫的文学地位上升而出现的现象，但在北宋中期王安石、苏轼等人对杜甫的权威性评价确立后，这种负面评价也随之被正面议论取代了。其另一篇论文《“杜甫严武反目说话”的兴衰》（《松浦友久博士追悼纪念中国古典文学论集》，研文出版2006年版）详细论述了杜甫严武反目故事的兴衰过程。
此外，兴膳宏《郑虔与杜甫》、松浦友久《山东山水与李杜交游》、川合康三《李杜交游考》、富嘉吟《唐诗人苏涣的生涯——兼论与杜甫的交游》、高桥彰三郎《严武与杜甫的关系》、后藤秋正《杜甫与韦迢——以杜甫晚年的应酬诗为中心》等论文均对杜甫的交游关系作了相关考证，可资参考。
4、对杜甫墓地的相关考证
关于此话题，后藤秋正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如《杜甫墓在唐诗中的吟咏（上）》（《语学文学》2001年第39号）考察了唐诗中杜甫墓是如何被吟咏的，详细分析了咏杜甫墓的诗歌的构成要素，指出唐人吟咏的多是杜甫墓在何地，或者想要确定墓地的所在地，尤其是对戎昱《耒阳溪夜行》和韩愈《题杜工部坟》等作品进行了辨析。《<归葬诗>相关的笔记（2）：以杜甫诗为中心》（《北海道教育大学纪要》2004年第54卷第2号）分析了杜甫《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四韵》《承闻房相公灵榇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哭严仆射归榇》三首归葬诗，指出这些归葬诗绝不仅仅是陈述他人之事，还暗含着对故乡的怀念，以及自己不知何时也会死于他乡的担忧。与此话题相关的论文还有《杜甫墓在唐诗中的吟咏（下）》《李节<过耒江吊杜子美>诗——杜甫墓在唐诗中的吟咏》《<巩县志>与杜甫墓》等。
以上关于杜甫家谱、仕宦经历、交游关系等的考证，日本学者在文献考证方面繁征博引，详赡赅洽，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文献中的细节，先厘清材料的真伪，再缜密地进行逻辑推理，最后得出结论。这些考证工作对深入了解杜甫作品有重要意义。
三、杜诗的阐释、评价研究
新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杜诗的类型、语言、音韵、声律、写作手法、内涵主旨等方面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和深入的阐释，杜诗的相关研究总体上在稳步快速发展。大体表现在：对杜甫拗律的研究更为深入，越来越关注杜诗的文学性，在探索杜诗语言艺术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1、杜甫律诗研究
丸井宪《杜甫的五言“拗律”》（《中国诗文论丛》2008年第27集）、《杜甫的五言“拗律”（下）——与张九龄、王维五律对比》（《中国诗文论丛》2009年第28集）详细调查了杜甫所有五言律诗的平仄分布，各种拗句、拗联出现的频率，又结合杜甫的人生经历探讨了他在诗律方面的创作喜好和意图，调查了与杜甫同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宫廷诗人五言律诗的平仄分布，通过与杜甫五律做比较，指出杜甫五律有半数以上都属于广义上的拗律，在平仄配置上并非毫无秩序，而是有独特创意的。其两篇论文《五言拗律的谱系——以方回〈瀛奎律髓〉的“拗字类”为线索》《七言拗律论的滥觞与展开——从杜甫到黄庭坚》也谈及杜甫的五言拗律、七言拗律。
兴膳宏《杜甫与七言律诗——以拗体诗为中心》（《中国文学报》第2012年第83册）通过分析杜甫《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诗歌，指出杜甫在创作七律时注重格律和情感的融合，在费尽心思完善七律格式的同时，也在故意破坏七律的定式，追求拗体诗的别趣，即在奇数句末尾实现四声齐备，把七律从平仄中解放出来，用正反对等创作方式尝试形成一种新格律体。平田昌司《被抑制的逸出——论杜甫七言拗律》（《中国文学报》2012年第83册）以典型的拗律《白帝城最高楼》为例分析了杜甫拗律的特征，又以《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二首》为例比较了两首诗在韵律上的差别，并探讨了杜甫拗体诗中的声病回避和押韵问题，指出杜甫创作七言拗律不仅仅是对诗歌的革新，也有向传统靠拢的复古意识，是在破坏中寻找调和。
对杜甫律诗的探讨，其他相关论文还有富山敦史《夔州时期杜甫对“拗体七律”的尝试》、田中京《杜甫与高适有关制举考试的诗歌研究——以奉赠的排律诗为中心》等。
2、杜诗语汇用法、表现技巧、写作特色研究
仔细分析文本，追索诗歌语词的来源、流传的脉络，以及背后的文化内涵等，是日本杜诗研究最重要的阐释模式。日本学者特别关注杜诗文本的内部构造，通过考察语词来揭示诗人情感的生发状况，细腻再现某个特定的生活场景，在日常生活的视野下挖掘杜诗文本所承载的情感状态，结合杜甫的人生经历和身份特点，探讨杜诗在语言表现上的写作特色和审美价值，揭示杜甫构造诗歌语词时的意图指向和文化追求，从某种文学现象来探索杜诗的文学特征和文学史意义。
（1）对杜诗语言运用的考察。松本肇《杜甫的“高枕”》（《中国文化》2002年第60辑）通过考察杜甫诗中“高枕”的用法，指出杜甫能够抑制悲观的情绪，以乐观向上的精神超越现实的困境，而这种乐观精神是由重视“心安”的自适思想做支撑的，对后来的白居易有一定的影响。市原里美《杜甫诗中的“生理”》（《中国中世文学研究》2006年第49期）通过仔细分析杜诗中出现九次的“生理”，认为铃木虎雄、吉川幸次郎简单地把“生理”解释为“生活”有些不妥当，杜诗中的“生理”有更为深刻的涵义。对此，作者考察了五山禅僧江西龙派《杜诗续翠抄》对杜诗中“生理”的解释，结合杜甫的人生经历对“生理”进行了深刻解读。其他相关论文还有山岛めぐみ《杜甫的“游玩”——以“狂”的用例为中心》、冨山敦史《杜甫“可叹”考》、渡部英喜《杜甫〈绝句二首（其二）〉诗小考——“山青花欲燃”句中所谓的“花”》、大桥贤一《杜甫〈兵车行〉中的“耶娘妻子”》等。
后藤秋正《东西南北人——杜甫的诗与诗语》（研文出版社2011年版）是一部研究杜诗及诗歌语言的学术专著。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杜甫的诗”，介绍并细致分析了杜甫吟咏的“食事诗”“讥饿诗”“白发诗”；第二部分“杜甫的诗语”，论述了杜甫诗《春望》中的“国”、《秦州杂诗》中的“因人”、还有《同谷歌》中的“狙公”、杜甫和高适酬唱诗中的“东西南北人”，另对杜诗中的“牛马”、“牛羊”、“熊罴”等也有相关介绍。此外，他还发表了《杜诗“因人”考》《“花欲燃”的谱系》、《“东西南北人”——以杜甫和高适的酬和诗为中心》《“稚子”与“雉子”——杜甫〈绝句漫兴九首〉其七》《杜诗“瘗夭”考——以谢宇衡论文的探讨为中心》等论文。这些研究把杜诗中看似平常的诗语解读出了新内容，为杜甫诗歌拓展了新的研究视野。
除上述著作外，后藤秋正还写了颇多探讨杜诗语言表现的论文。如《杜甫诗中的饥饿表现》（《北海道教育大学纪要》2011年第61卷第2号）考察了杜甫在华州时期、从秦州到成都、从成都到夔州、从夔州到去世期间的饥饿表现，指出杜甫毫不避讳地描写饥寒、饥饿之苦，是他忠实记录现实的一种表现。《李白与杜甫的“独立”》（《札幌国语研究》2012年第17号）考察了李白诗和杜甫诗中“独立”呈现的样态，指出李诗中的“独立”多形容人物品格的高洁，表现人的超凡脱俗、与众不同，有高远的志向等，设置的多是天地之间、山海之间的抽象场所，而杜诗中的“独立”无论是描写自己，还是描写“花鸭”、“仙鹤”等，多含忧愁、孤独之意，设置的多是江边、楼上的具体的、现实的生活场景。《李白和杜甫的“飞扬”》（《北海道教育大学纪要》2012年第63卷第1号）考察了李白和杜甫诗中的“飞扬”一词在表现上的差异：李白诗中的“飞扬”多从被解放、自由的方面来表现精神的跃动；杜甫扩大了“飞扬”的使用范围，不仅引“飞扬跋扈”入诗，还把目光投向了微小的“羽虫”。
（2）对双声叠韵对的讨论。丸井宪《杜诗“双声叠韵对”新考——〈文选〉之理的应用》（《中国诗文论丛》2017年第36集）考察了杜甫对双声叠韵对的开发和制作过程，通过具体的诗例分析了杜诗中复合语的活用情况，考察了这些词在《文选》中的出现情况，指出杜甫在创作诗歌时并没有停留在沿袭已有的双声叠韵，还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独自创作新语，把唐代已经存在的熟语融入诗歌，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杜甫的双声叠韵对在文学方面的意义。其另外四篇论文《杜甫五古纪行诗中双声叠韵的配列——与谢灵运的游览、行旅诗对比》《艰难昧生理，漂泊到如今——杜诗双声叠韵对小考》《杜甫七言古诗中的双声叠韵配列——与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对比》《清代周春著〈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成书考：兼论其特点和问题点》均涉及杜甫诗中双声叠韵的用法。
（3）对杜诗写作技巧的讨论。如兴膳宏《杜甫诗的连环性》、松原朗《杜甫诗的“放”——江陵时期的新诗境》、谷口真由实《〈秦州杂诗二十首〉中的咏怀与叙景》、中原健二《春与无赖》、佐藤浩一《杜甫之“文”——以“典型化和对偶化的思考”为线索》《杜甫年轻时的诗》、石桥彩《一个与杜甫诗风相关的考察——从肃宗时期的作品论》、静永健《从杜甫和白居易的诗歌论汉诗的色彩》、小泽乔译《诗歌与真实——以杜诗为中心》等论文。
3、杜诗声律、句法方面的研究
日本学者在杜诗声律、句法研究方面也有所突破。水谷诚曾经探讨过杜甫诗中破音字与韵律的关系，得出了杜甫诗的平仄与破音的语义区分基本一致的结论。其《杜甫诗中的重复韵字——用破音字思考汉字桎梏》（《中国诗文论丛》2016年第35集）主要是对韵字部分的考察，以《附释文礼部韵略》为基准考察了杜甫诗韵中的破音字，对破音字的音和语义有无偏差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杜甫在使用破音字作韵字时非常谨慎，注意到了文字和单词的不同，如在夔州时期积极使用同字、同音、别义的韵字。水谷先生还对杜甫使用的韵字、韵书作过相关考察，发表的论文有《杜甫使用何种韵书——以〈刊谬补切韵〉为一个指标》《白居易近体诗韵字考——通过与杜甫诗韵字做比较》《杜甫、白居易近体诗韵字考——依据〈刊谬补缺切韵〉考察韵字》等。
矢田博士《南朝梁何逊到盛唐杜甫再到北宋唐庚——论某一句法的接受状况》（《中国诗文论丛》2018年第37集）分析了五言句中的叠语配置情况，全面考察了“句中叠语型（三四字用叠语）”的对句法的出现、展开情况，指出杜甫大胆积极在诗作中运用该句法，并分析了杜甫用该句法的外在和内在原因，以及对后人的影响。
其他相关论文还有矢田博士《论“暝色”的平仄——对仇兆鳌注音的一个疑问》、丸井宪《清代周春的杜诗双声语的判定基准——以慧琳音为参考》《清代周春的杜诗叠韵语的判定基准——以慧琳音为参考》等。
4、杜诗中的意象研究
日本学者善于做“小题大做”的研究，通过系统梳理诗歌中某一语词、意象的来龙去脉，把握语词的用法、修辞等，关注杜诗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