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们经常会问我：“老师，能与您相遇，这个福气是谁给的呢？”我说：“是缘份给的。”孩子们便问：“缘份又是谁给的？”我说：“是所有心地善良的人给的。”孩子们非得打破沙锅问到底：“所有心地善良的人又是谁呢？您能说一位吗？”
好吧，亲爱的孩子，请先听我念首诗吧，再让我说说这诗词里的故事，一切便有源头。
《裁襟励子》
新浪博客
我的孩子们经常会问我：“老师，能与您相遇，这个福气是谁给的呢？”我说：“是缘份给的。”孩子们便问：“缘份又是谁给的？”我说：“是所有心地善良的人给的。”孩子们非得打破沙锅问到底：“所有心地善良的人又是谁呢？您能说一位吗？”
好吧，亲爱的孩子，请先听我念首诗吧，再让我说说这诗词里的故事，一切便有源头。
《裁襟励子》
古来女传古人编，今事惊人今应传。
方讶宁馨为可畏，尢夸女士足称贤
新襟能剪懿行著，画荻堪名妇德全
来日骚坛知必颂，抛砖引玉我徒先
这首诗歌颂的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爱与诚信”的故事。里面的主人名叫苏蕙华，来自“桐城派”故里，安徽桐城市。苏蕙华女士出身富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知书达礼，德才兼备。嫁与桐城名士江百川，二人琴瑟和谐，相敬如宾。婚后育有三子，兴汉，羽仪，兴皖。
一天，长子兴汉从私塾读书回来，对母亲说，先生陈明起家孩子出生一百天，师母要给孩子拼做一件五彩围兜，尚缺一块红绸布，他已答应回家找一块带去。苏蕙华女士听后，当即翻箱倒柜寻找红绸布。但遍寻无着。最后，她的目光落在自己一件心爱的红绸嫁衣上。当即拿出剪刀，剪下一块衣襟递给儿子。儿子惊呆了，懊悔自己惹了祸，不愿接。但母亲抚摸起儿子的头，亲切地说，“孩子，去吧，这没有什么，说过的话应该算数。”
在解放前，桐城当地有习俗，女人的嫁衣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被视为全家的吉祥之物；若被人为剪破，会给全家带来不吉利，一般人不敢为之；苏蕙华女士却毅然剪下一块衣襟！后来红绸布交到师母手里。师母从布料的颜色、剪口、针脚看出这是刚从衣服上剪下来的。怕是兴汉年幼不懂事，瞒着家人做出来，便去追问。最终得知实情。先生一家为此特地登门向苏蕙华女士致谢。苏蕙华女士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教育孩子，一要尊重老师（尊师重教），二要说话算数（言而有信）。三要成人之美。一襟而全三教，我倒要感谢你们呢！
此事后来在地方上流传甚广，被编成“裁襟励子”一文，记录在《桐城县志》里。当时各地文人也纷纷赋诗称赞，因此而兴起的诗歌热潮，历年不减。
是的，苏蕙华女士便是我的祖母。“裁襟励子”的故事，便是发生在我祖母身上的真实故事。
亲爱的孩子，也许这就是我们相遇，相知，相依为命的缘起吧。
（二）
是啊，我们每行一个地方都不会错，总有一些根源让我们到达。就像十五年前的那个夏天，正是因为一次不走常规路线的旅行，我来到了麦麦草原。这次旅行让我看到那些远离国道的僻远山区，人们的生活与外界完全不同。由于交通不便，他们几乎与世隔绝，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尤其是孩子们，失学非常严重。可能是我们家自祖辈开始，上下几代人均从事教育工作、出于对教育的一份热忱吧，我决定留在当地，创办草原学校。主要就是寻找那些散落在草原山区的失学儿童，以及没有父母的孩子；为他们提供一个生活和学习的场所。
刚开始我对这份工作信心十足。但真正深入草原生活，才发现，那并不是有信心就能够坚持的。
首先是寻找孩子，非常不易。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是由当地的一位青年带路，我们几乎天天都在爬山。翻不完的山，一座连着一座。雨季开始，这些大山危机四伏。山路经常是断的。一些被泥石流冲断，一些被溪水淹断。很多路段上面淌着雨水，下面冒出地泉。一脚搭进去，半裤筒的黑泥。而巨大轰隆的溪涧经常会因水流的壮大而改道，把整条山道淹没。水流太宽，太急，人的重力大不过奔腾的水流速度，除非是马和人组合的力量，小心翼翼，相互扶持，依靠，紧紧相握，才能过去。
这是夏天雨季前往深山农区的道路，经常会遭遇塌方。《雪莲花》第“（41）章节——“心中，那道裂开的深渊”中，对高原的雨季路程是有详细描写。
山区的道路基本都是这样。大山之巅的高山牧场呢，又是另外情景。因为海拔高，天气非常不稳定。刚才还艳阳高照，转瞬就会电闪雷鸣。大雨裹挟着冰雹，砸在人的身上“嘣嘣”作响，气候会因此急剧降冷，人经常会被这种极端的气候折腾得疲惫不堪。
这是冬季前往牧区的道路，突发暴雪，道路中断，无法开车、骑马，只能步行。
一次，我前往一处偏远牧区接孩子，因为感冒未好，途中又遇大雨，突然出来严重的高原反应。后脑勺剧烈疼痛，像是有把锋利的钢锯，有节奏的锯着脑壳里的骨头。用手拼命地敲打后脑勺，恨不得撕开头皮，把那根作痛的骨头敲下来才好。而呼吸，就像被人故意地捂住鼻孔，不让喘息。陪我同行的青年见此，慌慌往我嘴里塞进一把人丹。但无济与事，呼吸越来越短促，困难；身子已在虚脱，开始发飘。我怀疑自己快要死了。在将近昏迷的状态中，我听到身旁青年在慌慌问：“你要不要留几句话？”我知道他指的是遗言。我要留什么呢？虚脱的身子让我无法生出太多感想，唯一想到的就是要让家人知道我在哪里，所以我只能断断续续地告诉他，我家的电话是多少多少，我姐姐的电话是多少多少……
在草原工作的前五年，我的生活和工作，基本就是这样。
直到后来，身体患上重病，我不得不丢下学校和孩子们，离开草原回内地治病。
这期间，父亲离我而去……拖着一身病痛，我为父亲守夜。一整夜地望他。他的头顶上方，清油灯整夜地亮着。父亲睡在清油灯下。那时，我感觉大地从地心深处喷薄出的冰凉，扑在我身上。
好后悔，没有最后陪陪父亲！我听到母亲在隔壁房间整夜地哭。我在想，是不是从此不回草原，要留在家里好好陪着母亲？我朝父亲跪下身，从香炉里渐渐浮起的青烟中，我望见父亲双目微闭，安静地睡去，又像是在等待。他在等待什么呢？是等我回来听他再一次叮嘱吗——曾经多少次，在我想家，或想离开草原的时候，他便在电话里叮咛：“孩子，想想你的祖母，她的裁襟励子，她的言而有信——我们这个家庭，就是以诚信传家的。所以不要轻易说放弃，草原上的工作，要做，就应该好好地做下去。”
（三）
就这样，等身体稍好一些时，我又回到了草原；投入了一份全新的工作——参与政府的文化扶贫工作。我以为，不再教孩子，只在做文化工作，生活是不是就会发生改变。至少会让我摆脱过去的那种帮扶的困境。或者淡忘那些需要放下的人。比如月光。
方讶宁馨为可畏，尢夸女士足称贤
新襟能剪懿行著，画荻堪名妇德全
来日骚坛知必颂，抛砖引玉我徒先
这首诗歌颂的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爱与诚信”的故事。里面的主人名叫苏蕙华，来自“桐城派”故里，安徽桐城市。苏蕙华女士出身富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知书达礼，德才兼备。嫁与桐城名士江百川，二人琴瑟和谐，相敬如宾。婚后育有三子，兴汉，羽仪，兴皖。
一天，长子兴汉从私塾读书回来，对母亲说，先生陈明起家孩子出生一百天，师母要给孩子拼做一件五彩围兜，尚缺一块红绸布，他已答应回家找一块带去。苏蕙华女士听后，当即翻箱倒柜寻找红绸布。但遍寻无着。最后，她的目光落在自己一件心爱的红绸嫁衣上。当即拿出剪刀，剪下一块衣襟递给儿子。儿子惊呆了，懊悔自己惹了祸，不愿接。但母亲抚摸起儿子的头，亲切地说，“孩子，去吧，这没有什么，说过的话应该算数。”
在解放前，桐城当地有习俗，女人的嫁衣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被视为全家的吉祥之物；若被人为剪破，会给全家带来不吉利，一般人不敢为之；苏蕙华女士却毅然剪下一块衣襟！后来红绸布交到师母手里。师母从布料的颜色、剪口、针脚看出这是刚从衣服上剪下来的。怕是兴汉年幼不懂事，瞒着家人做出来，便去追问。最终得知实情。先生一家为此特地登门向苏蕙华女士致谢。苏蕙华女士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教育孩子，一要尊重老师（尊师重教），二要说话算数（言而有信）。三要成人之美。一襟而全三教，我倒要感谢你们呢！
此事后来在地方上流传甚广，被编成“裁襟励子”一文，记录在《桐城县志》里。当时各地文人也纷纷赋诗称赞，因此而兴起的诗歌热潮，历年不减。
是的，苏蕙华女士便是我的祖母。“裁襟励子”的故事，便是发生在我祖母身上的真实故事。
亲爱的孩子，也许这就是我们相遇，相知，相依为命的缘起吧。
（二）
是啊，我们每行一个地方都不会错，总有一些根源让我们到达。就像十五年前的那个夏天，正是因为一次不走常规路线的旅行，我来到了麦麦草原。这次旅行让我看到那些远离国道的僻远山区，人们的生活与外界完全不同。由于交通不便，他们几乎与世隔绝，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尤其是孩子们，失学非常严重。可能是我们家自祖辈开始，上下几代人均从事教育工作、出于对教育的一份热忱吧，我决定留在当地，创办草原学校。主要就是寻找那些散落在草原山区的失学儿童，以及没有父母的孩子；为他们提供一个生活和学习的场所。
刚开始我对这份工作信心十足。但真正深入草原生活，才发现，那并不是有信心就能够坚持的。
首先是寻找孩子，非常不易。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是由当地的一位青年带路，我们几乎天天都在爬山。翻不完的山，一座连着一座。雨季开始，这些大山危机四伏。山路经常是断的。一些被泥石流冲断，一些被溪水淹断。很多路段上面淌着雨水，下面冒出地泉。一脚搭进去，半裤筒的黑泥。而巨大轰隆的溪涧经常会因水流的壮大而改道，把整条山道淹没。水流太宽，太急，人的重力大不过奔腾的水流速度，除非是马和人组合的力量，小心翼翼，相互扶持，依靠，紧紧相握，才能过去。
这是夏天雨季前往深山农区的道路，经常会遭遇塌方。《雪莲花》第“（41）章节——“心中，那道裂开的深渊”中，对高原的雨季路程是有详细描写。
山区的道路基本都是这样。大山之巅的高山牧场呢，又是另外情景。因为海拔高，天气非常不稳定。刚才还艳阳高照，转瞬就会电闪雷鸣。大雨裹挟着冰雹，砸在人的身上“嘣嘣”作响，气候会因此急剧降冷，人经常会被这种极端的气候折腾得疲惫不堪。
这是冬季前往牧区的道路，突发暴雪，道路中断，无法开车、骑马，只能步行。
一次，我前往一处偏远牧区接孩子，因为感冒未好，途中又遇大雨，突然出来严重的高原反应。后脑勺剧烈疼痛，像是有把锋利的钢锯，有节奏的锯着脑壳里的骨头。用手拼命地敲打后脑勺，恨不得撕开头皮，把那根作痛的骨头敲下来才好。而呼吸，就像被人故意地捂住鼻孔，不让喘息。陪我同行的青年见此，慌慌往我嘴里塞进一把人丹。但无济与事，呼吸越来越短促，困难；身子已在虚脱，开始发飘。我怀疑自己快要死了。在将近昏迷的状态中，我听到身旁青年在慌慌问：“你要不要留几句话？”我知道他指的是遗言。我要留什么呢？虚脱的身子让我无法生出太多感想，唯一想到的就是要让家人知道我在哪里，所以我只能断断续续地告诉他，我家的电话是多少多少，我姐姐的电话是多少多少……
在草原工作的前五年，我的生活和工作，基本就是这样。
直到后来，身体患上重病，我不得不丢下学校和孩子们，离开草原回内地治病。
这期间，父亲离我而去……拖着一身病痛，我为父亲守夜。一整夜地望他。他的头顶上方，清油灯整夜地亮着。父亲睡在清油灯下。那时，我感觉大地从地心深处喷薄出的冰凉，扑在我身上。
好后悔，没有最后陪陪父亲！我听到母亲在隔壁房间整夜地哭。我在想，是不是从此不回草原，要留在家里好好陪着母亲？我朝父亲跪下身，从香炉里渐渐浮起的青烟中，我望见父亲双目微闭，安静地睡去，又像是在等待。他在等待什么呢？是等我回来听他再一次叮嘱吗——曾经多少次，在我想家，或想离开草原的时候，他便在电话里叮咛：“孩子，想想你的祖母，她的裁襟励子，她的言而有信——我们这个家庭，就是以诚信传家的。所以不要轻易说放弃，草原上的工作，要做，就应该好好地做下去。”
（三）
就这样，等身体稍好一些时，我又回到了草原；投入了一份全新的工作——参与政府的文化扶贫工作。我以为，不再教孩子，只在做文化工作，生活是不是就会发生改变。至少会让我摆脱过去的那种帮扶的困境。或者淡忘那些需要放下的人。比如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