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武：欧洲的启蒙运动（下）
2020-07-14
2020-07-14
新浪博客
法国《人权宣言》
本文为陈浩武先生2018年4月在共识沙龙微信公益讲座《欧洲的启蒙》答书友问录音整理（下）。
大家晚上好，4月27号晚上关于“欧洲的启蒙运动”的讲座，听友提出了一些问题，我借今天的讲座回应一下，重点是把眼光从欧洲转向中国，更多地从中国的角度对启蒙运动做一些阐述。
我今天讲三个问题：
西方启蒙运动的主要成果；
中国式启蒙运动的特点；
“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
第一个问题，西方的启蒙运动取得了哪些成果？
西方的启蒙运动给人类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思想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19世纪启蒙运动以后，决定人类走向和社会变迁的力量，不再是依靠军队、战争，而是通过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一种主义、一种理论，演变成一种思潮；当这种思潮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它就会变成改造社会的一种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我觉得这一点是启蒙运动对人类带来的最大成果。
人类在启蒙运动以后所形成的思潮或者说思想成果，包括那些方面呢？我们来梳理一下：
第一、“天赋人权”思想的确立。
启蒙运动有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确立了“天赋人权”的思想。当时的思想家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先验”的东西，这个“先验”的东西是什么？法国的笛卡尔称为“天赋观念”，英国的洛克称为“天赋能力”，自然法学派称为“天赋权利”或者“天赋人权”，包括一个人的生命权、私有财产权、自由权、反抗压迫权等等。为什么叫“天赋”的权利？就是因为人这种“先验”的东西是上帝赋予的，是与生俱来的，是神圣的，是不可随意剥夺的。
这种观念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它已经演化成人类具体的文件的范本，比如说法国的《人权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第一条，“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义的基础之上。”第二条，“一切政治结合均旨在维护人类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美国《独立宣言》
我们再看美国的《独立宣言》，它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引用的这些文本，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都是世纪性的文本，充满了“天赋人权”的思想，这些思想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且构成了法国、美国立国的根本。比方说，在创建美国的过程中，那些立国的先贤们就非常鲜明地捍卫这些思想，把它们演变成美国的宪法，演变成美国的立国思想，也演变成美国的治国根本。
第二、社会契约思想的确立。
政府是怎样产生的？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何处？什么样政府才是正当的政府、合法的政府？启蒙思想家认为，政府其实是一种契约的行为，所有的政府权力，都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而这个枷锁就是政府。卢梭提出，国家创建的理性逻辑是这样的，人类想要生存，个体的力量是微薄的，个人的权利、快乐和财产在一个有政府的社会比在一个无政府的、人人只顾及自己的社会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可行的办法就是集合起来，形成一个联合体，即国家。所以卢梭认为，国家的目的就在于保护每个成员的人身与财产，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人生而自由与平等，人们通过订立契约来建立国家，所以国家就是人民契约的一个结合体。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商务版）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最核心的一个观点是，国家的主权在人民，政府只是人民的受托方，是法律的执行者，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一种契约。按照这种契约理论，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就是说，人民通过纳税雇佣政府来为民众服务，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建立国防军，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建立治安警察，于是，人们通过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通过自愿缴纳一些税款，委托政府来组建军队、组建警察保护国家，维护社会治安。因此，军队和警察一定是属于国家，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某一个政党，更不是某个领袖人物的护院家丁。
第三、“主权在民”的思想的确立。
“主权在民”，就是政府权力来源的正当性的确立。启蒙运动所形成的“天赋”权利的思想，保证了“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也奠定了整个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我们再看美国《独立宣言》，“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这一点非常清晰。《独立宣言》还写道，“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证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利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政统治之下时，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一个新的保障。”所以“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在今天就演化成全球普遍的纳税人意识，纳税人才是社会的主体，政府不过是纳税人雇佣的仆人；为了使纳税人的意志得以贯彻始终，所以才有议会政治、立#宪政府和政党轮替这一系列政治体制设计，使“主权在民”的这一政治原则能够得到保障。
当然我们还可以列出启蒙运动的一些其他的社会成果。比方说，伏尔泰的自由思想的确立，特别是经过启蒙运动以后，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成为衡量社会正义的唯一标准；再比如说，孟德斯鸠关于法治思想的确立，在他的整个体系里面说得非常的清楚。
为什么要梳理启蒙运动的这些思想成果？这些思想成果在今天的欧洲，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社会存在，但是我认为在中国，今天还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实状况，还停留在远离人类文明的洗脑的阶段。比方说，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经常听到什么“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整天充斥媒体的颜色基因，军队要听从指挥，把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作为历史功绩等等。这些荒唐、陈腐、远离人类文明的陈词滥调，依然充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经过洗脑的民众，对这些东西缺乏思辨能力，也以为一切都是领袖人物的恩赐，习惯匍匐在权力的宝座之下歌功颂德。
所以，当我们用启蒙运动思想家和整个人类的启蒙运动所形成的“主权在民”的思想、自由的思想、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等等观念，来衡量我们当下的现实世界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我们离人类文明还有十万八千里，还远远没有完成精神和思想的启蒙。
《圣塔菲协定》的签订
关于中国式启蒙的发生和特点？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说一下。
首先，中国式启蒙晚于欧洲400年。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的启蒙和中国的近代化，要远远晚于欧洲，而后面很多问题的出现，都跟这个“晚”有关。
那么，中国的近代化起步比西方大约晚了多长时间呢？我认为晚了将近400年。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从5世纪到15世纪是中世纪，而中世纪的终结，就是西方近代化的开端。我们知道，在1492年，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国王伊莎贝拉和哥伦布签订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叫《圣塔菲协定》。圣塔菲是一个小镇，在西班牙南部的格林纳达城附近。《圣塔菲协定》主要的内容是由卡斯蒂利亚王室来资助哥伦布去探险，由于有了这次资助，而导致新大陆的发现，有了人类文明一个新的开端，乃至从16世纪以后，西方就沿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的轨迹，进入到工业革命的阶段。所以我把它看成是一种内生变量的自发演进，是人类在整个认识社会和认识自然、探索自然过程中一种自发的演进，这个演进的结果就是英国条约体系的建立，也就是世界秩序的形成。
我们再看中国，中国的近代化的起点是什么呢？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发生鸦片战争的时候，西方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开始了海外殖民化的进程。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发生在这个背景之下，其实是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挑战，中国的变革和中国的近代化，就是以东方文明来回应西方挑战，所以我把它称为是一种外生变量的改革。欧洲是内生变量的秩序，中国是外生变量的改革。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一个课题，我称之为“轴心文明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轴心文明包括古犹太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华文明，这些文明的转型过程，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轴心文明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往往是比较困难的。所谓“比较困难”，就是轴心文明国家在它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当中，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向西方学习的正当性问题。19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西方文明挑战，在这之前，古中华文明是一个以中国儒家为核心的文化圈，或者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朝贡体系。
所谓的中国，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还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因为中国在古代有令人骄傲的儒家文明。中国人一直强调“夷夏之分”，“夷”指的是西方、四夷，是落后的，而“夏”指的是华夏，华夏是文明的中心，是先进的，是发达的，是值得荣耀的、值得骄傲的文明体系。所以当这种文明受到外来挑战的时候，就会本能地排斥外来的文明，始终保持自己文明的优越感，认为自己的文明才是世界上最高级的文明层次，中华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而对其他文明都不屑一顾，认为他们是落后的。
所以轴心文明国家在面临挑战的时候，恰恰是这些自我中心主义成为国家转型的巨大障碍，他们认为自己的文明应该优越于其他文明，它无法解决自己向其他人学习的正当性的问题，它不承认别人比它更先进，它拒绝、排斥这种文明，这也就是中国在转型当中的一个巨大的困难。
利玛窦与徐光启的文化盟约
在中西方文明交流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叫“礼仪之争”。所谓的“礼仪之争”，是指在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文明的时期，教皇和中国皇帝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我今天不去展开“礼仪之争”，我只是说，到了1840年，当西方文明来挑战东方文明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已经没有在明代的时候东西方文明交流时的那种平等和从容的心态。
在利玛窦来华的那个时代，也就是东西方刚刚开始交融的时候，双方知识阶层的态度是平等的，心态上是从容的、不卑不亢的。我们从利玛窦和徐光启的关系，可以看到西方传教士对中华儒家文明给予的足够尊重；同样，中国的儒家学者和朝廷的高官，对基督教文明也是予以足够的尊重。传教士在那个时候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基督教信仰和科学技术，同时，他们也把中国的文化非常有礼貌地翻译到欧洲。比方当时在法国，利玛窦带到西方去的文学作品《赵氏孤儿》，被伏尔泰改造成剧本在巴黎公演，名噪一时。在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里，那些高贵的女性，一边读《赵氏孤儿》，一边品尝中国的红茶，对中国文化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