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只是一种形式，与实质无关，更不是称誉的理由。清朝八旗军制的腐败无能载入史册、人尽皆知。清朝光绪年间，却有这么一个人，浸浸于以古老的八旗兵为自豪，希望八旗兵这枝朽木发新芽？民国年《一士类稿》说，杭州有一位叫三六桥的青年，世代为正白旗蒙古人在杭州城的驻防军（古人防军指防百姓）。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六桥年方十四五岁，便潜心钻研八旗军制在杭州城的沿革及自创制以来与之相关的风俗人文、轶事雅谈，作“柳营谣”诗集。其自序说：
“吾营建自顺治五年，迄今二百四十余载，其坊巷桥梁古迹寺院之废兴更改者，既为杭郡志乘所略（评：清初强抢地方他人田产，不得不略），而其职官衙署科名兵额一切规制，又无记载以传其盛（评：一面当兵一面从事各业，规制名不副实，却也确实兴盛，记载则羞煞）。自经兵燹，陵谷变迁，老成凋谢，欲求故实，更无堪问。夫方隅片壤，尚有小志剩语，纪其文献，吾营八旗，实备满蒙大族，皇恩优渥，创制显荣，其间勋名志节，代不乏人，倘无一编半册，识其大略，隶斯营者非特无以述祖德，且何以答君恩乎？童子何知，生又恨晚，窃不任其淹没无传，以迄于今，每为流留轶事，采访轶闻，凡有关风俗掌故者，辄笔之，积岁余方百事，即成七绝百首，名曰柳营谣。”
“满蒙大族，皇恩优渥”，是其以利益为基础的自豪的实质；“勋名志节，代不乏人”，是其自豪而产生的自我虚胀。假如现代人笑他，自有可笑的理由；但假如此青年三六桥搜集八旗典故逸事以志记录，作为一种古人走过的里程碑，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但如果要在八旗兵里发现什么闪光点，以使发扬光大，则大可不必。那只能是八旗文人的自恋与固执或政客的另有所好了。
古代中国是一个
“吾营建自顺治五年，迄今二百四十余载，其坊巷桥梁古迹寺院之废兴更改者，既为杭郡志乘所略（评：清初强抢地方他人田产，不得不略），而其职官衙署科名兵额一切规制，又无记载以传其盛（评：一面当兵一面从事各业，规制名不副实，却也确实兴盛，记载则羞煞）。自经兵燹，陵谷变迁，老成凋谢，欲求故实，更无堪问。夫方隅片壤，尚有小志剩语，纪其文献，吾营八旗，实备满蒙大族，皇恩优渥，创制显荣，其间勋名志节，代不乏人，倘无一编半册，识其大略，隶斯营者非特无以述祖德，且何以答君恩乎？童子何知，生又恨晚，窃不任其淹没无传，以迄于今，每为流留轶事，采访轶闻，凡有关风俗掌故者，辄笔之，积岁余方百事，即成七绝百首，名曰柳营谣。”
“满蒙大族，皇恩优渥”，是其以利益为基础的自豪的实质；“勋名志节，代不乏人”，是其自豪而产生的自我虚胀。假如现代人笑他，自有可笑的理由；但假如此青年三六桥搜集八旗典故逸事以志记录，作为一种古人走过的里程碑，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但如果要在八旗兵里发现什么闪光点，以使发扬光大，则大可不必。那只能是八旗文人的自恋与固执或政客的另有所好了。
古代中国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