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至今承认，中国自从早在春秋末期进入文化启蒙百家争鸣的“诸子百家”时代之后，再没有经历第二次文化启蒙高潮的历史社会阶段（至今我们的无数学者仍在引用两千多年那些古人认知的“名言”，吃祖宗老本，做着一代又一代的“啃老族”，便是这种史实和现实的历史自叙——不知他人怎么想，至少笔者为此感到了羞耻）。春秋末期产生了老子的无为和忍让思想，孔子的仁思想，墨子的利他和兼爱思想，杨朱的利己思想，孟子的性善和荀子的性恶（私欲）思想，等等。以现代思想观来看，古人那些思想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它们有共性，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混杂性。这种共性，是以他们所处共同的人类社会为基点和背景的。共性的社会产生了各有千秋、各有倾向的思悟观点。人类思想史发展到当今世界时代，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常识认知：任何思想都是基于人类社会本身；那种独尊一种思想、抹煞其他思想的行为，便是扼杀了人类社会多元化并由此产生的人类哲学思想多元化的丰富多彩性。春秋战国进入强秦时代（史称“先秦”），人类思想本质多元化不受欢迎于欲以专一强权统一中原七国的秦国。以不变一统权力对待“百家”多变哲学思想的秦“灭六国”之后，“焚书”和“坑儒”也就在历史发展的“合理性”之中了——这种历史逻辑，不是近年来的否定始皇帝“焚书坑儒”历史事件的几篇文章所能抹杀的。
中国历史学称“汉承秦制”。因具有不变权力属性的制度的需要，也是出于对多变的人类哲学思想的憎恶，汉朝进入武帝时代便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王朝政策——以不变的权力来苛待和暴政于多变的人类思想（统一的皇权深深爱恋统一的思想）。自“独尊”开始，中国历史产生了一个奇特的（观念史）现象：中国历史上基于多元化人类社会本质而产生多元化思想的那些灿若星辰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都被择其一点地归于“儒家”一列（比如典型者是春秋末期哲学立论完全不同的荀子和孟子被同归为儒家；比如五代十国时期违背儒学宗旨、投靠五国君主、在宋朝被欧阳修、司马光谩骂的冯道，在宋朝之后也被列入“大儒”；历史上反对孔孟之术的所谓“儒家”则更多）——社会本质多元化的百家争鸣已经被本属“另类”的专一权力认同观（西方学说称“权力崇拜”）同样定义为“另类”了；中国历史上那些丰富多彩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也湮灭于那条长廊之中。在这种单一
中国历史学称“汉承秦制”。因具有不变权力属性的制度的需要，也是出于对多变的人类哲学思想的憎恶，汉朝进入武帝时代便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王朝政策——以不变的权力来苛待和暴政于多变的人类思想（统一的皇权深深爱恋统一的思想）。自“独尊”开始，中国历史产生了一个奇特的（观念史）现象：中国历史上基于多元化人类社会本质而产生多元化思想的那些灿若星辰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都被择其一点地归于“儒家”一列（比如典型者是春秋末期哲学立论完全不同的荀子和孟子被同归为儒家；比如五代十国时期违背儒学宗旨、投靠五国君主、在宋朝被欧阳修、司马光谩骂的冯道，在宋朝之后也被列入“大儒”；历史上反对孔孟之术的所谓“儒家”则更多）——社会本质多元化的百家争鸣已经被本属“另类”的专一权力认同观（西方学说称“权力崇拜”）同样定义为“另类”了；中国历史上那些丰富多彩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也湮灭于那条长廊之中。在这种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