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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论世变之亟》

2012-05-17 06:12阅读:
1895年甲午战后,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就传统中国的“依势而为”作过深刻的论述:“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
恕即宽恕、原谅;絜矩即国家法度。在中国封建皇朝专制的势中,宽恕和法度只具单向待人而非待人又及己的双向含义;而西方的自由观念是“存我”“于及物之中”。于是,依势而为,中西迥然相异。
“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略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为学也,中国多夸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若斯之伦,举有以(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
常识告诉我们,无论古今中外,但凡人类,本质是一致的,此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个性的外在表现却千差万别;不同的民族会形成不同的民族性格。
严复是一位博古通今、中西兼收的清末著名学者,且不论他对当时西方的评价是否全面准确,但对旧中国的传统人文风俗的点评,不能不说是精彩的:宗法社会的中国最重三纲五常,亲亲,孝道,尊主,一道而同风(传至后代便是:不是东风就是西风),多忌讳;重节流,追淳朴;为人谦屈,追求繁文
缛节;自夸多识;把天灾人祸视为天命。
处于当时清朝体制内,严复不可能给这种民族性格以实质揭示,只是就现象而论,似乎持平地说:“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但是,结合甲午战败惊醒国人的时代背景,结合他观点中的“专以待人及物”的皇朝权力前提,任何人完全可以看出,封建时代的中国人风俗,是统治者专制“待人”而非“待己”的强势造成的——千年专制强权一直致力于打造一种顺从的、同种“势”的民族性格,因而他所揭示的社会价值观的偏向性也是明显的。他文章的标题,更确定了他认为这种传统“世道”的世风的不足。这也是近、现代任何人无法否认的!
假如非要明确这种民族风俗的“优绌”,那只有一点,便是前提错了,推论便错了。即使人文风俗有“优”,也是浮于面上的表象而已,而表里不一、内外不一,官民上下不一,正是近、现代几乎全体中国人对旧传统统治文化即“道统”的共识。
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说:甲午战后,“惟独严复冷静沉思,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探寻出两者在自由问题上的根本差异,并且把这看做是其他‘群异丛生’的出发点,其见解之深刻至今都令人惊叹!”(章开沅《离异于回归》)
传统中国人在依这种被打造、被代表的“势”而为,而这,违反了人类社会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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