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传统近代史述著作仍有站在某一视角上的论述，它不意识地陷入了这样一种思路，把当时社会清政府开市通商视为对外国人的恩赐。
乾隆皇帝在发往英王的敕谕中说：“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粤督蒋友铦在接待英国阿美士德商贸访问团时谈到：“尔国通市广州，于今百年，凡尔之俸饷经费，一惟于市取，办市之活，每岁以数万计，其利溥矣，中国之俾益于尔大矣”。禁烟时期的钦差林则徐也曾晓示英商：“夷船到广州通商，获利甚厚！我皇帝一视同仁，准尔贸易，尔才沾得此利（按语：林则徐既有此观点，虽持只禁止英国鸦片贩子经商的观点，但和道光皇帝禁止所有英国商人贸易相差不远了。这是一种天朝一体性思维，即笔者常说的相同感知）。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矣”（后来林则徐改变了“无以为命”的看法）。
“加恩体恤”、“俾益于尔”、“恩莫大矣”,是皇朝官僚治权的众口一词。从这些议论中，后人可以看到，在封建皇朝社会，经商历来就被视为是对“商为末等”的中外诸民的恩赐。
但是，现代人都知道，商利的本质是共赢，否则就无法经商，这是自远古物物交易开始就产生的历史社会常识，而非如古旧传统中国统治者主观认为的商人一方所赢。清朝初年统治观念撇开沿海口岸开市互利的性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仅指斥（外）商的赢利。这在天朝内部，也许一直就是皇朝的认知原则，殊不知其中权力压制在起着主要杠杆作用（近、现代中国史述著作站在被侵略的地位上，大都回避甚至采信了这种“赐恩观”）。以英属东印度公司鸦片倾销前后来看，之前，西方工业品难于占
乾隆皇帝在发往英王的敕谕中说：“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粤督蒋友铦在接待英国阿美士德商贸访问团时谈到：“尔国通市广州，于今百年，凡尔之俸饷经费，一惟于市取，办市之活，每岁以数万计，其利溥矣，中国之俾益于尔大矣”。禁烟时期的钦差林则徐也曾晓示英商：“夷船到广州通商，获利甚厚！我皇帝一视同仁，准尔贸易，尔才沾得此利（按语：林则徐既有此观点，虽持只禁止英国鸦片贩子经商的观点，但和道光皇帝禁止所有英国商人贸易相差不远了。这是一种天朝一体性思维，即笔者常说的相同感知）。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矣”（后来林则徐改变了“无以为命”的看法）。
“加恩体恤”、“俾益于尔”、“恩莫大矣”,是皇朝官僚治权的众口一词。从这些议论中，后人可以看到，在封建皇朝社会，经商历来就被视为是对“商为末等”的中外诸民的恩赐。
但是，现代人都知道，商利的本质是共赢，否则就无法经商，这是自远古物物交易开始就产生的历史社会常识，而非如古旧传统中国统治者主观认为的商人一方所赢。清朝初年统治观念撇开沿海口岸开市互利的性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仅指斥（外）商的赢利。这在天朝内部，也许一直就是皇朝的认知原则，殊不知其中权力压制在起着主要杠杆作用（近、现代中国史述著作站在被侵略的地位上，大都回避甚至采信了这种“赐恩观”）。以英属东印度公司鸦片倾销前后来看，之前，西方工业品难于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