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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权和文化

2013-04-22 11:27阅读:
据历史学者考证,宋朝之前即上溯的五代十国及整个唐朝期间,历史人物曹操只以汉末三国时期的英雄之一出现在了时人的评述和诗词典章中。自北宋开始,曹操这位在权力上取代东汉末皇帝的历史人物形象开始发生了变化,从后人较能心平气和看待的三国众多英雄之一,逐渐变成了篡夺“正统”的奸臣。这和北宋当时所处的宋廷治权环境有关: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人在逐渐南侵过程中招降、征服了很多独立的汉族政权(五代十国分裂期间),创建了北方一统的辽国政权(现在天津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与北宋对峙。从现有的世界史料记载看,当时欧洲人把“契丹人”看成中国人),“奸臣”现象成为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时代特色。显然,北宋代表汉民族正统,而辽国政权有了篡位的意味。
正是在北宋时期,有关三国时期人物的民间说书现象大量涌现。根据当时北宋社会现实的需要,不但曹操奸诈的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确定(以奸诈为主题的曹操“七十二疑冢”成为了历史误说,蒙骗自后中国数百年至今),三国人物形象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刘备成为了捍卫汉统的正面人物,实际上难避匪气的“桃园三结义”成为了大忠大义,忠和叛成了自宋朝开始的独特文化现象,成为自后儒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此前五代十国期间,经历四朝十帝、不断“叛君”、自号“长乐老”的大儒冯道便避过了历史的抨击,尽管此人在宋儒中有争议;如果他生活在宋朝以后,如民国军阀时代,不知被刺死几多回了)。刘备手下的“结义”将领关羽正是在这个朝代由民间加工塑造和宋廷追封而一路走红,由“关公”、“关帝”至“关圣”,宋廷对这位普通历史人物的封号走向了极致,以极端地突出“忠义”思想。另有历史学者考证,关羽这位三国人物之所以能走进庙宇,是印度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首先行为,异国教派很懂得要使异教在中国落地生根必须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道理。南宋之际,宋朝的治权范围相当于三国时期的蜀、吴之地,而灭辽以后的金国(秦岭淮河一线与南宋对峙)则相当于三国时期魏国的国土面积,这一现实也使历史上的三国人物的个性和褒贬立场更为鲜明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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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圣的确立与文圣的追封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一种相映成趣和相映成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尊孔;开疆拓土的唐太宗李世民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大力宣传正统与忠君思想的两宋皇帝加两字为“至圣文宣王”;蒙元皇帝更追封两字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确立宋代程朱理学的学术地位。有历史学者认为,蒙元异族政权由于没能融合汉文化而导致了这个政权的短命,其实这只是相对的。中国古旧传统学说易于绝对化,就像它把历史人物绝对化(或圣化或妖魔化)一样,只会导致历史纵向社会学说本身的褒贬循环和翻案现象的循环出现。历史地看待,任何一个政权,它和异族的同化都会成为一种不以主观意志为愿望的客观趋势,这是由但凡人类所具有的共性所决定的。而汉文化正是在这种同化和异化中成就了后来的东亚文化圈,这和它所具有的辽阔面积(水土养人)而又相对独立治权的国土环境不无有一定关系。
明朝之后,三国人物形象其实在民间的说唱艺术中已经确立。《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曾一度在朱元璋敌手张士诚(两者曾是反元盟军)手下担任过谋士之职,但并不得意。张士诚失败以后,罗贯中笔下的三国人物,鲜明地突出了士绅阶层,把他们渲染成为聪明睿智、不畏强暴的历史人物:孔融、祢衡、徐庶、杨修等等,包括神化诸葛亮,都具有了作者罗贯中的感情寄托。
清初史料说明,努尔哈赤(包括第二代皇太极)在中国东北确立政权之初,便在这块自后的“龙兴之地”建造了众多的“关帝庙”,并熟读《三国演义》,这成为了满清集团切入汉文化的契口。历史证明,两种文化(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要想彼此征服和融合,没有一个了解和同化即知己知彼的过程,只能是天狗吠月式的夜郎而已。
满清入主中原以后,同化现象继续存在,清初皇帝确立了汉族儒祖孔子“万世师表”的地位,这是治权和文化的一种妥协,它像蒙元政府一样,是对被征服汉民族的精神补偿,是统治者驯化被统治者的一种手段。
历史地看,治权和文化的关系,就是统治权力和宗教的关系。中国学术界常说,古代中国王者走的是一条政教合一的道路,这对神化一统权力有利而对历史社会的发展有弊;它历史性地无能成为分离状态,这也许既要追溯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又要追溯到汉武帝统治者意志的“独尊儒术”,是控制文化不同手段的相同表现。而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既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深刻反映,又是中国造神文化的一个里程碑式典章;由于历史上历代封建皇朝皇帝对其中人物的追封和评论,它在历史传诵过程中几乎取代而成为了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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