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皇朝灭亡至今整整一百零二年，由于现实社会依旧存在的对人不对事观念反映到了史学观上，因此近代史论仍具有对人不对事的学术观点和史述思维方式；表现在史述著作上，便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及纵向社会各持史据史论的“翻案”现象。可以说，立场性的晚清近代史学观，远非得到后人的历史认同——只“任人打扮”。
有近代史学者津津乐道于晚清政府在近代化过程中所付出的“学费”：这是一笔值得付出的学费。但是，如果晚清政府因付出学费而不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那么付出这样一笔学费，是值得的；但如果仍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那么，晚清政府这种“学费”，是不值得后人去称道的（只成了为既成错误辩解、混淆视听的史述）。
晚清政府第一笔学费，要算任命美国退休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大清国出使大臣访问欧美各国（1868年），并代表大清国与欧美国家签订“条约”。任命一个外国人为出使大臣，这在世界外交史上都是一件令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的事情。假如晚清政府能从这件事上吸取教训，从此不再发生相同的事情，那么它还可以称得上“学费”。但是，史实却并不如此。在二十六年后甲午战争失利之时，清政府照样委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代表大清国去日本和谈，只是因日本以不符合国际法为由加以拒绝，德璀琳才转途返回。用现代观念“学费”去称道晚清政府，只是后代某些人自娱自乐的一种高估；其根本原因，是封建旧中国根深蒂固的“鬼使神差”观念在作祟。就近代外交观念，无论怎么学，它都扭不转它固有陈旧、已经形成数千年的思维模式。
晚清政府为赎回已经在《马关条约》中割让的辽东半岛，向侵略战胜国日本付出了三千万两银子（加上赔款2亿两，共两亿三千万），但由于这个政府没有近现代外交理念，只能在列强的“干预”中软弱退让、作茧自缚，形成19世纪90年代末的瓜分危机
有近代史学者津津乐道于晚清政府在近代化过程中所付出的“学费”：这是一笔值得付出的学费。但是，如果晚清政府因付出学费而不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那么付出这样一笔学费，是值得的；但如果仍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那么，晚清政府这种“学费”，是不值得后人去称道的（只成了为既成错误辩解、混淆视听的史述）。
晚清政府第一笔学费，要算任命美国退休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大清国出使大臣访问欧美各国（1868年），并代表大清国与欧美国家签订“条约”。任命一个外国人为出使大臣，这在世界外交史上都是一件令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的事情。假如晚清政府能从这件事上吸取教训，从此不再发生相同的事情，那么它还可以称得上“学费”。但是，史实却并不如此。在二十六年后甲午战争失利之时，清政府照样委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代表大清国去日本和谈，只是因日本以不符合国际法为由加以拒绝，德璀琳才转途返回。用现代观念“学费”去称道晚清政府，只是后代某些人自娱自乐的一种高估；其根本原因，是封建旧中国根深蒂固的“鬼使神差”观念在作祟。就近代外交观念，无论怎么学，它都扭不转它固有陈旧、已经形成数千年的思维模式。
晚清政府为赎回已经在《马关条约》中割让的辽东半岛，向侵略战胜国日本付出了三千万两银子（加上赔款2亿两，共两亿三千万），但由于这个政府没有近现代外交理念，只能在列强的“干预”中软弱退让、作茧自缚，形成19世纪90年代末的瓜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