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慈善法，哭死草根宝宝了
2016-01-25 08:13阅读：
冯永锋
走在路上，有人直拽我的袖子。回眸一看，发现是一个爱提问的人。爱提问的人这样问我：你所说的草根，到底是什么意思？
草根，当然就是“一定要做公益”的那些人。不论外部条件如何，不论自身条件如何，看到了社会问题在那公然发作，就是不忍直视，就是无法绕开，只能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试图解决的那些人。草根不在于是不是真的“自下向上”生长，也不在于是不是自上向下生长、自左向右生长、自天向地生长、自内向外生长、自石向土生长，而在于，他们“一定要生长”。
另外，草根当然是民间的。不在于这个人的身份如何，而在于其思维和行为方式是否民间化。所有的人如果回到生命本体，都是民间的。官员上班是在为政府服务，下了班其实就是民间个体。而公益本来就是民间的自由行动，因此，支持草根，就是支持那些自然生发的民间公益行动者。
《慈善法》草案正在公示和收集公众意见。据说要收集到11月底。据说给这个法案提意见的人很少。但此法事关公益的未来，事关公益人的命运，因此，研究了一番之后，觉得还是要对其三个最要命的地方，提一提修改意见。否则，自由公益人，民间公益人，将很可能被各种“口袋罪”装入牢笼。
读了这篇文章的人，建议都去给“慈善法”提意见吧。给出了机会不抓紧，别怪人家太无情。
（小题）人人有权公开募捐
据说“慈善法”的立法专家，非常清楚“人人有权公开募捐”才是公益的活力之源，内心里也支持人人有权公开募捐。但不知道笔下行文纵字时，担心起了什么；也不知道出于何种心理，居然还是要写上了一条“个人未经许可，不得开展募捐”。
有点脑子的人想一想就明白，公益其实是一场场事先无法预测的“遭遇战”。你不知道社会难题何时何地会大爆发。你也不知道何时、何地、何人会感应到社会问题。而公益问题的自由感应者们，往往都是急切的，是能量充足的，都想要第一秒钟就为自己感应到的难题而做点什么。在这时候，如果他居然没有天赋的自由募捐权，那么，他
只要做了公益，民政局这样的部门，马上就会站出来，说他违了法犯了罪。
民间社会之所以有趣和动人，就在于人可在天地间自由创作。如果我们出个国家创作法，强调“个人未经许可，不得唱歌写字”，那么，这个民族文化的衰微，是一夜之间的事。
微博和微信之所以自由而繁荣，就在于其即时创作性。想到了什么，就写，就发，就传播。没有了事先的审查，没有了登载场地的限制，自由创作给了每个个体无限的灵感和动力。而如果我们出个法律，“个人未经许可，不得发布微博”，那么，微博肯定死寂一片。社会上本来该有的无限生机、无限能量，其实都是给执政者、立法者这样给耽误了、阉割了。
同样的道理出现在可自由交易、自由讨价还价的菜市场。菜市场每个人都在交易和互动，但菜市场没有一个人的声音能盖过其他人的声音。社会因为自由释放，而生机勃勃。只有当每个人都成了自由释放者，公益社会就可能如菜市场一般，有了公众大量的介入和实践。实践才能出真知，实践才能出健康。每个机体，正因为这些众筹和捐款的体悟，对募捐的风险、捐款的风险，才有足够的鉴别力，有足够的防范力，有足够的承受力，有足够的排除力。
因此，“慈善法”如果要修订和确立，必须把这一条给删去。如果不删，那么这一条将成为“选择性打压迫害公益人士”的重要法条，随时可以拿来对任何想要“定点清除”的公益人士进行“依法定罪”。
（小题）所有机构都要有公募权
“慈善法”还有一个神奇之外，居然规定，“省级以上机构”才有公募权。政府讲个级别也就算了，连公益组织也要分出个级别？政府拼命袒护城市也就罢了，难道公益组织也必须生活在国家级大城市，才算得上在做公益？
这还有点公民社会的基本精神不？这还有点预测未来的能力不？
一家公司，无论注册在哪里，无论注册规模有多大，都可以把产品卖向全世界，都可以聘用全宇宙的任何人才。
一家出版社，可以出任何市场需要的书。一所大学，可以开办社会需要的任何专业。一间饭店，可以制作顾客点出的任何菜肴。
奈何，在“慈善法”眼里，公益组织还有地域限制？不许把服务卖给世界？不许接受本乡村之外的任何捐赠？这和规定，城市里的男人，不许娶农村人为妻有何区别？这和规定，乡下的男子，未在城市居住五年以上，不许吃城市餐馆的饭、上城市的厕所，有何区别？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法律逻辑？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立法心理？
在我看来，这分明是想限制、压制、抵制、抑制公益组织的发展。或者，在立法者眼里，人和人仍旧是分等级的。机构也要分出三六九等。然后，“省级”以下的公益组织，都能力弱小、品质堪忧、公信力不足？
而真正的公益，都是来自于民间社会。在中国，固然大量的农民涌入了城市，农村荒落成空村，但农民仍旧是中国公益的主流力量。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也都生活在“省级以下城市”里。越是乡村，公益做得越自然。越是小县城，公益做得越迅速。
怎么会有这样的条款，把广大公益主体拒之门外，连做个公益，也要搞起中央集权？
如果一部法律，连做个公益还要分出“城乡差别”，那这部法律，实在就对社会公平、人人平等有着极大的不敬。这样的残酷无情的立法思想，早都该被清除出人类的头脑，怎么到了今天，还在这些高级皮囊里作威作福、作妖作怪？
这个法条如果在将来还继续健在，那么，除了涉嫌“严重歧视罪”之外，还很可能是一个预埋的“口袋罪”。与“个人无权开展募捐”原理相同，只要政府，或者政府的某个官员，对某些公益组织心存不满，想要除之以后快，就可以祭出这个条款，然后将其合法入罪。
反转过来想一想，如果乡村的公益组织那么贫弱，那恰恰是法律更应当扶强补壮的重要对象。那就更应当强化这些机构的公募权、自由发展权、资源倾斜权。看来立法者一辈子都只生活在帝都和魔都，眼睛里再也看不到乡村的广大，城镇的繁华。
因此，这一条一定要改掉，改为所有的公益组织，无论是“财团法人”（基金会），还是“社团法人”（民非、社会团体），都可以自由公募。
（小题）民政局怎么能随意“修理”公益组织？
“慈善法”一看就是民政系统的人在参与和主导。他们给自己的部门强化了太多的威权、输送了太多的权力意志。
比如有那么一大章节，居然全是鼓励“县级以上的民政局”，可依据猜忌和妄想，依据“可能性”，随意对公益组织进行各种查处。
政府当然有监管的一面，但更重要的职责和义务，当是服务。当前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缓慢，原因就在于政府的服务做得太差。注册上给的条件太严苛，税收上的体系却完全没明确，对公众对公益组织捐赠也不是特别的鼓励和支持。企业捐赠的抵税条件太缺乏吸引力。
然后，对公益组织的限制条款却多如牛毛。这也不许碰，那也不许做。分明都是把公益组织当成嫌疑犯的心理。用法律术语来说，就是对所有从事民间公益的人，都以“有罪推定”的眼光上下打量。恨不得拉到衙门里去，先打上五十大板。
你看这些字段，看上去多么气势汹汹：“第九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可能有违法行为的慈善组织，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慈善组织的住所或者慈善活动发生地进行现场检查；（二）要求慈善组织作出说明，查阅、复制账簿、电子数据等有关资料，采取录音、录像等手段取得与监督管理有关证据；（三）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与监督管理有关情况；（四）经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查询其银行等金融账户；（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大家看一下此前的要件，仅仅是“可能”。这样一来，如果这一条被通过，最“可能”的后果是，民政部门可能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依据某个官员的幻觉，依据某个官员的迫害意志，依据某个官员的兴趣和爱好，就可随意侵犯公益组织的大院和后堂、厨房和厕所，粮仓和书库；可能随意抓捕、查封、关闭、叫停所有的公益组织。
这一条如果通过，比前面论述的可能的口袋罪，就要险恶得多。这一条，其实涉及两个阴暗心理，一是这个国家根本不想发展社会组织，想仍旧回到党政包揽天下公务、社会事务的时代，哪怕自己解决不了，哪怕自己是社会难题的肇事者，也坚决不给民间一丝一毫的机会。二是所有的公益组织都是政府的敌人，天生就只会干坏事，因此，需要给政府的监管，创造一切“可能”的空间。让监管变得无处不在。
当今的时代，有三个地方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一是人与国家——也就是政府——的关系，过去，是政府打着国家的名义，绞尽脑汁以控制社会公众，现在，是政府要给公众服务。提供不了服务的地方，可以让公众自己给自己提供，政府完全可以靠边站。
二是知识与人的关系。过去，知识是用来改变命运的，先到先得的，特权者才可享有的，享有者是可得到特权的。而今天，知识也成了人类的服务器，人类随时可获取，后来者比先来者可能更有知识。命运随时可改变知识，命运随时可活用知识。
三是公益机构与其他辅助者的关系。公益机构本来是公益的主导者，但在过去，公益机构一直被政府、公益资本、学者专家们欺压，在各种场合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壮不起胆、做不了太多的事。现在，一切都将成为公益机构的辅佐和协助者。政府其实不需要在监管上有太多的作为，因为有其他的法律，有行业的自律，有公众的监督，有云网络的大数据。
因此，你可以没有服务能力，但求你不要任性监管。这一条必须在出台前，通通删除。如果不删除，公益机构将每天生活在惶恐中，随时有人来查封你、年检你、审查你、逮捕你、解散你、阻止你，以国家和法律的名义，刺杀你。（2015.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