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好古，得一古器必令工匠仿造。故花纹、锈色都是上乘之造，以致有些人误认为是商周及秦汉时期之物。宋代确曾设立“铸泻务”掌造铜铁诸器及铙、钟、磬等，又仿制古代青铜器，从而达到“上仿制以崇古、下仿造以图利”的目的。编钟在历史古城偏脸城附近被发现，也自然令人想到史书记载的“靖康之难”。因此，要说此件编钟属于宋代似乎有些道理。然而仔细观察在钟体侧面边缘处尚有八个官验文字：“韩州司判验记官赵”（手写体阴刻）及画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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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好古，得一古器必令工匠仿造。故花纹、锈色都是上乘之造，以致有些人误认为是商周及秦汉时期之物。宋代确曾设立“铸泻务”掌造铜铁诸器及铙、钟、磬等，又仿制古代青铜器，从而达到“上仿制以崇古、下仿造以图利”的目的。编钟在历史古城偏脸城附近被发现，也自然令人想到史书记载的“靖康之难”。因此，要说此件编钟属于宋代似乎有些道理。然而仔细观察在钟体侧面边缘处尚有八个官验文字：“韩州司判验记官赵”（手写体阴刻）及画押。
这颗印是北宋的武官印。《宋史·印制》：“两汉以后，人臣有金印、银印、铜印。唐制，诸司皆用铜印，宋因之。”“又有朱记，以给京城及外处职司及诸军将校等，其制长一寸七分，广一寸六分。”从印文及印的长、宽看，偏脸城出土的正是此种朱记。
印文中的“路”，是宋的地方区划。保甲司，是路的机构。勾当公事官，是唐宋常用的职衔名。崇宁五年（1106年），令武臣充保甲官兼提刑。政和三年京东东路的保甲官是任谅。
印背署“政和三年五月少府监铸”。政和三年（1113年）；少府监，为皇帝的造作所，掌管皇室的玩器、后妃服饰、雕文错彩工艺、祭器、铸印等。为铸印记，置有篆文官二人，偏脸城宋印的九叠篆文，自然出自这二人的手笔。
宋印流落偏脸城，当与“靖康之变”有关。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金兵攻破东京汴梁，掳徽、钦二帝北行，捎带把宋朝的皇眷、宫女、大臣、舆服、法物、礼器、书籍、天下府州县图等，悉数掳去。此印约在被掳器物之列。或者是做过京东东路保甲官的哪一位大臣，把此印带在身上，被押行至奚营（偏脸城），一病不起，与印同埋土下；即便不死，他行至苦寒的塞北，既遭受打骂，又衣单肚饿，保命尚且困难，哪还有心思管什么印呢，于是随手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