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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言国学大师

2012-08-30 11:5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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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言国学大师


冯友兰、王国维、辜鸿铭、章太炎、梁启超、康有为、钱玄同、蔡元培、傅斯年、余嘉锡、胡适、汤用彤、陈梦家、夏承焘、钱穆、熊十力、陈寅恪、范文澜、陈垣、侯外庐、唐君毅、顾颉刚、翦伯赞 、吴宓、钱钟书、南怀瑾、梁漱溟……
这是一连串令人尊敬有加的国学大师。
“国学”一词，早见于《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此后朝代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至高等学府。
大师系尊称，大，集大成者；师，典范也。
《史记·儒林列传》：“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百喻经·治秃喻》：“时彼秃人往至其所，语其医言：‘唯愿大师为我治之。’” 　　
《郎潜纪闻》卷八：“二百馀年来，讲堂茂草、弦诵阒如。词章俭陋之夫，挟科举速化之术，俨然坐皋比、称大师矣。”
1920
年，胡适开列了《中学国故丛书》目录，列举古籍39种，以备中学生阅读：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九种纪事本末、中国哲学史大纲、战国策、楚辞全解、论语疏证、庄子译注、荀子、老子、韩非子、墨子、左传、周礼、论衡、法华经、诗集传、缀白裘、佛遗教经、淮南鸿烈集解、阿弥陀经、朱子年谱、王临川集、王文成公全书、章实斋年谱、宋元学案、元曲选一百种、宋六十家名词、清代学术概论、西游记、儒林外史、水浒传、红楼梦……
胡适说，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个书目是我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
他说，这虽是一个书目，却也是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可以叫做“历史的国学研究法”，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我起初也学着老前辈们的派头，劝人从“小学”入手，劝人先通音韵训诂。我近来忏悔了！那种话是为专家说的，不是为初学人说的；是学者装门面的话，不是教育家引人入胜的法子。音韵训诂之学自身还不曾整理出个头绪系统来，如何可作初学人的入手工夫？十几年的经验使我不能不承认音韵训诂之学只可以作“学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学”的门径。老实说来，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那些国学有成绩的人大都是下死工夫笨干出来的。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
后来，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的宣言里，拟了一个中国文化史的系统，其中包括（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便是国学研究，希望读过书目中所列的书籍以后，对于中国文化，能粗知大略。 　　 　　
胡适在宣言中还说“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
最近来贵州的汤一介曾经说：“学问不错，人格又高尚，才可称为大师。”他推荐的人选是王国维、章太炎、胡适和冯友兰。
国学大师必须在某个领域特别具有开创性，王国维和陈寅恪就非常明显，他们直接开创了中国新的一代学术。
“国学“的定义在专家那里是很清晰的。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提出国学的概念时，国学指的是“相对于西方学术的本国传统学术”，主要内容是小学，包括训诂、文字、音韵，还有经学，包括经史子集。章太炎曾提出国学的三个主体部分，就是“义理、考据和辞章”。　
但到了后来，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国学这个词的意思就不是很严格，只要是传统文化内容似乎都可以叫做国学。这也是在一般网民心目中“国学”的含义，所以评选时采用了宽泛的国学定义。 　　“国学大师”必须以博通、精研先秦时代的原典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列出三个条件：一、在其中某一领域有原创性成果。二、精通小学，古文辞(各体式)、古体诗、近体诗词都能自由挥洒，出色当行。如果是20世纪的国学大师，还必须加上条件三：能汲取外来之学说，而不忘民族之本位，中西兼通，而又以传统文化为其治学指归。 即使如此，可能称文豪，但也不一定能称国学大师。
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是公认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人称史学大师；夏承焘，人称词学大师；吕叔湘、王力，人称语言学大师。”
启功是大家熟悉的当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古代字体论稿》，著作等身。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书法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顾问。启功去世时，媒体都一窝蜂地称他为“国学大师”。启功先生如果地下有知，必会以其固有幽默高喊：饶了我吧！启功自撰墓志铭是：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日陋。身与名，一齐臭。
启功固然谦虚，也可见对“国学大师”之慎。
梁漱溟于1988年去世。1990年8月，钱穆于台北寓所去世。3个月后，冯友兰病逝在北京友谊医院。随着三位世纪学人的相继归于道山，生于19世纪的民国一代国学大师，已全部隐入历史，一代大师魂魄飘零……
时代不同，急功近利、人心浮躁，“沉潜”二字早已丢失，国学原典没几人背得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大师最纯粹的读书境界。正如南怀瑾说:“今日的世界，在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但从精神的层面上来看，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痛苦的时代。在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
而今活跃的学界、政坛的宠儿易中天、于丹、不仅走红国中，甚至跨海入台，与大师尚有云泥之距。遑论其他装璜门面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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