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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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 2017，9，23、
现实主义没有蓬头垢面
采访出版家、作家卢惠龙
主题：贵州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卢惠龙（以下简称卢）：你们这个题目很辽阔，很宏大，远非我能力所及。我从小是文学细菌的带菌者。我12岁，小学五年级，每天放学路过新华书店，就进去，站着，读严辰、公木、徐迟、邹荻帆、袁水拍、徐志摩、普希金、拜伦的诗。五十年代，我知道贵州有个蹇先艾，他是1926年开始写作的，与巴金同时起步。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导言中说了他，我找他的《水葬》《贵州道上》看了，是乡土文学一类。那时，贵州的石果在《人民文学》以显著的版面发了小说《风波》《官福店》。石果有黔北深厚的生活积累。胡学文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吃新集》，我都找来看了。胡学文的《冻桐花的时候》文笔特好，是中西合璧之魂。胡学文有深厚的英美文学的底子。五十年代的《贵州文艺》是32开本的，后来才改为《山花》，我是忠实读者。贵州一批批作家兴起，贵州文学的起起落落，我也看在眼里。1960年，我不到20岁，就写了《试论我省民间叙事诗的创作》，是个起步。后来我写了《曾经的高原星辰》，是回忆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活跃在贵州诗坛上的“三廖一张”。他们是廖公弦、廖国松、廖涛声、张克，他们有的诗，我至今能背下来。贵州成就很高的作家何士光，从他的《飞吧，蓝雁》《风雨乐陵站》《秋雨》起，到他的梨花屯系列，都没有离开我的视线。这是我与贵州文学密不可分的“底子”。你们采访我，作为选择采访对象也没错，我是为数不多的健在的了解贵州文学状况者之一。但要谈“过去、现在和未来”范围太大。我仅仅只能谈贵州50年文学的概貌，挂一漏万是不可避免的。
贵州50年代的文学，顶梁柱的蹇先艾、石果、胡学文、涂尘野、胡维翰、苏晓星、伍略，稍晚一点的是周青明、滕树嵩、李起超，戴明贤。还有一个遵
义的傅泽，志愿军，赴朝鲜作战，写了有名的《零下30度》、《小姐妹们》发表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上，因为去世早，知道他的人不多。这些老作家，都是写小说的，而且多是农村题材。蹇先艾的短篇小说集有《朝雾》、《一位英雄》、《酒家》、《还乡集》、《踌躇集》、《乡间的悲剧》、《盐的故事》、《倔强的女人》等，是贵州文学界的领军人物。苏晓星、滕树嵩是少数民族，在描写彝族、侗族生活方面很擅长。戴明贤那时主要写儿童文学，作品有《报矿》等。李起超1956年在上海《萌芽》发表小说《山林恋》，对贵州作家影响很大，一些作家也以此题为文。到了80年代
，小说方面出现了叶辛，写了许多长篇，后来成为专业作家。业余出类拔萃的有余未人，石定，雨煤，何国正，谢赤缨，苗月，姚晓英等等。龙志毅小说写作开始于四十年代，八十年代后，短中长篇一起上，以《政界》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影响很大。
诗歌方面，50年代，贵州诗人以廖公弦、廖国松、廖涛声、张克最有成就。他们的诗作多发表于《诗刊》、《人民文学》、《山花》，在贵州赢得了广泛的瞩目，拥有足够的粉丝。“三廖一张”中，年岁大的张克是1930年的，最小的廖国松是1940年的。“三廖一张”现象，并不长久，各领风骚，都拿出了绝活。
廖国松的诗，连续在《山花》的“田园拾掇”、“山乡短笛”栏目发表，《来访》《小病》《午后》《七夕》《鞭声》《河边》《雨后》《夜渔》《笛声》《雪夜》《村中》等等，廖国松在艺术上有他自身的唯美的追求。特别是对诗歌色彩的选择和追逐，对诗歌音韵美以及山野景致的选择和追逐，都透出清新、洒脱、轻灵，有一种淡淡的超脱绝尘的意味。张克的诗《喜雨》、《贵州乡情》、《黄果树观瀑》、《贵州的山》、《脚踏贵州道》都有影响，还有《行云》、《征程集》等诗集。廖公弦，绥阳人，他18岁，在《贵州文艺》发表了处女作《乡亲！多谢你们的邀请》。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深山笛声》《望烟雨》《山中月》《细雨春风时候》《那棵阔叶树》《汗珠》《秋耕曲》直到《关于长城》《过虎门》、《海思》等等。廖公弦的诗，当时被人称做“涧水清流化诗情”，是不为过的。他的诗，的确有一股山寨溪乡的泥土气息和蓊郁的生活色彩。廖涛声，凯里人，当年上《诗刊》频率很高，《侗村短笛》啊、《劝酒》啊、《苗岭春晓》啊，不绝如缕。廖涛声歇笔最早，远离诗歌，转入中草药研究，2005年在凯里去世。
除了上述诗人外，唐亚萍、陈绍陟、陈明媚、黄翔等，都是贵州高原诗歌的奇葩。
记者：贵州文学有没有一个所谓的辉煌时代？如果有，是什么时候？有哪些重要的作品作为标志？
卢：文学的发展往往与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贵州文学暂时不要用“辉煌”来概括吧，说相对繁荣比较恰当。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贵州文学出现相对繁荣时期。何士光的《乡场上》以《人民文学》发表《红旗》杂志转载为一个标志。因为当时“政治正确”，我们就不必去苛求作品艺术价值，就影响而言，是至今没有的。接着与他的《远行》、《种包谷的老人》，三次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在贵州也是没有的。几乎同时期，李发模的长篇抒情诗《呼声》也在全国爆红。就我私心以为，同时期的贵阳作家张永龙的短篇小说《黑豆队长》，在《山花》发表后，《小说月报》转载，好评如潮。这篇典型的现实主义短篇，不尽“政治正确”，真实性、犀利性都达到了相当高度，艺术上也非常成功。
文学像个魔方。一度，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整个儿的朝地球蹦了起来，像墙壁似的堵在你面前。被称为文学的爆炸。但是。来得快，必然去得快。与全国一样，贵州文学的高潮也慢慢退去，这属于正常的的文学现象。文学不可能老在中心闹腾。文学就是文学，应该待在自个儿的位置上。
记者：你既是作家，又是出版家，曾经组织出版过很有影响的《贵州文学丛书》，请你谈谈它在地域文学发展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卢：《贵州文学丛书》是1993—1995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担任了主编。因为我那时在贵州人民出版社供职。这套丛书分三辑出版。第一辑为《何士光散文选》、《省城轶事》（龙志毅）、《张永龙小说选》、《廖国松小说选》、《张克诗选》、《大唐歌妓》（王鸿儒）、《滴血青春》（余未人）、《热肠冷语》（刘学沫）、《我的雪天》（潘年英）、《苍茫集》（钱荫愉）。第二辑为《石定小说选》、《廖公弦诗选》、《李发模诗选》、《何光渝报告文学选》、《罗强烈文学评论选》、《原情》（曹雨煤）、《卡领传奇》（伍略）、《命运魔方》（陈学书）、《我们远离奇迹》（戴冰）、《洪荒》(吴恩泽)。第三辑为《汤保华小说选》、《戴明贤散文小说选》、《伍元新小说选》、《唐亚萍诗选》、《姜澄清散文选》、《半边户》（金永福）、《徐达文学评论选》、《世间走笔》（巴迅）、《鳞爪集》（韦翰）、《诗性与关怀》（张建建）。计三十种。
出版这套丛书是我的主意。其缘起可以这样说：我历来在贵州既是一个读者，也是一个作者，我深知创作之艰辛，作家之无助。为我这套丛书写了总序《永远的海明威》，我在序中说：中国文学历史绵远，自有辉煌。在浮燥的社会变革中，我们的文学也有迷失，尴尬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记住海明威蓝色的眼球。他全身都苍老了，眼神却是坚定的，深邃的，透露出生命的力度。我们有理由获得支持。这是一种强大！
海明威在授奖典礼的答辞中极有感触地讲到“写作，在其颠峰状态时，是一种孤寂的生活”，“当作家摆脱了他的孤寂，他的名声日甚，而他的作品却也开始败坏，因为作家总是在孤寂中工作，而且如果他是一个够好的作家，他必须每天面对着永恒，或者面对缺少永恒的事物”。我希望，贵州作家不辍地铺开稿纸，在一种孤寂之中……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苦苦耕耘的作者，要出版一本个人的集子是一件大事、严肃的事，甚至是件困难的事，尤其是纯文学的作品。那时候，全国每年文学出版的规模不大，自费出版还没时兴。而且作家都不富裕，自费出版也不现实。一点不像现在，谁都在出书。贵州作家，当然不止这30人，有相当实力、相当积累，早就达到出书水准的不在少数。我想为贵州作家出书，于老作家来说，是一种补偿；于年轻作家来说，是一种鼓劲。
当时，贵州人民出版社拥有教材利润垫底，每年拨20万，补贴10个作家出书，不是大问题。这在全国的确少见。所以让外省作家都很羡慕。我们出书后，照发稿费。我想：大牛大马都杀了，还在乎那点盐巴？因为，一些人不清楚，稿费，在图书成本中所占比例是很低的。我们是按15元一千字计，这是中等水平。这在今天看来，实在是等而下之了。当然，现在稿费与作家的劳动很不匹配，听说还有一千字不到十元的，这实在斯文扫地。看待稿费，要有一个参考系，也就是说，那时候，你出一本20万字的书，就可以领取3000元稿费，这在今天看不当回事，20年前，3000元，大约是一个普通作家两年的工资。我这么比一下，你就知道那时稿费的分量。
对于入选标准，我也心中有数，该出的，虽然作者没提出出版，我也请他赐稿。在编第一集时，我请老朋友廖国松给张永龙带话（他们同在《花溪》编辑部），让他把他的小说归纳整理一下，给他出本小说集，书名就叫《张永龙小说集》。廖把话带到，张不信“怕不会呵！”廖说，卢喜欢你的《黑豆队长》，真的给你出书。其实，我不只是喜欢《黑豆队长》，是张的小说已有影响，而他所蕴含的现代主义，不为更多人认识。后来，张的书稿来了，出了。一天，一个年轻人，穿了条牛仔裤，背了个大袋子，推开我办公室，进门就自我介绍：“我叫潘年英。”“社科院的？”“是。”“看过你的作品。”说着，打开背包，拿出两部书稿：一部理论著作，一部散文集。说我想出版。我翻了一下。当即确定：出散文吧，你的散文我读过，有相当水准。理论你另找别家出版社吧。他同意。留下散文，就走了。水没喝一口。这就是第一辑的《我的雪天》。
达不到出版水平，是朋友，也没有出版。因为出了，不仅笑作者，也笑我。我这样做，理直气壮，因为我感觉社内别的人达不到我对贵州文学的认知和把握。
而今，《贵州文学丛书》的30位作者，有的作古了，有的搁笔了，有的发达了。这些书，也泛黄了，难找了。它给关心贵州文学的读者、研究者，留下些痕迹。
三套丛书出完的时候，《贵州日报》有评论指出：“整套丛书品味格调高雅，装帧设计别具一格。这样集束式的展示文学创作实绩，鼓励出成果出人才的出版方式，在贵州文学史和出版史上,尚属第一次。“
记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贵州出现一批全国性的作家、诗人，你见证了这一年代。您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种繁荣可能重演么？黔地文学艺术家如何能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再次出现一批全国性的作者与作品，不知你如何看？
卢：我希望有更多作家走出贵州。走出去似乎和评奖相关，获奖是走出去的手段。评奖则是一种导向，最重要的是评奖宗旨，提倡什么，宣示什么。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首次评奖，刘心武的《班主任》夺冠，是拨乱反正性质的。1980年何士光的《乡场上》获奖，引起轰动，炙手可热。《乡场上》写冯幺爸的腰杆挺起来了，从政治角度表现农民由于经济地位的提高而确立主体价值。政治正确。这是当时评奖的主旨。那时文学很热，但很快退潮。当年获奖的作家谈及得奖那些事儿，会有不屑的表情。其实，如冯幺爸的腰杆挺起来了吗？从社会层面看，农民还弱势呢，腰杆没有挺起来，但这分明不是文学的任务。现在，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等纷纷立项，并称当代中国四大文学奖，这里面不是没有隐患。但是，我私心以为，并非在全国露脸的一定是佳品，没获奖的未必不是佳品，个中原因复杂。卡夫卡生前不同意发表他的小说，死后，他的朋友把才把它发表出来。再说呢，海枯石烂也很快。马尔克斯晚年患老年痴呆症，压根儿忘了曾经写过什么《百年孤独》。文字只是文字而已。文章皆自得，有个把朋友点赞就该满足了。政治是热性的，文学是冷冽的，分属不同范畴。文学艺术不能老是载歌载舞，作家一定要潜下心来，甚至在孤寂中铺开稿纸，不必奔着评奖去。我省评论家何光渝说，“文化”很疯狂
岁月很锋利。岁月宛如手术刀，会把那些莫名其妙滋生蔓延的痈疽一一剜除。作家的出路在于坚持个人化探索，让作品经得起历史考验。
记者：您同时也是一个资深的出版人，出了大批好书，其中很多和贵州本土有关。从出版的角度而言，您觉得出版机构如何助推本土文艺走出去？你怎样看当下的贵州文学？他们有怎么的未来？
卢：出版和作家相似，是一个弱势的行业。有人在说出版是夕阳产业。相比金融、石化、房开、投资、电讯这类行业，这话没错。出版和文学都不是GDP的抓手。
作家希望作品有读者、有市场，能畅销更好。这是作家的希望，也是出版社的愿景。
当今的问题在于不读书的人不在少数，读书又是很私人的事，很无奈，这让图书发行量受限。有数字表明，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韩国人均7本，日本40本，俄罗斯55本。“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古已有之。现在有人想立《阅读法》，从法律层面解决，这太过简单化了。
泱泱大国，安静读一本书，成为奢侈。这是一面。
泱泱大国，几人至深至诚地写作？这是另一面。
对后者，作家要努力突破这个瓶颈。对出版社而言，不是简单地给小众作品输血，重要的是帮助作家开培育市场、开辟市场、引导市场。这是根本性的，绝非一日之功。
贵州目前毕竟不是经济和文化的强省，对贵州出版而言，现在也还不是鼓掌、献花的时候。
进入本世纪以来，贵州新作家不断涌现，有一批作家很有实力。冒尖的是欧阳黔森，他的中长篇小说，电影电视文学齐头并进，很是出彩。贵州历史遗迹二十四拐被搬上银幕，贵州彝族历史人物奢香夫人走向文学，这是对贵州资源的开发。最近我省作家冉正万的长篇小说《银鱼来》，显示了很棒的文学力量。从贵州纳雍走出的作家西篱，她的长篇新作《昼的紫
夜的白》是超越自我的写作。作家戴冰《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后，在业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我们相信，现实主义没有蓬头垢面，纸质读物没有蓬头垢面，立足贵州，走出贵州，贵州文学和出版还会新潮叠涌。
出版不应只属于专门的出版家，也应为一切用文字进行表达的人们、为一切有能力阅读文字的人们所共享。一个趋于成熟的出版家，往往通过他们的劳动，来传递精神的吐纳、生命的交感，这是出版让人共享的优势。贵州这块土地，蕴藏丰厚，升腾着一缕缕令人神往的诗情，纠结着一个个令人神往的故事，我们有理由寄希望于贵州文学和出版团队。
把图书当成面包的民族就会有希望。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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