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钱铸币体制的形成及其与政治的关系

2017-03-17 08:3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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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号钱铸币体制的形成及其与政治的关系

唐初铸行“开元通宝”钱，充分体现了新生的大唐王朝的自信和气魄。这也是方孔圆钱货币体系的一次大变革，从此“宝文制”取代“铢两制”独步流通领域。但这仍是不彻底的变革，原因在于它未能充分发挥钱币的政治效能。所以这种“通用型”货币只能伴随大唐王朝一块寿终正寝。代之而起的是和封建帝制紧密相关的“年号钱”。年号钱不但统治流通领域千年，而且在封建政治舞台上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直至辛亥革命才最终谢幕。

一、年号钱是交换媒介政治化的产物
封建政权铸行钱币，自然要体现自身的正统性和权威性。所以钱币的政治宣传功能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比如，战国时期的各种纪地钱币，无不携带了封建统治色彩。各种梁釿布、齐法化刀币等都可以看作是最早的国号钱。秦国的 “文信”、“长安”等圆钱，更是直接宣扬了统治者的权力和地位。延续到后世，年号钱将改朝换代的政治宣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之前没有年号，帝王只有纪年。例如《春秋》中所说 “隐公九年”就是指鲁隐公在位的第九个年头。汉武帝即位后首创年号，使用的第一个年号为“建元”，“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此后遇到重大事件汉武帝曾多次改换年号。如

《汉书》记载：元朔六年（前122年）十月，汉武帝狩猎捉到一只独角白麟，以为祥瑞，于是改元“元狩”。元狩六年（前117年），又在山西汾阳获得一只三足宝鼎，于是又改元“元鼎”。此后汉武帝的这一做法形成制度一直沿用下来，君王即位启用新年号即称“建元”或“纪元”，改换年号称为“改元”。历代帝王凡遇到“天降祥瑞”或吉庆忧患等大事，都要改元纪念。一个皇帝所用年号少则一个，多则十几个。帝王建元、改元被认为是正统的标志,而其他政权使用这些年号则称为“奉正朔”，被认为是藩属、臣服的标志。因此，许多少数民族政权、造反起义政权、甚至地方割据势力也都要自立年号纪年。
既然建立年号是皇权正统的标志，统治者当然要把建元、改元当做国家的头等大事来宣传。可是古代消息闭塞，没有便捷的传媒手段，即使满城贴告示，穷乡僻壤仍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这种情形下，统治者恰恰是看中了小小钱币可以不胫而走，流布四方的特点，给年号插上了青蚨的翅膀。统治者铸行年号钱，就是为了通过流通手段使建元、改元的国家大事做到家喻户晓、尽人皆知。所以年号钱的实质是经济领域交换媒介为政治服务的产物。我国历史上的秦汉时期，实行的是铢两制钱币制度，钱币上的文字皆为纪重内容。这种纪重钱币只是单纯的交换媒介，与政治挂不上钩。帝王使用年号后，发现钱币可以作为传播载体，并逐步加以利用是有一个认识和实践过程的。中国最早的年号钱可上溯到1600多年前，是十六国汉李寿所铸的“汉兴钱”。北魏史学家崔鸿在《十六国春秋•蜀录》中记载：成国梁州刺使汉王李寿于咸康四年（338年）起兵篡位，废李期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汉，改元“汉兴”。汉兴年号历时六年（338年—343年），李寿去世。传世的“汉兴”钱为轻薄小钱，直径只有17毫米左右，有右左对读和上下对读两种。李寿铸行“汉兴”年号钱是一大发明，这和他篡位自立的背景是分不开的。他必然苦心积虑地想通过某种手段将自己登基改元的事实宣扬出去，使天下都晓得他才是真命天子。因而将“汉兴”年号铸在钱币上，成为中国年号钱的滥觞。“汉兴”钱比五代初期的梁、北方辽等政权正式推行年号钱要早570余年。同时，“汉兴”钱也开了钱文书法由篆书变为隶书的先河。

竖读“汉兴”钱，直径17.7毫米，穿宽5.9毫米，厚1.0毫米，重1.00克

“汉兴”钱的铸行，引来了此后历代政权的争相效仿。东晋义熙三年（407年）匈奴贵族赫连勃勃在陕西叛后秦自立，国号“大夏”。义熙十四年（418年）攻占长安后即皇帝位，改元“真兴”（419年—425年），铸行了最早的国号年号一体钱“大夏真兴”钱。南朝宋孝武帝刘骏登基后建元“孝建”（454年—456年），三年后改元“大明”（457年—464年），期间曾铸行“孝建四铢”和“大明四铢”两种钱币，都是以年号为面文、重量为背文的横向对读小钱。大明八年（465年）五月，孝武帝去世，其子刘子业登基建元“永光”，八月又改元“景和”，当年十一月刘子业即被弑身亡。期间铸行的“永光”和 “景和”钱，比其父铸行的“孝建四铢”和“大明四铢”钱还要薄小，背文 “四铢”两字索性也被取消了。北魏孝文帝袁宏的第三个年号为“太和”（477—499年），期间曾铸行“太和五铢”钱。“太和五铢”四字钱文对读，铸制比较厚重大方。其后北魏孝庄帝元子攸在其第二个年号“永安”时期（528年—530年）亦曾铸行“永安五铢”钱，和“太和五铢”形制相同。南朝梁武帝萧衍的最后一个年号为“太清”（541年—549年），期间曾铸行“太清丰乐”钱。该钱钱文两两相对横读，当穿右左两字为正字时穿上下两字即为横字。铸“汉兴”钱之后到唐代开国之前这段时间，可以看成是年号钱的探索阶段。所铸年号钱大小不一、形式多样，有的只载年号，有的国号年号同出，有的年号与重量并存，还有的年号与吉语搭配。可见当时还没有形成一种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年号钱铸币形式和钱文内容。

“大夏真兴”钱，直径22.8毫米，穿宽7.0毫米，厚1.9毫米，重4.27克

“景和”钱，直径18.5毫米，穿宽7.2毫米，厚1.3毫米，重1.48克

“太和五铢”钱，直径24.9毫米，穿宽8.2毫米，厚1.7毫米，重4.89克

“永安五铢”背上“土”钱，直径24.3毫米，穿宽6.7毫米，厚1.4毫米，重3.83克

“太清丰乐”钱，直径21.6毫米，穿宽7.3毫米，厚1.7毫米，重3.51克

唐初中国货币史上发生了一次大变革。《旧唐书•食货志》载：“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从此，方孔圆钱由铢两制转变为宝文制。有唐一代，“开元通宝”始终在流通领域占统治地位，但也铸行过不少年号钱。例如：高宗李治“乾封”年间（666年—668年）铸行的“乾封泉宝”，肃宗李亨“乾元”年间（758年—760年）铸行的“乾元重宝”，代宗李豫“大历”年间（766年—779年）铸行的“大历元宝”，德宗李适“建中”年间（780年—783年）铸行的“建中通宝”，懿宗李漼“咸通”年间（860年—874年）铸行的“咸通玄宝”等等。铸行“乾封泉宝”钱是为了纪念封禅泰山，“乾元重宝”钱大小不等铸行于流通领域紊乱失控之际，而“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则铸行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彼时彼地铸行这些年号钱，除了稳定流通领域的需要外，宣扬集权统治、昭示天下太平的政治意图亦十分明显。唐代年号钱被纳入了宝文制的铸币体制，已经形成了规范的形制和钱文内容，为后世铸行年号钱提供了基本样式。

“乾封泉宝”钱，直径24.9毫米，穿宽6.1毫米，厚1.7毫米，重4.12克

“乾元重宝”背穿下飞鸟钱，直径29.5毫米，穿宽7.0毫米，厚2.3毫米，重8.62克

“大历元宝”钱，直径23.6毫米，穿宽5.5毫米，厚1.5毫米，重3.52克

“建中通宝”钱，直径22.8毫米，穿宽5.3毫米，厚1.4毫米，重3.02克

“咸通玄宝”钱，直径23.2毫米，穿宽5.9毫米，厚1.4毫米，重3.33克

“咸通玄宝”钱，直径32.6毫米，穿宽7.2毫米，厚2.3毫米，重10.36克

二、五代十国是各种铸币体制交相碰撞的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南北方政权林立，交替频仍。反映到流通领域，则是铸币名目繁多、质量低劣。由于各政权统治时间短暂，所铸钱币史书不载，实物遗存不完整，各家钱币学著作表述这一时期的铸币情况大都简略且未触及问题实质，仅仅是对已发现钱币的罗列而已。近年北方新面世钱币中又发现了一些五代十国铸币新品种，是对这一时期铸币的重要补充。笔者认为，五代十国是中国货币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时期。各种铸币体制探求和比拼的焦点都集中在如何填补大唐王朝覆灭后形成的通货空白上。各家政权铸币尽管五花八门，但实质都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各种铸币体制的交相碰撞，最终孕育出年号钱一统天下的千年格局。
唐代铸行的“开元通宝”是通用型铸币名称，可谓适用于所有国家政权。既然统治者已经认识到钱币是政治宣传的有效载体，继续选择这类通用的铸币名称显然没有将钱币的政治宣传功效发挥到极致。而国号钱、年号钱可以体现唯我独尊的统治者意志，其他政权无可比拟。所以唐朝灭亡后，国号钱、年号钱成了新生政权的首选。唐代“乾封泉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 “建中通宝”等年号加宝文的铸币形式也已经为后世推行年号钱提供了成熟范例。和国号钱相比，年号钱不但体现了国家意志，更突出了皇帝的个人地位，当然更为统治者喜用乐见。所以五代前期，后梁、后唐、后晋都先后采用了年号钱铸币体制。

开平通宝小平钱，青铜质，直径25.6毫米、穿宽6.1毫米、厚1.7毫米，重5.44克

开平元宝小平钱，青铜质，直径23.3毫米、穿宽6.6毫米、厚1.3毫米，重3.68克

同光重宝折三钱，青铜质，直径31.5毫米、穿宽7.1毫米、厚2.6毫米，重12.34克

天成元宝折三钱，青铜质，直径32.0毫米、穿宽6.7毫米、厚2.6毫米，重11.80克

天成元宝折五钱，青铜质，直径35.7毫米、穿宽6.9毫米、厚2.7毫米，重14.68克

清泰元宝小平钱，青铜质，直径26.1毫米、穿宽5.5毫米、厚2.0毫米，重6.93克

天福元宝折五钱，青铜质，直径34.6毫米、穿宽6.8毫米、厚2.1毫米，重11.01克

可是五代期间国祚的短暂、皇帝更替的频繁却是立国者始料未及的。后梁历时只有二十六年（907年—923年），换了三位皇帝；后唐只有十三年（923年—936年），却换了四位皇帝；后晋只有短短十年（936年—946年），也换了两朝皇帝。正所谓“他方唱罢我登场”。兵荒马乱避之不及，老百姓对置身何朝何国都难以形成深刻印象，谁晓得钱币上写的是哪个皇帝的年号？频繁发行年号钱，不但不能很好地发挥宣扬统治者权威的作用，甚至会造成民众不识、货币滞行的后果。在这种情形之下，五代后汉、后周两朝以致宋初都不得不将发行年号钱改成了发行国号钱。由上可见，铸行何种钱币都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的。

汉元通宝折三钱，青铜质，直径33.5毫米、穿宽7.9毫米、厚2.3毫米，重13.25克

周元通宝折三钱，银质，直径31.2毫米、穿宽8.2毫米、厚2.6毫米，重11.28克

十国统治者多为唐王朝分封的藩镇及其继承人。唐朝覆亡后，囿于主客观形势和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采用的铸币体制也会有所不同。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不承认中原国家对唐王朝的取代，仍旧拥唐自重，继续使用与唐王朝相关的货币。
天祐四年（907年）唐亡，淮南镇节度使吴王杨渥不承认后梁，仍沿用唐年号。其弟杨隆演嗣位后于天祐十六年（919年）晋吴国王，改元武义，是为十国吴。吴未见有铸币遗存，估计其存续期间一直沿用唐代货币。
吴天祚三年（937年）十月，大元帅齐王徐知诰受吴睿帝杨溥禅让称帝，国号“齐”，改元昇元。昇元三年（939年）徐知诰恢复李姓，改名昪，自称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孙，又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宋开宝八年（975年）南唐为宋所亡。一般认为“大齐通宝”小平钱为徐知诰建国号“齐”时所铸，目前亦见“大齐通宝”折三钱。徐知诰以唐王朝后嗣自居，无非是为了宣扬自己是正统皇权的代表。出于这种政治考虑，改国号为“唐”后所铸钱币除了沿用大唐的“开元通宝”外，还有“唐国通宝”、“大唐通宝”两种国号钱。另有“永通泉货”钱与“唐”国号亦不矛盾。倒是“保大元宝”为唯一的年号钱，与上述铸币体系显得不协调，从文字书法看这种钱币与南唐钱亦毫无相似之处，或为辽代天祚帝保大年间铸币。

大齐通宝折三钱，青铜质，直径32.3毫米、穿宽7.5毫米、厚2.2毫米，重10.29克

大唐通宝折三钱，青铜质，直径32.5毫米、穿宽8.0毫米、厚2.6毫米，重11.69克

开元通宝折三钱，青铜质，直径31.8毫米、穿宽6.6毫米、厚2.3毫米，重10.03克

第二种情况是：唐亡后自行称帝立国并铸行相应的钱币。
唐亡后，西川节度使蜀王王建不承认后梁的取代，继续使用唐“天复”年号。天复八年（908年）王建称帝，国号大蜀，建元“武成”，史称前蜀。前蜀有“永平元宝”、“永平通宝”、“通正元宝”、“天汉元宝”、“光天元宝”、“乾德元宝”、“咸康元宝”等钱币遗存，皆为年号钱。

永平元宝折五钱，青铜质，直径34.6毫米、穿宽7.9毫米、厚2.2毫米，重11.86克

光天元宝折三钱，青铜质，直径31.5毫米、穿宽5.9毫米、厚2.2毫米，重10.37克

前蜀咸康元年（925年）后唐灭前蜀，孟知祥被任为西川节度使。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孟知祥被封为蜀王。翌年孟知祥在成都建都称帝，国号蜀，年号明德，史称后蜀。北宋乾德三年（965年）正月后蜀被宋攻灭。目前所见，后蜀遗留有“大蜀通宝”国号钱和“广政通宝”年号钱。

大蜀通宝折三钱，青铜质，直径31.3毫米、穿宽7.2毫米、厚2.4毫米，重10.11克

广政通宝折三钱，青铜质，直径31.3毫米、穿宽7.1毫米、厚2.7毫米，重11.21克

后汉乾祐三年（950年），隐帝刘承佑兵败被杀，大将郭威称帝建立后周。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弟，河东节度使太原尹刘崇也据河东十二州称帝，改名刘旻，仍延用后汉国号和乾祐年号，史称北汉。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北汉为宋所灭。北汉未见有铸币遗留，应该是继续使用后汉的“汉元通宝”钱。
第三种情况是：先奉梁正朔后自立，铸行本国货币。
后梁代唐自立后，清海节度使刘隐奉梁正朔。乾化元年（911年），后梁进封刘隐为南海王。同年刘隐病逝，其弟刘龑继其位。刘龑于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在番禺（今广州）称帝，国号大越。次年十一月，刘龑改国号汉，史称南汉。宋开宝四年（971年）南汉为宋所灭。刘隐奉梁正朔时曾铸有左旋读“开平元宝”铅质小平钱，目前看亦有铜钱留存。过去将“乾亨通宝”、“乾亨重宝”、“飞龙进宝”等钱系之南汉，近年又见“白龙通宝”、“大有元宝”等钱，皆为年号钱。还有一种“大越通宝”小平钱，或为刘龑建大越国时所铸。

开平元宝小平钱，青铜质，直径19.4毫米、穿宽6.2毫米、厚1.5毫米，重2.41克

飞龙进宝折十钱，青铜质，直径43.5毫米、穿宽12.5毫米、厚3.6毫米，重27.27克

大有元宝小平钱，青铜质，直径22.1毫米、穿宽5.7毫米、厚1.6毫米，重3.21克

后梁于开平三年（909年）加封武威军节度使琅琊王王审知为闽王。传长子王延翰、次子王延钧，期间一直奉梁正朔。后唐天成四年（933年）王延钧称帝，建都长乐，年号龙启，史称十国闽。天德三年（945年）闽为南唐所灭。闽曾铸“开元通宝”背“闽”、“开元通宝”背“殷”、“永隆通宝”背“闽” “天德通宝”、“天德重宝”背“殷”等大小钱币，多见铅、铁钱。

永隆通宝折五钱，青铜质，直径36.1毫米、穿宽7.4毫米、厚3.1毫米，重19.90克

天德重宝折三合背钱，青铜质，直径33.9毫米、穿宽6.8毫米、厚3.3毫米，重19.41克

第四种情况是：始终奉其他王朝正朔，未铸本国国号年号钱。
唐朝末年，钱镠任镇海军节度使，并曾先后被封为“吴王”、“越王”。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篡唐称帝，封钱镠为吴越王，兼任淮南节度使。此后历三代五王，先后尊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为正朔，并且接受其册封。吴越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纳土归宋。
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代唐自立后，加封武安军节度使马殷为楚王，开平四年（910年）再加天策府上将军尚书令。天成二年（927年），后唐又册封马殷为楚国王。楚历六主，均沿用中原年号。后周广顺元年（951年）楚为南唐所灭。马殷开天策府后曾铸有“天策府宝”、“乾封泉宝”、“乾元重宝” 等大钱，除此未见楚国有其他铸币留存。

乾封泉宝背天府大钱，青铜质，直径35.6毫米、穿宽9.5毫米、厚2.1毫米，重11.83克

五代十国是各种铸币体制交相碰撞的时期

天策府宝折三钱，青铜质，直径31.8毫米、穿宽6.5毫米、厚2.2毫米，重10.50克

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建立后梁，任命亲信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同光二年(924年)高季兴又受后唐封为南平王，据有今湖北江陵、公安一带，建都江陵(今湖北荆州)，史称南平或荆南。南平共历五主，始终向周边大国称臣，于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纳地降宋。未见有铸币遗存。
除十国外，唐末刘仁恭父子为割据幽州的重要藩镇势力。唐天祐四年（907年）刘仁恭次子刘守光囚父自代卢龙节度使。同年，刘守光被后梁封为燕王。后梁乾化元年（911年）八月刘守光登基称帝，国号大燕，定都幽州（今北京），改元应天。乾化三年（913年）十一月即被晋王李存勖攻灭。由于刘守光残暴不仁，史称燕国为“桀燕”。一般认为“应天元宝”、“应圣元宝”、 “乾圣元宝”为桀燕所铸，而“永安”各等钱币、铁五铢、铁货布、铁“顺天元宝”诸钱则为其父割据幽州时铸币。

应天元宝背万钱，青铜质，直径32.9毫米、穿宽7.0毫米、厚2.3毫米，重10.82克

应圣元宝背拾钱，青铜质，直径28.7毫米、穿宽4.0毫米、厚1.8毫米，重7.44克

纵观五代十国铸币，可以归纳出以下基本特点：
一是统治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国号钱和年号钱对宣扬国家政权和帝王权威的作用，凡独立称帝建国并建元的国家皆铸行相应的国号钱或年号钱。由于年号钱直接宣扬了皇帝本人的权威，封建帝王更热衷铸行年号钱。有时在铸行年号钱的同时也铸行国号钱。类似唐代“开元通宝”这样的通用型钱币已经基本退出铸币行列，南唐“通行泉货”钱可谓余绪仅存。
二是目前所见各国铸行的年号钱都是不完整的。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由于年号历时短暂、铸币数量不多、铸币质量薄小等原因钱币未流传下来或尚未被发现可谓一种原因。另一种原因可能是五代十国时期改元铸钱尚未形成定制，是否铸钱更多的还是要根据经济状况和流通领域的需求而定。嗣位改元后仍使用前朝年号钱的情形应该存在。
三是适应市场流通的需要已经出现大小搭配的铸币体系。以前的朝代基本以铸行小平钱为主。五代十国时期许多国家铸币除小平钱外，折三、折五、折十等钱币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流通领域。特别是折三钱，各国铸行已经较为普遍。
四是没有铸币遗留的国家基本是奉宗主国正朔的国家，其铸币为与宗主国相同的货币。许多国家看似没有铸币留存，实际上各国流通领域对货币皆有同样的需求，这些国家当时亦应铸行过钱币。从上面介绍的情况看，这些国家铸行的应为与宗主国相同的钱币，只是千百年后两者已经难以区分了。
五是五代十国铸币多“恶钱”。许多国家铸币带有盘剥百姓、搜括财富的目的。比如桀燕的“应天元宝”背“百”等虚值大钱，闽国的铅铁大钱等等。由于战乱频仍，军费开支浩大，许多国家铸币都材质低劣、漫漶薄小。五代十国时期铸币可谓中国铸币史上质量最差的钱币之一。

三、辽代率先建立了完备的年号钱铸币体制
契丹曾先后游离于唐朝与突厥、回纥之间，始终受到外部势力的钳制。大唐王朝的日渐衰落，为契丹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空间。唐天佑四年（907年）正月，耶律阿保机即皇帝位。当年四月朱温即代唐自立，建立后梁。中原王朝的分崩离析，使阿保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之所以没有马上建元立国，应该是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对外持观望态度，静观中原王朝的变数，以免盲动惹祸。二是对内持暧昧态度，以独占汗位逾期不改选的既成事实来消磨诸弟的上位野心、推进世袭制。所以，从阿保机即位到神册元年（916年）的九年时间可以看做是组建世袭制封建帝国的预谋准备阶段。这么长时间的周密策划和推进，契丹建国可谓准备充分、举措到位。期间经过几次对诸弟夺权叛乱的镇压和清洗，统治集团的人事安排也已趋于稳定。
推行什么样的货币制度，当然是契丹建国准备事项中的重要内容。阿保机登基前期所铸何种钱币史籍不载。但从遗留实物看，契丹前期铸币有“太元货泉”、“大丹宝货”、“通行泉货”、“開丹聖寳”、“应运元宝”等数种。这些钱币本身也显现了由率意到审慎，由无序到有规的发展轨迹。一是钱币形制渐趋统一。较早的“太元货泉”为广穿，之后各钱逐步形成了中穿、面窄缘细郭、背轮郭略宽但较平夷的基本形制。二是钱文书法逐步形成了辽钱的独特风格。前期“太元货泉”、“大丹宝货”两钱书法草率、风格不一。尤其是 “大丹宝货”钱“货”字极难辨认，曾被附会为“大丹重宝”，后经笔者专文将其考订为“大丹宝货”。而其后的“通行泉货”、“開丹聖寳”、“应运元宝”三钱都归于隶楷参半、端庄质朴的书法风格。三是形成了小平和折三兼铸的铸币体制。“太元货泉”、“大丹宝货”只见小平钱，而后的“通行泉货”、“開丹聖寳”、“应运元宝”三钱皆为小平和折三兼铸。之所以认定 “应运元宝”为辽钱，就是因为其存在与其他辽钱风格一致的折三钱。根据这一发展脉络，起码可以认定“通行泉货”铸于阿保机登基至契丹建国前这段时间，而“開丹聖寳”、“应运元宝”两钱应为契丹开国时铸制的纪念币。契丹建国前铸币逐步形成的这些共性特征，为建国后铸币提供了成熟经验。

契丹前期铸行的“太元货泉”和“大丹宝货”两种小平钱

铸于契丹建国前的“通行泉货”小平钱与折三钱

铸于契丹建国时的“開丹聖寳”小平钱与折三钱

铸于契丹建国时的“应运元宝”小平钱与折三钱

阿保机要建立世袭的封建帝国，铸行年号钱无疑是他的不二选择。对此中原后梁已经开创了先例，而契丹自己则经历了长期的酝酿和谋划，到916年建立契丹国时早已形成了完整的铸币方案。
第一，辽代率先确立了“改元铸钱”的定制，历代君主每逢改元必铸新的年号钱。现在看，辽朝及其后的所有契丹政权的所有年号都有铸币留存。例如，北辽“建福”年号只有短短三个月时间，亦见“建福元宝”小平钱留存；后辽“天威”、“天佑”、“天德”等年号皆为昙花一现，目前亦都有见铸币留存。可见所谓“改元铸钱”，就是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形势，不管流通领域有无货币需求，凡新建或改建年号必铸一定数量的新年号钱。改元铸钱所铸钱币具有纪念币性质，已经超越了钱币在流通领域的功能，铸行这种钱币是宣扬最高统治者开辟新纪元的政治需要。改元铸钱并非铸于改元之初，而是铸于改元之前，成为改元的重要准备工作之一。

北辽耶律淳登基所铸“建福元宝”小平钱

北辽耶律雅里登基时所铸“神历通宝”小平钱与“神历元宝”折三钱

西辽耶律大石登基时所铸“延庆元宝”小平钱与“延庆通宝”折三钱

后辽耶律厮不登基时所铸“天威通宝”小平钱与折三钱，折三钱背契丹文“家国永安”

第二，辽代历朝都必须按照祖制铸行改元钱币，不容许存在随意性。从阿保机铸制“神册通宝”始，改元铸制小平钱和折三钱已经成为祖制一以贯之。不但有辽一代200余年始终遵循这一祖制，后来的西辽等所有契丹人建立的政权也都是在按照这一祖制在铸钱。小平钱保持了前期“通行泉货”、 “開丹聖寳”、“应运元宝”等钱的基本形制，并同时铸有背带日月纹饰钱和合背钱。折三钱形制更为划一，直径在30毫米左右，中缘细郭，字郭深峻，铸制精好；钱文一律右旋读，书法凝练遒劲、质朴生动，最能代表辽钱风格。从辽太宗会同年号开始，出于大量调拨军政经费的需要，又加铸了一种较为厚重的宽缘折十大钱和以其改版铸制的虚值信用大钱。这种钱币钱文书法较为端正，虚值信用大钱背铸契丹小字“契丹”或“百文”及日月纹饰。以上四种钱币即为辽代贯彻始终的按祖制铸制的钱币。通过各年号间铸币横向比较，很容易就可以将它们甄选出来。辽代历朝虽然都是严格按照祖制铸制改元钱币，但具体钱文是“通宝”还是“元宝”各朝却是不尽相同的。

辽代历朝改元时按祖制铸制的小平钱（1）

辽代历朝改元时按祖制铸制的小平钱（2）

辽代历朝改元时按祖制铸制的折三钱（1）

辽代历朝改元时按祖制铸制的折三钱（2）

辽代历朝改元时按祖制铸制的折十大钱（1）

辽代历朝改元时按祖制铸制的折十大钱（2）

以折十大钱改版铸制的虚值信用币，钱背加铸了契丹小字“契丹”或“百文”及日月纹

第三，除改元所铸钱币外，辽代历朝都铸制了多种纪念性质的其他年号钱。从目前所见辽钱实物看，各朝所铸这类年号钱品种有多有少，规格大小不一，形制书法皆有差别，多为汉文钱币也有契丹文钱币，横向之间不存在可比性。因而可以认定这些钱币不是按祖制铸制的，而是当朝临时动议设计制造的钱币。辽代前期商品经济不发达，对货币需求量不大，当时大量使用的是宋钱。需要本国自行铸制钱币投入流通已是重熙之后的事。这些历朝铸制的多种年号钱显然不是为了流通而铸。笔者认为其皆为各朝为重大国事活动和重要庆典加铸的纪念币。这也是辽代铸制年号钱为政治服务的又一举措。

辽代历朝改元后遇有重大国事活动或庆典时加铸的不同规格形制的纪念钱币（1）

辽代历朝改元后遇有重大国事活动或庆典时加铸的不同规格形制的纪念钱币（2）

契丹小字“咸雍通宝”铜鎏金大钱，直径48.1毫米

第四，通过将钱背加铸文字和日月纹饰拓展了政治宣传的空间。在钱币上加铸宣传性质的文字可以上溯到汉代的五铢钱，但唐代推行“宝文制”后这一做法并未得到延续。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钱币钱背虽有加铸月纹、如意云纹、鸟纹等纹饰的，但这些纹饰多为标记或象征意义，政治意味不浓。到了辽代，开始充分利用钱背空间为政治宣传服务。一是直接用文字宣传国运长久、天下太平等内容，如在钱背加铸阴刻契丹文“契丹万年”、 “大辽万年”、“大丹万寿”、“千秋万代”等文字。二是在钱背加铸日月纹饰，以进一步突出皇帝和皇后的尊显。辽代首创以日月纹饰代表皇帝和皇后的做法，并根据上主下次、右主左次的顺序安排日月纹饰位置。月纹占主位时应为皇太后健在。

“神册通宝”背契丹小字“契丹万年”铜鎏金钱，直径30.2毫米

“景福通宝”背穿上日纹穿下月纹青铜质大钱，直径41.8毫米

第五，祭祀前朝皇帝成为年号钱为政治服务的新功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辽代首创后朝铸制前朝的年号钱以祭祀前朝皇帝的做法，将年号钱的功用拓展到了新的领域。这种年号钱一般硕大厚重，钱文书法雄浑豪放，整体给人以神圣威严之感。这种用于祭祀的年号大钱目前也已见多套，有的每位帝王只铸一种年号钱作为代表。

直径为67毫米左右的辽代祭祀大钱

直径为95毫米左右的辽代祭祀大钱

直径为100毫米左右的辽代厚重祭祀大钱

无论改元铸币还是重大国事活动和庆典的纪念铸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祭祀大钱更是不容忽视。所以这些钱币通常都是金（鎏金）、银、铜三种材质并铸。
辽代率先建立了完备的年号钱铸币体系，并大大拓展了其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同时将改元铸钱作为制度贯彻始终，这在中国货币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辽代建国铸行“神册通宝”年号钱，要比北宋首铸“太平通宝” 年号钱早60年。其铸币形式、内容和规制对同时代的宋、西夏等国家以及后世的影响都是不言而喻的。

四、深厚的中华文化凝铸成宋代年号钱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篡夺帝位建立了宋朝。太祖赵匡胤登基后奉行“文以靖国”的理念，实行“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彻底扭转了唐末以来武将专权的局面，促使文化空前繁荣。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去世。太宗赵炅即位后，扩大科举取士名额，继续加强文化建设，组织修成《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两书，还倡导了升平诗歌创作。此后经过历朝的不懈努力，宋朝成为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高度繁荣的时代。史学家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反映到货币上，宋钱也是铸量最大、文化含量最高、铸工最为精美的钱币。
年号钱是宋初经过币制改革确立的铸币体制。赵匡胤立国之初铸行的是 “宋元通宝”钱，对此《宋史》有明确记载。实际上“宋元通宝”钱是后汉 “汉元通宝”钱、后周“周元通宝”钱一脉相承的延续。赵匡胤曾先后使用 “建隆”、“乾德”、“开宝”三个年号共计17年，期间一直使用“宋元通宝”国号钱，未见其他铸币。直到太宗赵炅即位，这种铸币体制才有所改变。《宋史•食货志》载：“太宗改元太平兴国，更铸‘太平通宝’。淳化更铸，又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后改元更铸，皆曰‘元宝’，而冠以年号。”说明至太宗即位时大宋国号已经深入人心，继续推行国号钱已经意义不大。而赵炅以弟嗣兄，更需要加大“唯我独尊”的宣传力度，因而将国号钱改成了年号钱。但铸行“太平通宝”后，“雍熙”、“端拱” 两个年号并未铸钱。坊间流传的“建隆”、“端拱”等年号钱皆与宋初铸币形制、书法格格不入，不会是宋朝当朝铸币。可见宋朝改元铸钱成为定制应从淳化年号起始。

宋初铸行的“宋元通宝”国号钱，除小平钱外，近年亦见折三钱

宋太宗首铸“太平通宝”年号钱，除小平钱外，近年亦见楷书折十大钱

宋太宗铸行的“淳化元宝”小平年号钱，首开真、行、草三种字体入钱文的先河

宋朝的年号钱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宋钱是名副其实的流通货币。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十国中的北汉最后为宋所灭，至此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由于社会趋于稳定，生产得到恢复，商品经济也得到迅速发展,流通领域对货币的需求量亦与日俱增。宋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宋神宗熙宁六年，年铸币量已达六百万贯。尽管这样，“钱荒”一直是困扰宋朝经济领域的难题。“钱荒”的直接表现就是流通领域货币不足，由于民间“钱尤难得”，导致商品滞销、市场萧条。造成“钱荒”固然与商品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激增有关，铜钱外流、民间私藏及毁钱偷铸铜器也是造成“钱荒” 的直接原因。
阅读《宋史•食货志》有关货币的记载，可见宋朝始终在致力于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应对“钱荒”问题，一个是如何平衡流通领域各种钱币的关系问题。
解决“钱荒”问题一方面是不断加大铸币量，增加流通领域的货币投放量；另一方面则加大惩戒力度，严厉推行“铜禁”和“钱禁”政策。宋代曾规定携带铜钱五贯以上出境者就要被处死。后来又规定携带铜钱出西北边境一贯以上者就要处死。为保证京师不致出现“钱荒”，“仍令开封府出榜晓谕，其诸城门锁不得私放出见钱”。朝廷对各地官府亦三令五申：一律不得搬运铜钱下海船；边贸买马不得使用铜钱，而是改用布帛、茶叶等实物交换。尽管如此， “钱禁”难禁，铜钱还是源源不断地流出宋朝国境，成为辽、西夏、金、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的公用货币。
宋廷管理货币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努力平衡各种铸币之间的关系，确保货币经济平稳运行。
一是平衡铜、铁铸币之间的关系。由于铜资源的紧缺，北宋在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专用铁钱，陕府西路和河东路则铜、铁钱兼用。由于行用过程中不断产生矛盾和问题，宋廷也多次对铜、铁钱的行用区域，铜、铁钱之间的比价关系进行调整。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平蜀前四川“旧用铁钱千易铜钱四百”，到太平兴国四年，已经“铁钱十纳铜钱一”，民间互市竟达“铜钱一得铁钱十四”。针对铜、铁钱比价失衡问题，官府不得不硬性干预，或者调整铁钱重量。“河东铁钱既行，盗铸获利什六，钱轻货重，患如陕西。知并州郑戩请河东铁钱以二当铜钱一，行之一年，又以三当一或以五当一。罢官炉日铸，且行旧钱。”铜贵铁贱的趋势一直难以扭转。铁钱沉重不便携带，商贾贸易亦不愿使用。因而纸币交子在四川也应运而生。
二是平衡各等级钱币之间的关系。《宋史•食货志》说：“钱有铜、铁二等，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钱。”可见宋朝铸行各等级钱币是因势利导，没有一定之规的。小平钱是铸币的基本单位，不能或缺。但铸制小平钱也是无利可图的。铸行折二以上大钱可以适当减重，国家可以获利。所以从神宗熙宁年间起，宋朝开始大量铸制折二钱。水分更大的是折五、折十大钱。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康定、庆历年间铸行的折十大钱说：“大约小铜钱三，可铸當十大铜钱一。”而宋徽宗崇宁四年铸行的當十大钱，重量还不及三枚“天禧通宝”小平钱之和。除了减重外，为降低成本还在铸币材质上做文章，即减少铜含量增加铅锡含量。比如蔡京为相不但主张铸行當十钱，还主张铸行夹锡钱。这种减重降质钱币势必会受到民众抵制，甚至引发市场混乱。出现这种情况宋廷就不得不调整铸币政策。再出新政，再引发新的不平衡，再进行新的调整。宋钱就是在这样的不断管控中日积月累越铸越多。从中我们可以看清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宋钱和辽钱的最大不同就是宋钱是为流通而铸。

“庆历重宝”铁母钱，直径33.9毫米

“至和重宝”背“虢”铁母钱，直径34.0毫米

第二，透过文化宣扬政治是宋钱的显著特点。
从淳化年间开始，宋朝实行了改元即铸行新年号钱的规制。此前的“宋元通宝”、“太平通宝”皆为与唐、五代一脉相承的隶书钱，将真、行、草三体书法入于钱文也是从淳化年号开始。可见铸行淳化年号钱是宋初铸币规制的一次大变革，从此铸币与深厚的中华文化更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宋钱在中华铸币史上亦攀上了前所未及的高峰。

真书“缩水”，行、草书铁母，三种“淳化元宝”小平钱

宋太宗赵炅亲笔书写的真、行、草三体“淳化元宝”钱，可谓开了“御书钱”之先河。一种年号钱用三种书体书写，这在铸币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赵炅喜好书法，曾下令摹刻《淳化阁帖》。宋代书法家米芾在《书史》中将赵炅的书法评论为“真造八法，草入三眜，行书无对，飞白入神”，可见其本身即具极高书法造诣。皇帝御书钱文，无疑是对铸制年号钱的高度重视。在其推动下钱币形制、铸工等诸方面都形成了完美的和谐统一，宋钱成为了审美对象、文化载体。辽朝在年号钱为政治服务上做足了文章。而宋朝以文化写政治，可谓更胜一筹。民众可以直接从钱币上领略帝王的文采，一钱在手如同面喻，这种宣传更加深入人心。比如，宋初文学家王禹偁被贬官后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谪官无俸突无烟，唯拥琴书尽日眠。还有一般胜赵壹，囊中犹贮御书钱。”他即使穷困潦倒也不舍得花掉囊中的御书钱。从近年北方新面世的钱币实物看， “淳化元宝”不仅铸有三体小平钱，还有一种行书折十大钱，与行书小平钱书法同出一辙，应该也是御书钱。近年这种折十大钱宋代前期许多年号都有见，应该皆为改元时专门铸制的纪念性质的大钱。

“太平通宝”折十大钱，直径42.7毫米

“淳化元宝”折十大钱，直径43.7毫米

“天圣元宝”折十大钱，直径42.8毫米

“明道元宝”折十大钱，直径43.6毫米

九叠篆书“皇宋通宝”折十国号钱，直径41.1毫米

既然太宗已开御书钱先例，后世皇帝御笔亲书钱文当不足称奇，史书亦不会一一记载。例如南宋王应麟《玉海》中就有“祥符元年六月癸巳，赐辅臣新铸御书‘祥符元宝’钱”的记述，可见真宗赵恒也写过御书钱。御书钱最登峰造极者莫过于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书“崇宁通宝”、“大观通宝”诸钱。邱思达《古钱百咏》中有诗评论“大观通宝”钱曰：“风流天子书大观，铁线银钩字字端。川陕两淮铜货少，任凭顽铁买江山。”徽宗治国虽不足道，最后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但书法却无出其右者。徽宗年间铸币也是宋代乃至整个中华铸币史中最精美的钱币。

徽宗建中靖国年间所铸“圣宋元宝”国号钱，银质，直径23.2毫米

徽宗铸“崇宁通宝”大钱，银质，直径50.2毫米

徽宗铸“大观通宝”行书折三钱，直径33.9毫米

徽宗铸“大观通宝”瘦金书出号大钱，直径61.9毫米

徽宗铸“政和通宝”篆书铁母钱，直径32.4毫米

徽宗铸“宣和通宝”背“陕”瘦金书折五铁母钱，直径36.4毫米

真、行、草三体“淳化元宝”钱不但开了“御书钱”之先河，而且是宋代 “对钱”之滥觞。我们将钱文、规格、形制皆相同，钱文书体不同的钱币称为对钱。淳化之后，真、行、草、隶、篆各种书体皆入宋代年号钱钱文，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对钱文化。对钱绝不是简单的两两相对，而是多种书体的钱币对应成趣。到了徽宗政和、宣和年间，铸制对钱达到巅峰，各种书体版别的“政和通宝”，“宣和元宝”、“宣和通宝”都不下四、五十种之多。窄缘细郭的形制，无懈可击的铸工，跃然于方圆之间的书法形成了和谐的统一，将方孔圆钱推向了美学极致。自身携带的深厚钱币文化，使宋钱成为当之无愧的东方钱币的代表。

徽宗铸“重和通宝”篆、隶两体折五对钱，直径分别为35.0毫米和34.2毫米

第三，经过淳熙七年的币制改革，南宋在铸币标准化方面多有建树。
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政权后，铜钱的行用地域更为缩小了，除四川专用铁钱外，湖北和两淮也开始行用铁钱。由于推行纸币，铜、铁钱都成为纸币的辅币，同时也起到支持纸币购买力的作用。所以金属铸币的使用空间已经被大大压缩，铸币量与北宋时期已经远远不能相比。南宋初年，仍然延续了北宋的铸币规制和风格，各种书体的对钱仍然存在。但延续到淳熙七年钱币的形制、文字书体、背文都发生了变化。所以可以认为淳熙七年宋朝又进行了一次币制改革。一是钱文除个别大钱外一律使用宋体字。这种宋体字是形成于南宋初年的一种字体，字形比较方正接近正楷，但笔画纤细较少粗细变化，与后世称为宋体字的印刷体亦有差别。淳熙七年之后，这种宋体字成为铸币的专用字体，一直沿用到南宋末年。二是钱币形制也有所变化，字郭较淳熙之前的铸币明显肤浅，整体给人以轻薄的感觉，实际重量亦有所下降。三是钱背加铸了更多文字内容。这些内容比较复杂，铜、铁钱所记内容也有所不同。大致有纪地，如“川”为西川，“利”为利州；纪监，如“邛”为邛州惠民监， “松”为舒州宿松监，“同”为舒州同安监，“春”为蕲州蕲春监，等等；数字在不同情况下有的纪年，也有的纪值；还有一些特定文字可能是纪炉别，如“东中”、 “西上”等等。钱背加铸文字使钱币本身携带了更多信息，同时也加强了钱币的防伪功能。淳熙七年的币制改革可以看做是一次货币标准化的改革。改革后钱文单一了，形制固定了，重量统一了，这种标准钱币一直沿用到南宋末年。对稳定市场、平抑物价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以上简述了宋代年号钱的主要特点。近年北方有大量宋钱面世，其中不乏珍稀品种，有许多更是谱录不载的新发现品种。笔者认为这些钱币应为靖康年间金兵直接掠走的宋朝库存钱币，有的根本未曾发行使用，所以南方反而一直未能谋面。这些钱币对以实物证实历史、进一步认识宋钱，深入研究宋钱相关问题，丰富和完善宋钱遗存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