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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千秋万岁”钱币考

2020-01-07 06:21阅读:
铁血契丹、雄踞周边——辽朝铸“千秋万岁”祭祀大钱


辽代“千秋万岁”钱币考


辽朝除了未见到“神册”年号的祭祀大钱外,“大同”、“乾亨”、“开泰”、“太平”、“景福”几个年号也未见到
年号祭祀大钱。此前已经论证, “神册”由于是建国之初第一年号,已铸“开丹圣宝”祭祀大钱,因而未铸 “神册”祭祀大钱。“大同”年号只有短短两月时间,期间辽太宗耶律德光带兵在外,未曾铸制祭祀大钱举行祭祀活动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其余年号期间未铸制祭祀大钱举行相应的祭祀活动绝无可能。“乾亨”年号历时5年已不算短暂,“开泰”、“太平”年号都在10年以上。历时如此之长的年号所铸祭祀大钱也相对较多,笔者和40多位泉友的藏品中一无所见也不可能。那么,这些年号期间所铸祭祀大钱究为何钱呢?我们在辽代的祭祀大钱中有见四种字体的“千秋万岁”大钱,恰好可以填补“乾亨”、“开泰”、“太平”、“景福”四个年号祭祀大钱的空缺。这种见解有何依据?四种书体的钱币孰先孰后?下面笔者做一粗略考证。
“千秋万岁”是具有多种版别样式的系列祭祀大钱。它们不是于某一年号钱之外突发奇想临时加铸的钱币。历代的祭祀活动都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制,一般每一年号期间只有一种名称的祭祀大钱,铸制祭祀大钱并不存在随意性。笔者和泉友们汇集起来的“千秋万岁”祭祀大钱按钱文字体分类,有“篆书版”、“简万版”、“繁萬版”、“反书版”四大版本。完全不同的钱品“篆书版”有11种,“简万版”达14种,“繁萬版”也有9种之多,“反书版”仅见一种。相同字体的钱币,只能集中存在于某一特定的时间段,不会散见于漫长的过程。以“篆书版”祭祀大钱来说,涵盖了背上月下日、背上月孕星下日、背四月孕四星、背穿上仰月、背阴刻四蝙蝠纹等多种钱背样式。这些钱背形式与辽代其他年号铸制的祭祀大钱是一致的。所以“千秋万岁”祭祀大钱绝非孤立的钱品,而是具备了辽代各年号祭祀大钱基本要素的系列铸币。各版本不同钱品存世数量也不比其他年号祭祀大钱少,因而可以认定这四大版本的“千秋万岁”钱都是某一年号阶段铸制的祭祀大钱。但辽代其他年号都有系列铸制的年号祭祀大钱,因而这四种“千秋万岁”系列铸币只能在上述四个未见祭祀大钱的年号中寻根溯源。
铸制“千秋万岁”祭祀大钱是辽景宗对铸币形式的一次变革。中国古代任何朝代铸行的钱币都不是孤立的,纵向势必会有传承关系,横向也会有相互影响。辽景宗乾亨年间(979年—983年)正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年—984年)。当时年号钱铸币体制虽已形成尚不完善。此前的五代中只有后梁、后唐、后晋实行了年号钱铸币体制,但都以一种年号钱贯彻始终。如后梁铸行的是“开平元宝”、“开平通宝”钱,后唐铸行的是“天成元宝”钱,后晋铸行的是“天福元宝”钱,后续年号未见祭祀大钱遗存。宋朝开国之初与后汉、后周一脉相承铸行的是国号钱,至太宗登基始铸“太平通宝”年号钱,但也是一以贯之,其后的“雍熙”、“端拱”年号也未铸新的年号钱。辽朝在景宗之前,只有太宗铸制了“天显通宝”、“会同通宝”两种年号的祭祀大钱,其余先辈也都只有一种年号的祭祀大钱。所以景宗改元“乾亨”时就面临着选择,是因袭中原地区的方式继续铸行“保宁通宝”钱还是再铸新的年号钱?景宗没有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而是选择了第三种方式,另铸一种“千秋万岁”祭祀大钱。所以“千秋万岁”钱不但是“保宁通宝”钱的延续,同样也是“乾亨”等一系列后续年号铸币的延续,是千秋万岁的延续,足见启用这样的钱文更有意义。笔者认为景宗乾亨年间所铸正是“篆书版”祭祀大钱。因为从四大版本整体看先铸“篆书版”符合循序渐进的变革思路和进程。“篆书版”只改变了铸币命名的形式,铸币内容和之前年号都是一样的。而其他几种版本铸币内容也有较大变化,此乃后话。
辽圣宗沿袭了先皇首铸年号钱再铸“千秋万岁”钱的做法。辽圣宗耶律隆绪是景宗长子,乾亨四年(982年)九月继承皇位时只有十一岁,由其母后萧绰摄政。圣宗即位后改元“统和”,直至统和三十年(1012年)才改元“开泰”。开泰年号历时十年(1012年—1021年),再次改元“太平”(1021年—1031年)。目前我们只见到按辽代规制铸制的“统和元宝”祭祀大钱,而“开泰”、“太平”字样的祭祀大钱未见遗存。说明圣宗在位期间遵循了其父景宗的遗制,“开泰”、“太平”年间所铸也是“千秋万岁”祭祀大钱。除“篆书版”祭祀大钱外,其余三种版本的祭祀大钱中“反书版”目前所见最少,可以认为是后朝短暂的“景福”年间铸币。那么“简万版”和“繁萬版”两种“千秋万岁”大钱孰先孰后呢?我们须结合实物做一些分析。总体看,圣宗朝铸制的两种版本的“千秋万岁”大钱铸币内容都具有删繁就简的趋势。目前所见 “简万版”只有背“国太仁安”、背阳文龙凤呈祥纹和背阴刻四蝙蝠纹三种样式,而“繁萬版”只见背“十万”及日月纹一种样式。笔者认为“简万版”铸制在先,为“开泰”年间铸币。因为“简万版”大钱的钱背形式与“开泰”年间的政治局面合拍。之所以要删繁就简,就是要总结统和年间与母后共治天下的成就,突出“国太仁安”的主题。“国太”乃国家太平之意。“仁安”典出《毛诗正义·周颂·昊天有成命》:行宽仁安静之政以定天下。宽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静所以息暴乱也。”正是由于统和年间与宋朝化干戈为玉帛签订了澶渊之盟,才有了“国太仁安”的大好局面。另一种钱背铸阳文龙凤呈祥纹样的大钱,既体现了圣宗对母后的怀念,又宣扬了帝后两族共治天下的治国理念。既然“简万版”大钱铸于开泰年间,“繁萬版”大钱即应铸于太平年间。这种版别的“千秋万岁”大钱主题更为集中:日月纹样代表了帝后两族共治天下,“十万”则表示天下富足,财富充盈,是“国太仁安”的另一表现形式。笔者认为“繁萬版”祭祀大钱也应有背阴刻四蝙蝠纹样式的钱币。因为辽代历朝所铸祭祀大钱都存在这种版别,其为与祭祀对象相关联的专门铸币。
反书版“千秋万岁”钱是钦哀皇后挟先皇自重的产物。太平十一年(1031年)六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去世,其长子皇太子耶律宗真继位,改元景福,是为辽兴宗。景福二年(1032年)十一月又改元“重熙”,所以景福年号前后还不到一年半时间。耶律宗真为元妃萧耨斤所生,因齐天皇后萧菩萨哥无子,将其收入宫中亲自抚养视如己出。圣宗去世后,宗真生母萧耨斤母以子贵自立为皇太后,她迅速肃清齐天皇后一派政敌,自己临朝摄政。为了独揽朝政,太后萧耨斤将兴宗的一举一动都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使得母子关系变得异常紧张。由于兴宗自小不在自己身边长大,萧耨斤甚至图谋废掉兴宗另立其弟重元为帝。兴宗即位,无论按辽朝惯例还是先皇遗制都应先铸“景福”年号钱,下一年号才会考虑是铸“千秋万岁”钱还是再铸新的年号钱。那为什么说“反书版”“千秋万岁”祭祀大钱是景福年间铸币呢?这有以下缘由:一是圣宗去世后萧耨斤为了独揽朝政千方百计彰显自己的权威淡化兴宗的影响,改元将“千秋万岁”作为祭祀大钱而不采用年号钱就是她的一种政治手段。因为圣宗已经接续在“开泰”、“太平”两个年号期间铸制了“千秋万岁”钱,继续铸制“千秋万岁”钱是对圣宗政治的延续,而萧耨斤以皇太后的地位正好充当这种延续的继承人。如果铸制年号钱,则意味着新皇政治的开始,政治天平会倾向兴宗一边。二是“千秋万岁”四字反书,也包藏了萧耨斤倒置乾坤的政治野心。因为文字正书为阳反书为阴,阴阳颠倒无非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三是“反书版”祭祀大钱的稀少与景福年号历时短暂合拍。景福年号历时仅一年半时间,期间皇太后忙于排除异己巩固权力,而新皇在太后管控之下也不会举行太多的祭祀活动。所以遗存的“反书版”“千秋万岁”祭祀大钱十分稀少也有其合理性。所见“反书版”“千秋万岁”大钱钱背所铸为穿上仰月纹标记,透露出的信息是这种版本的祭祀大钱有可能又恢复了乾亨年间较为多样的钱背形式。
祭祀大钱与行用钱都是一一对应的,因而四种版本的“千秋万岁”祭祀大钱都有见与其相对应的行用钱。“神册”、“大同”、“乾亨”、“开泰”、 “太平”、“景福”等年号虽然亦见大小各种年号钱,但它们并非改元时铸制的与祭祀大钱相对应的正式钱币,多为遇有重大节庆活动加铸的纪念币,有的是后来按辽钱规制补铸的年号钱。 辽代“千秋万岁”钱币考
篆书版“千秋万岁”祭祀大钱,直径96.3毫米
辽代“千秋万岁”钱币考
简万版“千秋万岁”祭祀大钱,直径71.4毫米
辽代“千秋万岁”钱币考
繁萬版“千秋万岁”祭祀大钱,直径95.4毫米
辽代“千秋万岁”钱币考
反书版“千秋万岁”祭祀大钱,直径95.4毫米
辽代“千秋万岁”钱币考
辽代“千秋万岁”钱币考
篆书版“千秋万岁”行用钱,直径22.4毫米
辽代“千秋万岁”钱币考
简万版“千秋万岁”行用钱,直径28.5毫米
辽代“千秋万岁”钱币考
繁萬版“千秋万岁”行用钱,直径49.6毫米
辽代“千秋万岁”钱币考
反书版“千秋万岁”小平行用钱(图片选自网络,谨致谢意!)
辽代“千秋万岁”钱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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