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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的行李及诱味剂、猞猁尿等有可能化学袭击车内成员以至于影响安全驾驶的东西置于车顶，在车辆超限的边缘总算完成了最后的装车。
中午一点钟左右，我们出发了，在尚未出北京城时，后排的一晴忽然说道：
“欧哥，旁边车上的人在看你的车！”
噢！”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一晴，心里却在想：别人一定觉得，这么一辆看着是要去玩命的车上，怎么坐着这样几个女孩？实在是不搭呀！
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出了北京地界，女孩们一阵欢呼，那感觉就如同被在五指山下压了五百年的孙大圣终于被放出来一般？而我，这已经是疫情以来第二次感觉逃离升天了。其实一路上车马稀少，也无人检查和阻拦，这与我第一次“出逃”时的情况大不一样，但实际上，此时的控制严厉程度以及跨省旅行的困难远超以往，只是控制的节点不在起始端，而是在我们尚未到达的末端。
与年轻人在一起，会有意无意间学到他们习惯的语言、热爱的音乐，了解他们的话题及行为方式。总之，岁月所积的尘埃，会被青春所涤荡。
我从心悦处学习了一句话：“在外社交牛B症，回家社交恐惧症”。在我们四人一车的狭小空间里长途旅行，不患上社交牛B症天理不容。为了消除旅行中的疲劳及排遣寂寞，我开始大谈我过往旅行中的一些奇闻异事，并信誓旦旦地说到：我不太注重行前的计划，而是乐于事后的总结与回味，因为我喜欢旅行中遇到的各种意外。
但实践告诉我们，牛B是要有代价的！
接近傍晚时，车窗外的景色已是典型的黄土高坡了，迎面一波沙尘袭来，遮天蔽日，沙尘背后则是渐暗的天色。黑夜正在慢慢张开它的大口要将我们吞噬，而“意外”则是它的小弟。
我忽然想起自己在装车时犯的一个错误，就对心悦说道：我们为什么把红外相机放车里而行李放车顶？红外相机平日的工作状态不就是风吹日晒么？是啊！可女孩们在我装车时为什么都没提出质疑？难道是她们习惯了将科考设备置于个人物品之上？
晚上九点半，我们在高速上的一个服务区停车准备吃饭。餐饮已经关闭，我们在超市买了四碗方便面，算是我们上路后第一顿在车下吃的饭。饭还没吃完，超市也关张了。
由于还没有达到我之前计划的行驶800公里以上，且精神尚佳，我们因此决定继续前行，极其畏寒的一晴需要加衣服，我们就势将行李箱与红外相机调换了位置，我又从车顶拿了一件每次出野外必随车同行的两件军大衣中的一件给了一晴，她此时完全无视常年不见阳光的军大衣所具有的特质，欢天喜地地抱着大衣到车里睡觉了。
接近零点时分，我们到达了榆林附近，公里数早就满足了我的要求，而生物钟也已经折磨得我们人困马乏，因此决定下道过夜。当然，我们四人心中都有些忐忑，因为“北京”此时已经排在上海之后，成为了全国范围内不被欢迎的代名词。
我们有意找了一个榆林城外的县城出高速，过收费站后，路边的防疫人员如临大敌般地检查着每一辆车。我先声夺人地对着迎面而来的防疫人员首先问道：我们要找住宿，应该左转还是右转。猝不及防的被问者用手向前一指：右边！我们兴高采烈地一路寻找看着顺眼的宾馆，最终在一处停车方便，灯火通明的宾馆停下并办理入住。接待人员一边办理手续，一边满腹狐疑地问我们：下高速时没人查你们行程码么？此时我的手机响了，防疫人员根据车牌号追踪过来，让我回到路口刷行程码。我们四人因为北京的疫情，行程码都是绿色带星。
两年前我与张果老也在北京疫情严重时去的西北，从高速下来也曾经历严格检查，但当时确认了我们所属街道社区不是中高风险区域后也就放行了。两年过去了，疫情没有结束，防疫措施没有更便捷、优化，反而异化了。行程码绿色已经不说明问题，健康码的色标也无意义，绿色带星与黄码、红码都是同一待遇。防疫人员要求我们要么就地隔离14天，要么重回高速公路。我解释说我已连续开车近10个小时，可否就在此路口停车休息？但回答是否定的，无奈我们四人上车准备重返高速。
但就在我点火起步的时候，应该是警察的大白挥手又叫停了我，当我摇下车窗时听他说了一句：“路上开车当心点！”。说话的他与听他说话的我心里都有多少无奈？作为警察他问过我们的最终目的地，也知道我已经开车多少小时，更知道我还将要在高速上继续行驶多长时间，要求并保障驾驶安全原本也是警察的职责，但驾驶安全此时已完全让位于疫情防控，哪怕我们是低风险人群。我没吭一声，摇上车窗一脚油门就离开了，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的好意？直到今天我都没想出来，什么样的回应算是得体？
我对三位女孩说：“真的对不起！都是我说的喜欢旅行中的意外，才造成了目前的结果，拖累大家了”，车内又是一阵欢笑！
西北地区人烟稀少，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间隔也比较大，2点左右我们到达了靖边服务区，四人停车后就迅速和衣在各自的座位上入睡了。如果车内乘员三人，情况会改善许多，可以一人横躺在后排座，主驾、副驾则可以将座椅靠背放到，而乘员四人，则每个人都只能蜷缩在自己的位置上，且牧马人并不是一辆宽敞的大车。事后总结，我当时应该取出另一件军大衣，裹着睡到车底下？只是这类经验不知以后是否还有用的机会？
睡了两三个小时后，被胳膊腿的肌肉酸醒，我打开车门准备活动活动，漆黑凉爽的西北之夜，却让我也清醒了不少，既然如此，不如继续赶路？我的动作也惊醒了其他三人，我说你们也先活动一下，之后上路，你们可以在路上继续睡。
在天将即白的凌晨时分，我们又踏上了西行的征程，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苏联时期的一部老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故事讲的是二战时期苏联的一个兵站，准尉华斯科夫老爹意外地接收了丽达、热尼亚、索尼娅等五位女兵。女兵们性格迥异，都尽情享受着宁静时光的美好生活，这却让华斯科夫老爹有些不知所措。但故事的结局却惨烈而凄美得让人动容，这与我们的生活相去甚远。可在这静悄悄的黎明时分，我却感觉自己有着与华斯科夫老爹肩上同样的责任，要照顾好这三个女孩。
之后的路程我们并没有像前一天那般赶路，一边听着已经听腻的音乐，一边聊着轻松的话题，还多次进服务区小憩。下午3点半，我们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张掖，这是一座由汉武帝时期纳入且命名的地处河西走廊中段的古老城市。我麻木地将车开上驶出高速的匝道，而三个姑娘却一阵阵的欢呼并摄像、拍照。好在她们不像我一般地无感，也才有了可以让我搜索记忆的这些图片！
出收费站后毫无例外的是疫情防控与检查，但我们此时却都心甘情愿，按照规定入住了作为隔离场所的御景国际酒店完成三天的隔离。这三天对我们并不漫长，经过连续近27个小时的旅行之后，我们四人都如同陈抟老祖一样，恨不得睡上十天半月。特别是连续不间断地驾驶且少有休息，牧马人沉重的油门已经使得我右腿的肌肉僵硬疼痛，尽管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使用定速巡航，但右腿的胫骨前肌还是堆积了太多的乳酸，产生了代谢障碍，微循环大面积瘫痪了，疼痛在结束隔离后的两天方才消失。
我在记录旅行日志时，很少详细描述从家到目的地的过程，但此次全球范围内新冠疫情的大流行，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罕见的重大事件。而中国在此次事件中的经历却又独一无二。无论作为历史事件中的一个片段，还是个人的独特体验，我都有必要把这段旅程记录下来。虽然我对姑娘们说对于旅行中的意外我感到十分抱歉，但我内心其实依然对此津津乐道。另外，经常以善于长途驾驶而自豪的我，此次旅行也创造了我个人连续长时间驾驶的记录。
人在隔离区，心在旷野中。张掖城外的荒原之上，西风凛冽、黄沙漫漫，此地苍天黄土的脾气依旧倔强，它们正等待着北京大爷及都市女孩们的到来，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中午一点钟左右，我们出发了，在尚未出北京城时，后排的一晴忽然说道：
“欧哥，旁边车上的人在看你的车！”
噢！”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一晴，心里却在想：别人一定觉得，这么一辆看着是要去玩命的车上，怎么坐着这样几个女孩？实在是不搭呀！
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出了北京地界，女孩们一阵欢呼，那感觉就如同被在五指山下压了五百年的孙大圣终于被放出来一般？而我，这已经是疫情以来第二次感觉逃离升天了。其实一路上车马稀少，也无人检查和阻拦，这与我第一次“出逃”时的情况大不一样，但实际上，此时的控制严厉程度以及跨省旅行的困难远超以往，只是控制的节点不在起始端，而是在我们尚未到达的末端。
与年轻人在一起，会有意无意间学到他们习惯的语言、热爱的音乐，了解他们的话题及行为方式。总之，岁月所积的尘埃，会被青春所涤荡。
我从心悦处学习了一句话：“在外社交牛B症，回家社交恐惧症”。在我们四人一车的狭小空间里长途旅行，不患上社交牛B症天理不容。为了消除旅行中的疲劳及排遣寂寞，我开始大谈我过往旅行中的一些奇闻异事，并信誓旦旦地说到：我不太注重行前的计划，而是乐于事后的总结与回味，因为我喜欢旅行中遇到的各种意外。
但实践告诉我们，牛B是要有代价的！
接近傍晚时，车窗外的景色已是典型的黄土高坡了，迎面一波沙尘袭来，遮天蔽日，沙尘背后则是渐暗的天色。黑夜正在慢慢张开它的大口要将我们吞噬，而“意外”则是它的小弟。
我忽然想起自己在装车时犯的一个错误，就对心悦说道：我们为什么把红外相机放车里而行李放车顶？红外相机平日的工作状态不就是风吹日晒么？是啊！可女孩们在我装车时为什么都没提出质疑？难道是她们习惯了将科考设备置于个人物品之上？
晚上九点半，我们在高速上的一个服务区停车准备吃饭。餐饮已经关闭，我们在超市买了四碗方便面，算是我们上路后第一顿在车下吃的饭。饭还没吃完，超市也关张了。
由于还没有达到我之前计划的行驶800公里以上，且精神尚佳，我们因此决定继续前行，极其畏寒的一晴需要加衣服，我们就势将行李箱与红外相机调换了位置，我又从车顶拿了一件每次出野外必随车同行的两件军大衣中的一件给了一晴，她此时完全无视常年不见阳光的军大衣所具有的特质，欢天喜地地抱着大衣到车里睡觉了。
接近零点时分，我们到达了榆林附近，公里数早就满足了我的要求，而生物钟也已经折磨得我们人困马乏，因此决定下道过夜。当然，我们四人心中都有些忐忑，因为“北京”此时已经排在上海之后，成为了全国范围内不被欢迎的代名词。
我们有意找了一个榆林城外的县城出高速，过收费站后，路边的防疫人员如临大敌般地检查着每一辆车。我先声夺人地对着迎面而来的防疫人员首先问道：我们要找住宿，应该左转还是右转。猝不及防的被问者用手向前一指：右边！我们兴高采烈地一路寻找看着顺眼的宾馆，最终在一处停车方便，灯火通明的宾馆停下并办理入住。接待人员一边办理手续，一边满腹狐疑地问我们：下高速时没人查你们行程码么？此时我的手机响了，防疫人员根据车牌号追踪过来，让我回到路口刷行程码。我们四人因为北京的疫情，行程码都是绿色带星。
两年前我与张果老也在北京疫情严重时去的西北，从高速下来也曾经历严格检查，但当时确认了我们所属街道社区不是中高风险区域后也就放行了。两年过去了，疫情没有结束，防疫措施没有更便捷、优化，反而异化了。行程码绿色已经不说明问题，健康码的色标也无意义，绿色带星与黄码、红码都是同一待遇。防疫人员要求我们要么就地隔离14天，要么重回高速公路。我解释说我已连续开车近10个小时，可否就在此路口停车休息？但回答是否定的，无奈我们四人上车准备重返高速。
但就在我点火起步的时候，应该是警察的大白挥手又叫停了我，当我摇下车窗时听他说了一句：“路上开车当心点！”。说话的他与听他说话的我心里都有多少无奈？作为警察他问过我们的最终目的地，也知道我已经开车多少小时，更知道我还将要在高速上继续行驶多长时间，要求并保障驾驶安全原本也是警察的职责，但驾驶安全此时已完全让位于疫情防控，哪怕我们是低风险人群。我没吭一声，摇上车窗一脚油门就离开了，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的好意？直到今天我都没想出来，什么样的回应算是得体？
我对三位女孩说：“真的对不起！都是我说的喜欢旅行中的意外，才造成了目前的结果，拖累大家了”，车内又是一阵欢笑！
西北地区人烟稀少，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间隔也比较大，2点左右我们到达了靖边服务区，四人停车后就迅速和衣在各自的座位上入睡了。如果车内乘员三人，情况会改善许多，可以一人横躺在后排座，主驾、副驾则可以将座椅靠背放到，而乘员四人，则每个人都只能蜷缩在自己的位置上，且牧马人并不是一辆宽敞的大车。事后总结，我当时应该取出另一件军大衣，裹着睡到车底下？只是这类经验不知以后是否还有用的机会？
睡了两三个小时后，被胳膊腿的肌肉酸醒，我打开车门准备活动活动，漆黑凉爽的西北之夜，却让我也清醒了不少，既然如此，不如继续赶路？我的动作也惊醒了其他三人，我说你们也先活动一下，之后上路，你们可以在路上继续睡。
在天将即白的凌晨时分，我们又踏上了西行的征程，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苏联时期的一部老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故事讲的是二战时期苏联的一个兵站，准尉华斯科夫老爹意外地接收了丽达、热尼亚、索尼娅等五位女兵。女兵们性格迥异，都尽情享受着宁静时光的美好生活，这却让华斯科夫老爹有些不知所措。但故事的结局却惨烈而凄美得让人动容，这与我们的生活相去甚远。可在这静悄悄的黎明时分，我却感觉自己有着与华斯科夫老爹肩上同样的责任，要照顾好这三个女孩。
之后的路程我们并没有像前一天那般赶路，一边听着已经听腻的音乐，一边聊着轻松的话题，还多次进服务区小憩。下午3点半，我们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张掖，这是一座由汉武帝时期纳入且命名的地处河西走廊中段的古老城市。我麻木地将车开上驶出高速的匝道，而三个姑娘却一阵阵的欢呼并摄像、拍照。好在她们不像我一般地无感，也才有了可以让我搜索记忆的这些图片！
出收费站后毫无例外的是疫情防控与检查，但我们此时却都心甘情愿，按照规定入住了作为隔离场所的御景国际酒店完成三天的隔离。这三天对我们并不漫长，经过连续近27个小时的旅行之后，我们四人都如同陈抟老祖一样，恨不得睡上十天半月。特别是连续不间断地驾驶且少有休息，牧马人沉重的油门已经使得我右腿的肌肉僵硬疼痛，尽管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使用定速巡航，但右腿的胫骨前肌还是堆积了太多的乳酸，产生了代谢障碍，微循环大面积瘫痪了，疼痛在结束隔离后的两天方才消失。
我在记录旅行日志时，很少详细描述从家到目的地的过程，但此次全球范围内新冠疫情的大流行，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罕见的重大事件。而中国在此次事件中的经历却又独一无二。无论作为历史事件中的一个片段，还是个人的独特体验，我都有必要把这段旅程记录下来。虽然我对姑娘们说对于旅行中的意外我感到十分抱歉，但我内心其实依然对此津津乐道。另外，经常以善于长途驾驶而自豪的我，此次旅行也创造了我个人连续长时间驾驶的记录。
人在隔离区，心在旷野中。张掖城外的荒原之上，西风凛冽、黄沙漫漫，此地苍天黄土的脾气依旧倔强，它们正等待着北京大爷及都市女孩们的到来，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