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宗陈子昂
2011-10-07 14:08阅读：
按：很多年前上大学时写的一篇应景文章，整理电脑发现，贴在这里。
当人们仰望闪耀的群星时，往往会忘却太阳的作用。正是因为那个永恒发光、发热的球体，天空中才能布满闪耀的星辰。倘若把唐代文坛比作整个夜空，李白、杜甫、白居易可谓时耀眼的群星。然而当我们仰望这些难以超越的前辈时，却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人的作用：他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政治家；他是富家子弟，却“苦节读书”；他是一代名士，却死因成谜，在有唐二百八十九年的历史夜空中，在中国诗坛那辽阔的天际里，他扮演着太阳的角色，是他大笔一挥，盛唐文坛有了浪漫与现实；是他独树一帜，诗歌革新有了新的目标。他就是唐代著名的诗人、政治家，一代文宗——陈子昂。
陈子昂(公元661年－公元702年)字伯玉，四川梓州射洪人（今射洪县）。其父名元敬，做过唐朝的小官吏。陈子昂自幼家境条件较好，因此，自小他就是公子哥似的人物，大手大脚地花钱追求刺激，俨然成了他青年时代的主旋律。
据《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九《独异志》以及《唐诗纪事》记
载：“（子昂）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并具酒，明日专候。’……来晨，集者凡百人，皆当时重誉之士。食毕，子昂捧胡琴摔之，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师，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遂摔此琴，此乐贱工之级，岂愚留心哉？’”自此后，陈子昂名声大振，为其仕途铺平了道路。由此看来，百万的大价钱摔出了一个誉满京华的名声，值得
！当然，由这件事我们也不难看出陈子昂的大志气，我想这和他后来能在诗坛独树一帜是有一定联系的。然而，作为当时国际性大都会的长安，一天之内，一月之中不知道会接纳多少欲扬名万世而不朽的人物，陈子昂虽然“一摔成名”，但其仍然需要走与那个时代大多数青年一样的路——将自己的名剌和作品投递给各位文学宗师和官场大员。不过，是金子在哪里都会闪光，当时的京兆司功王适见到陈子昂的诗后惊叹到：“此子必为天下之文宗！”此后不久，陈子昂于唐睿宗文明元年（公元684年）中了进士，步入仕途。
在进入官场后不久，遇到了唐高宗灵驾回陕安葬的事情，这位年轻才俊上书唐睿宗和则天武后，劝阻灵驾西行，防止在路上影响百姓生活。他盛陈东都洛阳的形势，认为足以安葬帝陵，而当时关中大旱，不便回陕。这篇奏章载于《旧唐书》，其条理透彻、用语得当，深为武则天赏识，陈子昂也因才华横溢得到了升迁，被授予麟台正字的官职。又有一次，武则天准备发动一场讨伐西南羌族的战争，陈子昂再度上书，他在文章中分析了西南的地形地貌，说明了讨伐西羌的难度以及这场战争对唐和吐蕃等当时大国的影响，并提出“臣闻古之善为天下者，计大而不计小，务德而不务刑，谋其利而虑其害，然后能长享福禄”的道理。武则天看后虽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是却又一次被陈子昂的文辞和气势所震撼，拜陈子昂为右拾遗。因此，后世对陈子昂也有“陈拾遗”的称法。其实陈子昂奏章中的提法在今天看来也是有重要意义的，治国者在行事时应该慎之又慎，对一件准备实行的事应该多方论证，最终得出兼顾各方利益的结论，这样才能使得国家得到大治、百姓得到安康。在担任右拾遗后，陈子昂又多次上书，成功的劝阻了当政者对百姓的过度掠取，使得百姓生活安定。这些奏章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我们不难想象，一定是“词皆典美”，毕竟，陈子昂留给后人更多的是一位文人的形象。
陈子昂善诗，至今，《全唐诗》中一共保留了其一百二十七首诗歌，编为两卷，《全唐诗外编》中补录一首。也就是说，他一生流传下来的诗共一百二十八篇。其实，诗不在多而在精，正如唐代诗歌中的七绝和五律，寥寥二十多字，境界全出，令人读后心旷神怡，仿佛置身其中。“诗圣”杜甫曾经这样称赞子昂：“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从杜工部的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对子昂的高度赞扬，就连明达而富有才能的大臣或是技艺娴熟的工匠都无法与其比肩。《旧唐书》载，陈子昂有文集十卷，为“当时所重”，可见受欢迎程度之深。在诗歌的艺术手法上，陈子昂继承了《诗经》和《离骚》的写法，并加以改革，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细品陈子昂的诗作，可以发现，其诗歌题材多样，有言志诗、边塞诗、针砭时政诗、景物描摹诗，这样广泛的写作领域给人一种震撼，他的确是一位通才。
在《感遇三十八首之二》中，子昂借物言志、发泄心中不快：“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在《感遇三十八首之三》中，他写到：“黄沙幕南起，白日隐西隅。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凶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漫漫黄沙，孑孑征人，在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背后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凄凉；他喜欢鬼谷，喜欢鬼谷子那变幻莫测的权术之道，更喜欢鬼谷子那种“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吾爱鬼谷子，青溪无垢氛。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他曾登临古幽州台，看见天地一线，望着群山苍茫，感慨颇多，写下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著名诗歌。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在其经典著作《美的历程》中这样评价子昂的这首诗“陈子昂写这首诗时候是满腹牢骚，一腔愤慨的，但它所表达的却是开创者的高蹈胸怀，一种积极进取，得风气先的伟大孤独感。它豪壮但不悲痛”；同时，他也怀才不遇，空有一颗报国之心却无郭隗遇燕昭王的幸运。他写道：“南登碣石阪。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那种苦闷的心情通过这几十字跃然纸上。他游历天下却心怀亲友，在《初入峡苦风寄故乡亲友》中写到：“故乡今日友。欢会坐应同。宁知巴峡路。辛苦石尤风。”
他就是这样，用诗这种短小而精干的艺术形式来表现自己丰富的内心生活。其诗歌虽不如太白洒脱、子美沉实、李贺奇诡，却有开山之地位，后世评价“唐兴，文章承徐庾馀风，骄丽秾缛。子昂横制颓波，始归雅正。李杜以下，咸推宗之。”魏晋南北朝以来，诗歌多是辞藻华丽、晦涩难懂。很多诗人往往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豪门望族，他们衣食无忧，不懂民间疾苦，诗歌表面上看来没有大的失误，但是细品则空洞无物。陈子昂针对唐初这种风气没有太大改变的现状，在《与东方左史虬书》中提出了改革的方法和对这种现状的批判：“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逦逶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子昂提出了诗歌创作的几原则：一、诗歌要具备“风雅”、“兴寄”和“风骨”。二、诗歌要有内容，不能仅限于辞藻的华美。对于这两项原则，他用一生在遵守和发扬，他致力于恢复《诗经》的现实主义，继承《离骚》的浪漫主义风格，两者互补，诸如在《魏氏园林人赋一物得秋亭萱草》一诗中他写到：“昔时幽径里。荣耀杂春丛。今来玉墀上。消歇畏秋风。细叶犹含绿。鲜花未吐红。忘忧谁见赏。空此北堂中。”先以“兴”起，后写到所诵之物，可为是继承了秦汉以来的诗歌创作方法，将唐代诗歌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陈子昂这种文学革新的主张被后世所积极采纳，李白的洒脱放浪、杜甫的诚实精神、白居易的通俗易懂都是例证。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又写道：“‘四杰’之后，迎来了现实生活的五彩缤纷，展现盛唐之音的鲜花怒放，它首先是由陈子昂喊出来的。”同时，陈子昂的政论文也写得大气滂沱、入情入理、“疏朴近古”。综上，称陈子昂为“一代文宗”也不为过了吧。他不但诗文俱工，而且提出了唐诗革新的理论，这样的贡献使得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他的朋友卢藏用在《陈伯玉文集序》中如此评价陈子昂：“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我认为，这样的评价对于陈子昂这样的“一代文宗”是毫不为过的。
公元702年（一说公元700年）陈子昂去世了，享年四十二岁。对于他的死，历史上说法不一，成了谜团。据陈子昂生前好友卢藏用《陈子昂别传》及《新唐书》、《旧唐书》记载，陈子昂是被贪婪的射洪县令段简迫害致死的。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在朝中任右拾遗的陈子昂上表，欲辞职回乡侍奉病重老父，武则天下诏允许他带官返乡，并仍领右拾遗薪俸。是年秋，陈子昂回到家乡射洪县。公元699年7月，陈子昂之父陈元敬病故，10月，陈子昂葬其父于射洪县武东山南的石佛谷中，并为之撰碑。守丧期间，他痛哭不止，气息欲绝，“杖不能起”，健康受到严重损伤。就在此时，县令段简“闻其家有财，乃附会文法”，罗织罪名，欲加害陈子昂。陈子昂惶惧，不得不使家人送交二十万缗钱，段简仍嫌太少，多次派县中小吏用车子把病弱不堪的陈子昂拉到县衙传问审讯，进而定罪下狱。陈子昂自度难保性命，忧愤至极，含冤死在狱中。但是，陈子昂是带官归侍，且得到武则天的许可，区区县令段简岂有随意加害之理？由此看来，陈子昂之死，需要另找原因。另一种说法，唐代宗大历六年（771），赵儋代梓州刺史鲜于叔明撰写的《为故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曰：“及军罢，以父年老，表乞归侍。至数月，文林（陈元敬曾任文林郎）卒。公至性纯孝，遂庐墓侧，杖而后起，柴毁灭性，天下之人莫不伤叹。年四十有二，葬于射洪独坐山。”由此碑文可知，陈子昂至性纯孝，为父守丧庐于墓侧，悲伤过度而死，他人加害的可能性并不存在。然而，唐朝文人沈亚之在《上九江郑使君书》中，将陈子昂之死同武三思挂起钩来，看似传奇故事一般，这里不做论述。著名史学家岑仲勉先生在《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一文中说：“以武后、周（兴）、来（俊臣）之淫威，子昂未之惧，何独畏夫县令段简？”葛晓音先生在《关于陈子昂的死因》一文对岑先生的推想进一步作了论证，认为陈子昂撰写的《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文》或许就是招祸的直接原因，碑文中“青龙癸未，唐历云微”、“大运不齐，贤圣罔象”等语，可能犯了武则天的大忌。段简正是抓住这个把柄，以碑文附会律法，以死罪相威胁，终使陈子昂在劫难逃。
无论怎样，“一代文宗”就这样去世了，也可以说又是一位非正常死亡的文士。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中国历史上一个个死于非命的文人，无论他们生前怎么飘逸、浪漫，很多时候他们却连自己的生命也不能把握。文化人最讲尊严，“士可杀不可辱”，倘若辱没了他们，也就是辱没了斯文，因为他们是代表着文明的，他们的足迹就是文明发展的历程，所以我们应当尊重他们，这样，文化才能后继有人。
很奇怪，《旧唐书》对陈子昂的评价是“褊躁无威仪，然文辞宏丽，甚为当时所重。”其文“盛誉当代”。“褊躁”说白了就是心眼狭隘，同时脾气不好。可是我很难相信，一个小心眼的人怎么样写出那种“壮怀激烈”的文章？怎么样心怀国家？怎么样“兼济天下”？其实，写了这么多，我觉得我应该在自己心中给陈子昂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在他的身上有李白的洒脱、有杜甫的诚实、有李贺的奇诡、有白居易的简朴；他有韩柳革新的精神、有济世安民的理想，有“仗剑去国”的豪情，也有富家子弟的自负，他是中国文人的典型代表，他是中国文化的杰出人才。
也许，在李白、杜甫等诗坛巨星的遮挡下，陈子昂已经失去了他应有的光环，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正是因为有了这位蜀中名士的革新主张，唐诗才有了可读之处；正是因为有了这位政论家的洋洋奏章，百姓才有了稍稍安定的生活；正是因为有了这位文人曲折的人生经历，中国文坛上才多了一位“一代文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