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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一个人，一部书——《典籍里的中国·资治通鉴》观感

2026-10-14 13:5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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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一个人，一部书
——《典籍里的中国·资治通鉴》观感


国庆77周年第四天的晚上，央视《典籍里的中国》播出《资治通鉴》这一期，我看完之后，久久没有换台。第二天上午，我通过电脑，又将其观看了一遍。之后，感觉受教多多多、获益非浅
节目里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极深马光的手稿残卷上，密密麻麻全是涂改的痕迹。字被划掉，旁边补上新的字；整行被删，又在天头地脚挤进去密密麻麻的小字。那不是一个“写”出来的稿子，而是一个“磨”出来的稿子。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部被后世称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的巨著，原来是一笔一笔改出来的。
十九年，一个人，一部书——《典籍里的中国·资治通鉴》观感
 一、司马光用十九年编《资治通鉴》
十九年里，他做了什么呢？他和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几个人，把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一年一年地排下来，一件事一件事地筛出来。 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宋神宗读了之后说，这是“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典章制度的汇聚，文献典籍的渊薮。
但让我触动的不仅仅是这些数字，而是节目里呈现的那个“过程”。
司马光不是坐在书房里等着助手把稿子交上来，他是在每一个字上都动过手的人。刘攽负责两汉，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范祖禹负责隋唐五代，他们分头写出初稿，最后全部汇聚到司马光手里，由他统一删改润色。三百多万字，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过。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里写：“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这句话不是谦辞。他确实为此耗尽了最后的生命。书成之后不到两年，他就去世了。 十九年，一个人，一部书——《典籍里的中国·资治通鉴》观感
二、“田园贫宰相，图史富书生”
节目里还讲了一个细节：司马光为相多年，却“不私取分文”。朝廷赐的金玉珍宝，他三次上书谢绝。自己“吃饭不敢经常有肉，穿衣不敢用纯丝绸”。
北宋宰相庞籍退老时写过一句诗：“田园贫宰相，图史富书生。”意思是，我这个宰相在田园家产上是贫穷的，但论图书史册的富有，却像一个书生。
这句话放在司马光身上，再合适不过。他做宰相，或许可以造福一方；但他修书史，却启迪了一代又一代人。前者是一时的，后者是千年的。
节目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讲，让我忽然理解了司马光的选择。他不是不知道做宰相能做什么，他只是更清楚，一部书能走多远。 十九年，一个人，一部书——《典籍里的中国·资治通鉴》观感
三、“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资治通鉴》最常被引用的一段话，是开篇评论“三家分晋”时说的：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司马光用晋国智伯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智伯有才能，但无仁德，最终被韩赵魏三家联手灭掉。司马光由此提出，才能是品德的辅助，品德是才能的统帅。他还把人分为四等：才德全尽是“圣人”，才德兼亡是“愚人”，德胜才是“君子”，才胜德是“小人”。
他特别警告：宁用愚人，不用小人。因为“愚人想作恶，智慧不够，像小狗扑人还能制服；小人有足够的阴谋和力量来逞凶，如恶虎生翼”。
这段话写在近一千年前，今天读来，一点都不觉得过时。
为什么？因为智伯的故事在历史上反复上演。才胜德的人，往往比才德兼亡的人更危险——因为他们有能力把恶做到极致。司马光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把它写在了全书的第一篇。
这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判断，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判断，更是一个对人的判断。
十九年，一个人，一部书——《典籍里的中国·资治通鉴》观感
四、“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清代学者王鸣盛评价《资治通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曾国藩说得更具体：“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他看重的是“经世”二字——不是空谈道理，而是可以直接用于做事。
梁启超则从史学史的角度给出了定位：“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
意思是：后世想写通史的，绕不开它；而至今没有人能超越它。
但我觉得，这些评价虽然高，却都没有说出《资治通鉴》最打动我的地方。
最打动我的，是它的“溢出”。
司马光编这本书，初衷是给皇帝看的。他在《进资治通鉴表》里说：“人主日有万几，何暇周览？”皇帝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太多，没有时间读那么多史书，所以他“删削冗长，举撮机要”，编一部精简版给皇帝看。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取的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
但结果呢？皇帝们真正读进去的没几个，反而是后世的书生们，把它读成了“图史富书生”的陪伴。曾国藩读它，梁启超读它，今天的普通人也在读它。一部为“资治”而写的书，最后成了无数普通人理解人性、理解权力、理解兴衰的入口。
这就是“溢出”。它的初衷是窄的，但它的生命力是宽的。
十九年，一个人，一部书——《典籍里的中国·资治通鉴》观感
五、他想的是“我要写一部有用的书”
节目里还展示了现存的司马光唯一手稿残卷。那上面遍布涂改，字迹工整却处处斟酌。我看着那些涂改的痕迹，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司马光在改那些字的时候，他在想什么？
他在想，这个字能不能让皇帝看懂。他在想，这件事能不能说清楚兴衰的道理。他在想，这句话能不能让后人读到的时候，少走一点弯路。
他想的不是“我要写一部名著”，他想的是“我要写一部有用的书”。
但恰恰是这种“有用”的执念，让这部书成了名著。
这或许就是《资治通鉴》最深的启示：真正伟大的作品，从来不是为“伟大”而写的。它是为“有用”而写的，为“解决问题”而写的，为“让后来的人少犯一点错”而写的。而恰恰是这种朴实的目标，让它穿越了一千年，仍然活着。
十九年，一个人，一部书——《典籍里的中国·资治通鉴》观感
六、“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看完这期节目，我对《资治通鉴》的理解发生了根本变化。
以前觉得它是一本“老古董”，是历史系学生才需要读的书。现在觉得它是一本“活的书”——因为它写的不是死去的朝代，而是活着的困境。
司马光写智伯，写的是“才胜德”的危险；写三家分晋，写的是“礼崩乐坏”的开始；写历朝历代的兴衰，写的是权力、人性、制度之间的永恒博弈。这些东西，不会因为时代变了就过时。
节目的结尾，司马光说了一句话：“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这句话是写给皇帝的，但也是写给每一个读它的人的。
以史为鉴，不是为了记住过去，而是为了看清现在。
而看清现在，才是开创未来的开始。
 观看这《典籍里的中国·资治通鉴》后，又助燃了自己多读多看历史经典的强烈愿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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