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希印古代教育比较：六艺、七艺与五明
2010-12-25 10:09阅读：
科学史期中读书报告
北大医史中心 程明伟
2009-12-07
科学史原著选读这门课已经过了大半。前面三本书中，我觉得格兰特的《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最有意思。我想，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个人对中世纪各方面的状况都缺乏了解，因此，读到这样一本涉及诸多中世纪科学问题的著作便会自然感到颇多新颖和兴趣盎然；一是中世纪科学方面的问题都是与宗教（主要是基督教）问题纠缠在一起的，这种纠缠造成了这些问题本身的复杂和有趣。特别地，由第一章第五节“7种自由技艺”和第三章“中世纪的大学”这两部分背景性的内容，导致了我对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教育问题产生了兴趣。并且，由此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六艺”教育和印度古代的“五明学”。这次读书报告就是希望从这三种教育之异同的比较视角中，能够窥见一些有趣的东西。
首先，“七艺”（seven liberal
arts）具体包括“三科”（trivium）和“四艺”（quadrivium），分别是：语法、修辞和逻辑（或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这里的“音乐”，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音乐学科，而是一门思辨性的、探讨音乐中的数学关系的课程，亦即古希腊的和声学。
四
艺
那么“七艺”这个概念及其内容是如何成型的呢？首先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几何、数学、球面几何学（spherics，即天文学），还有相当重要的音乐；这些都是姐妹学科”。而在柏拉图那儿，幼儿时期的“诗乐”和“体育”教育加上成年之后的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和声学等五门教育，共同构成后世学者所称的柏拉图的“七科”教育。这显然与后来的“七艺”不同，不过在许多地方也有一致性。到了古罗马时期，瓦罗在《学科九卷》中列举了九门自由技艺（liberal
arts），即文法、修辞、逻辑、音乐、数学、几何、天文、医学和建筑学。但是，此后的塞涅卡在一封信中明确地认为，雕塑和绘画不能列为自由技艺。到了中世纪，奥古斯丁由于对天文学与占星术的联系感到不安，用哲学来代替七艺中的天文学，并且略去了瓦罗九艺中的医学与建筑。更为重要的是，奥古斯丁曾在布道中说：“和五十这个数字一样，七这个数字是与圣灵（the
Holy
Spirit）相联系的”，因此采用了“七”这个具有魔力的数字，并且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后继者，卡佩拉（Capella）、波伊修斯（Boethius）和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卡佩拉首次在《菲劳勒嘉和墨丘利的联姻》（
Marriage
of Philology and
Mercury）中明确了“七艺”的内容，即文法、修辞、逻辑、音乐、数学、几何以及天文，本书婚姻中的七位伴娘分别代表七艺中的每一种技艺。波伊修斯则首次提出了“四艺”（quadrivium）的概念。而卡西奥多鲁斯在其手册《圣俗学识指导》（
Institutiones
Divinarum et Saecularium
Litterarum）中逐次介绍了七艺的学科内容。他视“七艺”为学习神学的必要准备，不遗余力地强调“七艺”与宗教联系。正是通过卡西奥多鲁斯，“七艺”被正式纳入基督教教育，并在中世纪获得了神圣的权威地位。在中世纪的修道院时期，“七艺”是为学习神学而准备的，而且在“七艺”内部，对“三科”的重视和学习要高于“四艺”。因此，在公元8世纪之前，神学教育和三科教育是在修道院学校中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到了12世纪大学兴起之后，“七艺”主要在艺学院中教授，学生只有完成艺学院的诸多学习和训练之后才能进入更高级别的神学院、医学院和法学院。此时，“七艺”的内容得到了很大的扩充，甚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具体的研究方向，从对神学和“三科”教育的重视逐步转向强调逻辑（原来在三科中，逻辑并没有受到对文法和修辞那样的重视）、“四艺”以及三种哲学（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形而上学以及自然哲学）。
从以上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七艺”概念的提出者几乎都是基督徒，它的过程和发展都是与基督教紧密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七艺”概念起源于古希腊，但是“七艺”概念本身却是古罗马和中世纪的概念，进一步地，“七艺”主要是中世纪的遗产和基督教文明的遗产。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这特定的七门学科作为“七艺”，成为贯穿整个中世纪的教育课程呢？对这个问题的常识性回答会牵涉到古人对“liberal
arts”（自由技艺）这个概念的理解。在亚里斯多德那里，技艺（art/technai）和科学/知识（episteme）是有明确的区分的，文法和修辞应属于技艺，而代数、几何、天文、音乐应属于科学。中世纪的学者（譬如卡西奥多鲁斯）基本上遵循了这种二分。但是，既然是“自由技艺”，那么中世纪为什么把属于“科学”的上述诸学科也归之于“技艺”呢？托马斯-阿奎那对此解释说，逻辑学及数学四科与神学及自然哲学是不同的，它们既是技艺，又是科学；因为它们不仅包括知识，而且包括知识作为理性自身所导致的产物。中世纪的“liberal
arts”是与“mechanical
arts”相对的概念，亦即“沉思的”和“实践的”之间的区分。这种“精神性”上的区分，不同于古罗马时期，对liberal
arts和servile arts之间的“政治性”的区分。此时“mechanical
arts”是与手、身体相联系的技艺。而“liberal
arts”则仅仅是与心灵相联系的纯粹的技艺，它们仅仅源自于心灵自身，是心灵的产物。而心灵正是自由的根源，因此，它们被称作“自由的技艺”。从这个意义上，也就很容易理解中世纪“七艺”为什么要把医学、建筑、绘画和雕塑等学科排除在“自由技艺”之外了。
其次，我们来谈谈中国古代的“六艺”教育。
“六艺”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周礼•保氏》中：“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是中国古代儒家所要求学生所具有的六种基本修养。具体的内容如下：
通过详细的历史考察，牛梦琪认为，六艺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发展完善于奴隶社会；夏代已初具雏形，而尤重射、御；商代在夏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已具系统和规模；到西周，六艺教育已臻完善，达到成熟的鼎盛时期。在此之后的春秋时期，私学兴起，私学教育的代表是孔子。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的私学教育主要以“六经”中的《诗》、《书》、《礼》和《乐》为蓝本，但是事实上，春秋时的私学教育仍然是或隐或显地囊括了“六艺”的教育内容。
通过基本的分析，我们可以把“六艺”分成三个方面：礼乐，射御和书数。礼乐着重培养基本的礼节和尊卑观念，儒家认为这是人格完善的基础；射御，表面上似乎是单纯的技术教育，实际上其中也反应了包含着丰富的社交礼节以及为人处世之道；书数，是培养学生智力的基础教育，包括表达和计算等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数”与中世纪“七艺”中的数学“四艺”有根本的不同。“六艺”中的“数”，只是一种基本的、实用的计算能力，大都涉及和应付具体的数学问题，而且也没有自己的推理系统和知识系统。但是“七艺”中的数学（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是由一种统一的抽象思维和超越精神所支配的。或许其中的一些学科可能从实际的问题出发，但是它们最后都绝不会落脚在世俗的事物上。而是力图进入抽象的领域，以达到精神上的自由和愉悦。就是在最狭隘的意义上来看，“六艺”中的“数”也是跟“七艺”中的“算术”在本质上不同的。同样的道理，“六艺”中的“乐”也是完全不同于“七艺”中的“音乐”。“六艺”教育的另一个特点是文武兼修，“文治武功”，而“七艺”中是完全没有“射御”方面的内容的。或许这与古代西方“静止的就是高贵的”、“静观的知识”等观念有某种关联。不过，正如前文指出，“六艺”中“射御”的真正意义并不在其准确性和穿透力方面，而是把射御的技术和精神变为一种礼节，含有修身养性、守法存诚的作用，即其主要目的不在于比技艺、决胜负，而在于观德行、贵揖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射御和礼乐经常被人们合二为一的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六艺”中的这种对“礼”的强调，体现出中国古代教育中对人事关系的特别的重视以及对教育的社会和政治功用的集中关注。实用的、人事的和世俗的精神禀性在“六艺”教育中一以贯之，这也是与“七艺”中所体现的理论的、静观的和超越的精神特质根本不同的。
不过，我们仍可以从二者的对比中找到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对言辞（verbal）的重视。“七艺”中的“语法、修辞”和“六艺”中的“书”体现了两种教育都对基本的表达和交流（各自都包括口头和书面的）能力的重视。从社会的交往过程来看，这点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只有个人的表达能力得到完善，社会交流才能顺利进行，进而才谈得上其它能力的培养和学习。这一点应该是普世的。
最后，来看看印度古代的“五明”。
“五明”，是梵文Pancavidya的意译，亦称“五明处”，“明”就是学问、学科的意思。“五明”分别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和工巧明，为古印度的五门学科，概括了当时所有的知识门类。前四明是各学派共同的，后一明各学派各有自己的典籍、宗旨，内容亦不相同。“五明”的具体内容如下：
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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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佛学，指释迦的言教，包括菩萨藏和声闻藏两类教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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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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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逻辑学，印度正理派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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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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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研究语言和名、句、文身等如何构成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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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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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用上，相当于现代的医药科学和医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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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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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瑜伽师地论》卷十五“工业明处”称：农，商，事王，书、标、计度、数、印，占相，咒术，营造（雕塑），生成（豢养六畜等），防那（纺织、编织、缝纫），和合（调解争讼），成熟（饮食业），音乐等十二种均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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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唯识宗的重要典论《大乘庄严经论》里提到：“问别意云何？答解伏信治摄为五，五别求如其次第学，内明为求自解学，因明为伏外执学，声明为令他信学，医明为所治方学，巧明为摄一切众生，已说求明处。”也就是说，修学五明学科的总目标是要通过学习是自己成为一切智，方能使自己成就无上菩萨之正果。具体地，学习内明，是为了使自己觉解宇宙和人生的究竟实相；学习因明，是为了调伏佛教所谓的外道邪见；学习声明，是为了使他人信仰佛学；学习医明，是为了救治处于病痛中的众生；学习巧明，是为一切有情众生谋福利。
事实上，由于印度民族强烈的宗教倾向，他们的五明学有着自己鲜明的宗教目的性。但是，比较之中，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第一，“五明”仍然有关于语言和言辞方面的教育内容，即“声明”。这是它与“六艺”、“七艺”相同的地方，这三个古老的文明在这点上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第二，“五明”中有“因明”，这与“七艺”中的“逻辑/辩证法”相近，但是中国古代的“六艺”显然没有提供逻辑方面的训练。第三，“五明”中的“内明”、“医方明”和“工巧明”是其他两种文明的教育中所没有的。“内明”可能是它最具自身特色的一个学科，这是跟它的佛教倾向密切相关的。但是，为什么跟医药学和各种工艺技术相关的内容也被作为“明处”呢？我想还是要从宗教的角度来理解。佛教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让一切有情众生都获得幸福和利益，因此，它也主张开发和利用能够为俗世服务的知识。而医药学和各种工艺技术等形而下的“器物”正是这样一些能够谋福利的工具。佛教主张，学好了这些知识，掌握了这些工具，就能够为众生排忧解难，使人们离苦得乐，从而“庄严国士、利乐有情”，“达到人生的福利和效用”。而这本身就是佛道，就是菩萨行。因此，由于根本上的精神禀赋的迥异，在“六艺”和“七艺”中没有“内明”、“医方明”和“工巧明”的内容，而在“五明”中也既没有象征理性和思辨精神的“四艺”，也没有代表中国古代“实用理性”的“礼乐射御”的内容。
以上在三种文明中表现出来的教育内容方面的差异，其实只是表面的。我觉得，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源在于它们其实是处于三种不同的文化和哲学传统之中。根源当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在这段时期的世界诸多古代文明之中，只有中国、印度和希腊产生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哲学。雅斯贝尔斯（K.Jaspers）把人类精神的这一突破时期称为“轴心时代”。这当然是问题的源头，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射到现实上来的时候，或许这些宏大的历史问题，会对我们今天所处的思想和教育困境具有更强的启发力，产生更具体的实际效果。
参考文献：
[1]E.Grant:《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2006年第六版，未出版译稿，张卜天译 。
[2]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3]班班多杰：《也谈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的关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4（10）。
[4]沈文钦：《何谓“liberal arts”？》，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7（1）。
[5]沈文钦：《论“七艺之流变”》，复旦教育论坛，2007（5）。
[6]沈文钦：《“自由”人与“自由”知识》，教育技术月刊，2008（3）。
[7]牛梦琪：《“六艺”教育的起源与发展》，当代教育论坛，2006（2）。
[8]景浩荣：《孔子“六艺”教学之考辨》，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7）。
[9] http://www.hudong.com/wiki/六艺 ，2009-12-6。
[10]http://203.208.39.132/search?q=cache:tT9FiBLw8YsJ:www.lingshh.com/16-a/6.htm+五明学&cd=3&hl=zh-CN&ct=clnk&gl=cn&inlang=zh-CN&client=aff-360daohang&st_usg=ALhdy29ICVRVug3WHJy8eL9n
FRPqm_hQOA，2009-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