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太太，仿佛是一类女性。
她们面对蟑螂、蜘蛛、任何稍微多几条腿的小生物，都会立刻丧失行动能力——不敢抓、不敢碰，只剩下手足无措与高分贝的惊叫。
有时候，这种惊叫真的会把人吓个半死。
比如某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我在楼下电脑前发呆、敲字、沉思。忽然，楼上传来一声穿透力极强的尖叫，音调之高，足以媲美女高音。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几乎是从椅子上弹起来，仰着脖子朝楼上喊：“怎么了？进盗贼了？还是有蛇？”
她急促地回应：“有只大蟑螂，快来抓！”
那一刻，说不出是松了口气，还是哭笑不得。
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
后来闲下来，我也会慢慢复盘，试图理解母亲和太太这一类女性的形成原因。想来想去，一个答案始终绕不开——她们被保护得太好了。
母亲说过，她上大学时，从小照顾她的奶妈依然陪在身边；而太太也是，从小在父母的庇护下长大。家里有事，自然有人处理；外面有风险，总有人挡在前面。结婚以后，这种模式无缝衔接——丈夫成了新的“冲锋者”。
她们的人生经验里，世界并不需要亲自硬扛。
因为，总会有人兜底。
说来有趣，其实我小时候也一样。
怕动物，怕虫子，怕一切不可控的小生命。那时的我，也是在父母的保护伞下生活的。真正改变我的，并不是性格，而是环境——出国。
出国以后，一切都变了。
那是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状态。没有人可以随叫随到，没有人会替你处理麻烦。恐惧如果不被解决，就只能持续存在。于是，人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怕也没用，只能上。
不会也得学。
不想扛，也没人替你扛。
回头再看母亲和太太，她们所拥有的幸福，或者说幸运，正是建立在“有人冲在前面，有人兜底”的前提之上。如果剥离了这个前提，把她们单独扔进同样的生存环境里，我并不怀疑——她们同样会被逼成无所不惧的“女汉子”。
人真正的分野，从来不在性别，而在处境。
而现在的我，偶尔会被楼上的一声尖叫吓得心跳加速，却也已经习惯起身、上楼、处理问题。嘴上嫌弃，脚步却从不迟疑。或许，这也是一种角色分工——她们负责害怕，而我负责解决。
有人能安心地害怕，是因为一直有人站在前面。
这样想来，那些尖叫声里，除了蟑螂和蜘
她们面对蟑螂、蜘蛛、任何稍微多几条腿的小生物，都会立刻丧失行动能力——不敢抓、不敢碰，只剩下手足无措与高分贝的惊叫。
有时候，这种惊叫真的会把人吓个半死。
比如某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我在楼下电脑前发呆、敲字、沉思。忽然，楼上传来一声穿透力极强的尖叫，音调之高，足以媲美女高音。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几乎是从椅子上弹起来，仰着脖子朝楼上喊：“怎么了？进盗贼了？还是有蛇？”
她急促地回应：“有只大蟑螂，快来抓！”
那一刻，说不出是松了口气，还是哭笑不得。
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
后来闲下来，我也会慢慢复盘，试图理解母亲和太太这一类女性的形成原因。想来想去，一个答案始终绕不开——她们被保护得太好了。
母亲说过，她上大学时，从小照顾她的奶妈依然陪在身边；而太太也是，从小在父母的庇护下长大。家里有事，自然有人处理；外面有风险，总有人挡在前面。结婚以后，这种模式无缝衔接——丈夫成了新的“冲锋者”。
她们的人生经验里，世界并不需要亲自硬扛。
因为，总会有人兜底。
说来有趣，其实我小时候也一样。
怕动物，怕虫子，怕一切不可控的小生命。那时的我，也是在父母的保护伞下生活的。真正改变我的，并不是性格，而是环境——出国。
出国以后，一切都变了。
那是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状态。没有人可以随叫随到，没有人会替你处理麻烦。恐惧如果不被解决，就只能持续存在。于是，人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怕也没用，只能上。
不会也得学。
不想扛，也没人替你扛。
回头再看母亲和太太，她们所拥有的幸福，或者说幸运，正是建立在“有人冲在前面，有人兜底”的前提之上。如果剥离了这个前提，把她们单独扔进同样的生存环境里，我并不怀疑——她们同样会被逼成无所不惧的“女汉子”。
人真正的分野，从来不在性别，而在处境。
而现在的我，偶尔会被楼上的一声尖叫吓得心跳加速，却也已经习惯起身、上楼、处理问题。嘴上嫌弃，脚步却从不迟疑。或许，这也是一种角色分工——她们负责害怕，而我负责解决。
有人能安心地害怕，是因为一直有人站在前面。
这样想来，那些尖叫声里，除了蟑螂和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