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泥淖中仰望星空——读楼适夷散文《城隍庙礼赞》
2025-07-10 04:57阅读：
城隍庙礼赞 / 楼适夷
四五十部黄包车，接连地由小东门长驱西进，车上坐的都是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人，据说是外国来的什么观光团，往城隍庙去观光的。外国人毕竟聪明些，他知道沿外滩一带的高大的白石房子，霞飞路的绿灯红楼，都只是上海的皮毛，要真正地认识上海的心脏，就得上城隍庙去。
城隍庙里薰腾着濛濛的香烟，用钢骨三和土重建的黄培雕角的殿堂里，巍然地坐着穿宋朝服装的城隍菩萨，但是在他面前低首膜拜的，却是身洒巴黎香水，足踏花旗皮鞋，头发烫成一九三三年式的摩登太太。她们倒是的确懂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也跟坐福特飞机的将军，还是一心礼贤下士，摆擂台召四海英雄，征求飞檐走壁人才，以便共赴国难一样。城隍庙是最大众化的娱所。好像上海的高等华人有他们的明园，丽娃丽姐村一样，上海的低等华人，就有他们的城隍庙。三个五个铜子一本的小书，里面有画有字，讲的都是侠客剑仙，路见不平，就会拔刀相助，在动不动就得吃外国“火腿”、中国耳光的社会里，这些英雄当然是极大的安慰，于是就有些商店里的小伙计，立志到峨眉山去修道，以便回来时向他的师傅先生报仇雪恨，还可以打东洋人，救国。其次是六个铜板看一看大头人。小头人、蜘蛛
精这些东西，对于甚至花不起二毛钱到电影院看好莱坞大腿的人，是极好的代替品，它跟好莱坞大腿一样，都可以使人忘记痛苦的现实，得到享乐的陶醉。
城隍庙又是大众化的先施、永安，只有在玻璃柜外望望百货商店的大多数的上海人，在城隍庙可以满足他的欲望。两角钱一只的玻璃戒指，也会亮晶晶地发光，于是虽然看见金刚钻戴在别人的身上，但自己也可以拿玻璃光来安慰安慰，用不着对别人起什么不平之感。
城隍庙更代替了皇家饭店和沙利文，据说常熟酒酿圆子、南翔馒头、白糖藕粥、面筋百叶，那种滋味是遍天下找不到的，但城隍庙里可以使你满足。黑漆漆的人群，围满了黑漆漆的摊子，和着苍蝇与一切细菌的种子，狼吞虎咽地把这些美味送进饥饿的肚子里去，培养起强有力的抗毒素，与病菌作长期抵抗。据说这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延续种族的本领。
如果你有兴致，再跑上春风得意楼或湖心亭去喝茶，你更会认识中国民族性的伟大，臭气腾腾的小便处旁，有人正品茗清谈，或独坐冥想，一片喧蒸的人声热汗之中，有人正在拉着胡琴奏乐，或吹着洞萧诉情。有些人面对着行人杂沓的街巷，提着秀眼笼吊嗓子，有些人拿着几张小报，随手抓一些五香南瓜子、甘草黄连头送进嘴里。
虽在闹市，如绝尘嚣，参透了这儿的三昧，才够得上做一个中华伟大国的顺民。但是这种精神，据说也有来源，那便是城隍庙里的一个湖。这湖上有九曲栏杆的九曲桥，桥底下流着泥汤一样的水，被日光蒸发着，发着绿黝黝的光面，放着一阵阵的恶臭。日本的文学家芥川龙之介，曾经亲眼看见有人在这湖里放尿，其实比尿更丑恶万分的东西，都望这湖里丢。但这是列名在中国大观里的名胜佳境，（亦犹万里长城虽被敲指为“新兴满洲国”的新疆界，而在决心收复的决心之下，总还是中国的名胜一样。）所以居住在这湖水里的乌龟，依然相信自己是在名胜佳境里，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有时候虽抬起头来在水面上喘喘气，或许也觉得恶浊得不好过，但一会儿又把头低下去，快活地顺受下去了。
乌龟的这种伟大的精神，的确对中华民族作了伟大的贡献。所以城隍庙最后还是一个上海民众教育馆。
怪不得几年前被火烧了一次，许多缙绅先生都慷慨解囊，立刻把它重建起来了，更怪不得到上海来观光的西洋人，首先要观光城隍庙！
（选自《中国现代名家写景美文》）
【读与评】
楼适夷先生的散文《城隍庙礼赞》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城隍庙繁华表象下的社会病灶。在这篇充满讽刺与黑色幽默的文字中，我看到的不仅是一幅生动的市井画卷，更是一个民族在屈辱与挣扎中扭曲生长的精神图谱。城隍庙成为整个近代中国的隐喻——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传统与现代、尊严与苟且、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造就了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畸形生存状态。
文章开篇便极具讽刺意味地描绘西洋观光团“认识上海心脏”的行程。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游客们不知道，他们眼中的“上海心脏”正跳动着怎样矛盾的脉搏。城隍庙里，穿宋朝服装的城隍菩萨面前，跪拜的是“身洒巴黎香水，足踏花旗皮鞋”的摩登太太；玻璃戒指的廉价光芒安慰着永远买不起真钻石的小市民；臭气熏天的九曲桥下，乌龟“悠然自得”地游弋在恶浊的水中。先生用近乎残酷的笔触，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麻痹——人们用各种方式逃避现实苦难，无论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幻想，还是好莱坞大腿的感官刺激，亦或是“玻璃光”的自我安慰。
这种麻痹背后，是更深层次的文化困境。当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福特飞机、巴黎香水、花旗皮鞋——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却依然停留在前现代的状态。先生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撕裂感：“用钢骨三和土重建的黄培雕角的殿堂”正是这种中西杂糅、新旧并置的绝妙象征。更可悲的是，这种并置不是有机融合，而是生硬拼凑，就像那些一边坐福特飞机一边摆擂台招贤的将军们一样荒诞不经。
文中关于九曲桥下乌龟的描写尤为震撼。那些在恶臭污水中“悠然自得”的乌龟，成为国民性的绝妙隐喻。面对污浊的环境，它们“有时候虽抬起头来在水面上喘喘气，或许也觉得恶浊得不好过，但一会儿又把头低下去，快活地顺受下去了”。这种“顺受”的生存哲学，正是鲁迅所批判的“奴性”的延续。先生看似赞美乌龟的“伟大精神”，实则对这种逆来顺受的民族性格进行了尖锐批判。当整个民族都学会在污浊中“悠然自得”时，改变的希望何在？
然而，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先生的批判中暗含着某种悲悯。他描写那些“和着苍蝇与一切细菌的种子，狼吞虎咽”进食的民众时，笔端流露的不是轻蔑，而是理解。在殖民统治与经济剥削的双重压迫下，普通人的生存本身就是一种抗争。他们培养起的“抗毒素”，既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这种在极端环境中依然顽强求生的本能，确实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延续种族的本领”。先生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同时看到了这种生存策略的坚韧性与悲剧性——人们确实活下来了，但代价是习惯了污浊，甚至在其中找到了某种“快乐”。
《城隍庙礼赞》写于正值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文章中提到的“共赴国难”、“打东洋人”等字眼，暗示着更大的历史风暴即将来临。先生表面上写的是城隍庙，实则描绘了整个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尴尬处境。那些在春风得意楼上“品茗清谈”的人们，何尝不知道国家正面临存亡危机？但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以“虽在闹市，如绝尘嚣”的姿态维持表面的平静。这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淡定，究竟是值得赞美的民族韧性，还是应该批判的麻木不仁？先生留给读者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以为，先生笔下的城隍庙景象与当下社会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今天的人们不再用玻璃戒指安慰自己，而是沉迷于短视频的即时快感；不再幻想峨眉山修道，却在网游中寻找成为英雄的满足；不再围着小摊狼吞虎咽，却用外卖和网红食品填补精神空虚。逃避现实的方式变了，但逃避的本质未变。先生在文末说城隍庙是“上海民众教育馆”，这句讽刺在今天读来格外刺耳——我们的“民众教育馆”是否仍在培养那种在污浊中自得其乐的“乌龟精神”？
《城隍庙礼赞》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更在于它揭示了民族心理中那些至今仍未完全克服的弱点。真正的“礼赞”不在于美化现实，而在于直面甚至放大其中的荒诞与矛盾，从而唤起改变的勇气。先生教会我们，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要停止对污浊环境的“悠然自得”，要敢于“抬起头来喘喘气”，并且记住那种“恶浊得不好过”的感觉。唯有如此，才可能最终走出那片发着“绿黝黝的光面”的湖水，找到真正清澈的生命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