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与故土的双重镜像——读靳以散文《哈尔滨》
2026-01-04 05:30阅读：
哈尔滨 / 靳以
哈尔滨是被许多人称为“小巴黎”的。中国人在心目中都以为上海该算是中国较繁华的城市，可是到过了哈尔滨就会觉得这样的话未必十分可信。自然，哈尔滨没有那种美国式的摩天楼，也没有红木铺成的马路；但是，因为住了那么多有钱的人，又是那么一个重要的铁路交叉点，个人间豪华的生活达到更高快地来了，这为一切中国外国女人所喜欢。在那条较热闹的基达伊斯基大街上，窗橱里都是出奇地陈列了新到的这一类货品。这使女人们笑逐颜开，而男从们紧皱眉头。（有的男人也许不是这样的。）钱像是很容易赚进来，可是更容易化出去。当然，这里也像其余的大都市一样，包含了许多人一辈子两辈子也化不光的财产的富人；又有一爿大的铁路局，直接地间接地豢养了成千成万的人，使这个城市的繁荣永远不会衰凋下来。住在吉林和黑龙江的人希望到哈尔滨走走，正如内地的人想着到上海观光一样。就是到过多少大都市人，也能为这个都市的一切进展所惊住。尤其是到过外国的人，走在南岗马家沟道里的街上，会立刻引起对异国的追想。一切都仿佛是在外国，来往的行人也多半不是中国人。我就时常惊讶着，当我走在志岗的居住区的一路上，那样的建筑直使我想起一些俄国作家所描写的乡间建筑。间或有一两个俄国孩子从房里跑出来，更使我想到我不在中国，轻婉的琴声，如仙乐一样地从房子里飘出来。
多少街上也都是列满了俄国商店，再高贵些的就是法国商店。在那样的街上如果一个人不会说一句中国话，不会感到什么方便；若是不会说俄文，就有处处都走不通
之苦。这正是哈尔滨，被人称为“小巴黎”的一个东方都市。
街路
我很喜欢那里以长方石铺成的街路。不像其他的都市一样，用沥青和沙石来造平滑的路，却多半是七寸长五寸方石块来铺路的。当着坐在马车里，马的蹄子打在路上，我十分喜欢啼听着那清脆而不尖锐得厌人的声音，那些路也是平坦的，可并不是像镜子一样的光滑。就是在道外，一条正阳街也是用这样的石块铺成的。
这样的路在冬天经过几月的冰冻之后。可不会就坏掉了，而在夏天，也没有为太阳照得渗出的沥青油来粘着行人的脚。走在这样的路上是爽快的。在深夜我时常喜欢一个人在街心走着，听着自己的鞋跟踏在路上的声音。这样我愈走愈高兴，能独自走着很长的一条路。
街上的车
跑在街上的车，我较喜欢的是一种叫做斗子车的了。那车是驾了一匹马，拖了一个斗一样的车厢，两旁两个大车轮子，上去的时候要从后面把座位掀起来。我坐到那上面，走在清静的街上，我会要御者把鞭子给我，由我来指挥那匹马行走。但是在繁闹的街市，他就拿过去了，为着怕出危险的缘故。因为没有易于上下的地方，许多人是不愿意坐那样的车，若是出了事会有更大的危险。我却不怕，友人告诉我几次斗子车从南岗下坡滚下来出事的事情，我还常是一个人偷偷地去乘坐，因为我是较喜欢那车子的。
那里的电车比起上海来要好出许多许多，第一就是看不见那种习于舞敝的讨厌的售票人。而车中的布置，座位的舒适和我自已所坐过的一些都市中的电车来比较，也是要居于第一位。那上面的司机人和售票人都是有初中毕业的青年人，在二十岁左右，穿着合身的制服。没有头等和三等的分别，座位上都有是铺了绿绒。乘客是必须从车的后门上来，前门下去，免去一些拥挤。到了每一个停站，售票人用中国话叫一次之后，再用俄文叫一次。他们负责地使电车在街上安顺地驶行。
大汽车也是多的，除开了到四乡去的之外，从道里到道外，南岗，马家沟，都有这样的车。这不是一个公司的营业，可是无数的大汽车联合起来收同一的车价，走着规定的路程，对乘客的人数有一定的限度。更便利的是那些在街上往返走着的小汽车，随时可以停下来，只要化一毛钱，就可以带到很远的地方。
再有的就是马车和人力车，人力车的数量是较少的。
夜之街
到晚上，哈尔滨的街是更美丽的。但是在这里我要说的街是指基达伊斯基大街和与它连着的那些条横街。
无论是夏天和冬天，近晚的时节，在办公室的和家中的人就起始到街上来。只有饮食店，药店是还开着时，其余的商店都已锁好了门，可是窗橱里却明着耀眼的灯。那些窗饰，多是由相关人士来布置，有着异样引人的力量。渐渐地人多起来了，从左面的行人路顺着走下去，又从右面的行人路上走回来。大家在说着话，笑着沿着这条街往返地散着步。在夏天，有拿了花束在贩卖的小贩，那些花朵照在灯光之下，像是更美丽一些。到了冬天，却是擦得发亮的红苹果，在反衬着白色的积雪。相识的人遇见了，举举帽子或是点点头，仍然不停止他们的行走。有一段路，伫立了许多行人，啼听着扩大器放出来的音乐。在工作之余，他们不用代价而取得精神上的粮食。
在一些横的街上，是较为清静一些，路灯的光把树叶的影子印在路上，衰老的俄国人，正在絮絮地说着已经没有的好日子。在那边遮在树影下的长凳上，也许坐了一对年青人，说着年青人的笨话，做着年青人的笨事。在日间也许以为是丑恶的，可是美丽的夜，把美丽的衣裳披在一切的上面，什么都像是很美好的了。
太阳岛
夏日里，太阳岛是人人想去的地方。可是当我的友人说的时候，他却说可以不必去，因为过了江就有盗匪。但是我确实地知道许多俄国男人和女人是仍旧去的，每次走在江边，也看到了许多人是等候着渡船过去。于是我和另外的一个友人约着去一次。
到那边去可以乘坐公共过渡汽船，也能乘坐帆船，还可以坐着瘦小的舢舨过去。我们是租好一只舢舨，要自已摇过去。从江边到太阳岛，也有几里的路程，到了岛，已经费去一小时的工夫。我们把船拴在岸旁，走上岸去。
沿着岸，麇集了许多舨板游船，沙岸上，密密地排满了人。有的坐着有的睡着，好多女人是用好看的姿式站在那里。那都是俄国人，穿着游人泳衣，女人把绸带束在头上，笑着闹着，一些人在水中游着。有的人，驾了窄小的独木舟，用长桨左右地拨着。随时这独木舟会翻到水中去，驾船的人也会游泳着，把倾覆的船翻过来。又坐到里面去，继续地划着前进。
在岛的尽头有一家冷饮店，装饰成一个大船的样子，有奏乐的人在吹奏。很多穿了美丽游泳衣的女人坐在那里，喝着冷饮。她们的衣服没有一点水，也没有一点沙子，只是坐在那里瞟着来往的男人。没多少远，就有荷枪的卫兵守在那里，这是用以警备盗匪的袭击。
回去的时候，太阳是将近落下了。温煦的阳光在我们的脸上，斜映起江波上的金花闪耀着我们的眼睛。我们一下一下地向着东面划去，留在我们后面的船只能看见黑黑的影子，柔曼的歌声从水上飘到我们这里来。
道外
写到“道外”这一节，我就要皱起眉头来。我并不是因为曾经在外国住得久（其实我是连去都没有去过，）忘了自已的祖国，无理由地厌恶着中国所有的一切。若是稍稍把情感沉下去，想到住满了中国人的道外区，立刻就有一副污秽的景象在脑中涌起来，就没有法子使我不感到厌恶。
只有一条正阳街是稍稍整齐些，可是盖在木板下的阴沟，就发着强烈的臭味。横街上呢，涂满了泥水的猪还在阴沟里卧着，两旁的秽土像小山一样地堆积起来。
沿着江边的一条路，是排满了土娼的街。苦工们有了钱，到这里来化去的。只有坐在从车站到道外的电车上，就能经过这条街，靠西的一排，都是这样矮小的房子，挂了红布窗帘。那里还有屯积黄豆的粮食，雨下得多了，豆子存的日子久了，发了芽，渐渐地腐烂起来，冒出比什么也难闻的气味。
因为木料价格的低下，还有当局的疏忽，所有的建筑物都少用砖泥洋灰。所以，火灾像是每天至少总有两三起。一起也很少是一小部分，因为房屋太密了，一阵火就能烧光了一大片，使多少人没有安身的地方。但是当着这被毁后的房子再造起来，只顾目前的便宜，仍然大量地用着木材。这正是我们中国人办事的精神，这里也正是完全住了中国人的区域。
（选自《中国现代名家写景美文》）
【读与评】
在靳以先生的笔下，哈尔滨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双重性——它既是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小巴黎”，又是道外区那令人皱眉的“中国式混乱”。这种矛盾的城市形象恰如一面棱镜，折射出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焦虑与身份困境。当我跟随先生的笔触漫步于哈尔滨的街道，感受到的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多元面貌，更是一个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的精神阵痛。
哈尔滨的异域风情被描绘得令人心驰神往。基达伊斯基大街上“出奇地陈列了新到的”奢侈品，南岗马家沟道里的建筑让人想起“俄国作家所描写的乡间建筑”，甚至街上的行人“多半不是中国人”。先生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个几乎完全西化的城市空间——长方石铺就的街路、斗子车与电车的先进管理、夜晚基达伊斯基大街上的散步人群、太阳岛上穿着泳衣享受生活的俄国人。这些场景共同构成了一个“异托邦”，一个在中国土地上却仿佛置身欧洲的奇妙空间。特别是当先生写道“轻婉的琴声，如仙乐一样地从房子里飘出来”时，那种文化错位的魔幻感达到了极致。这种异域风情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既是诱惑又是挑战，它展示了一种与中国传统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
然而，这种对异域风情的迷恋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自卑。先生开篇便直言不讳：“中国人在心目中都以为上海该算是中国较繁华的城市，可是到过了哈尔滨就会觉得这样的话未必十分可信。”这句话暴露了一种以西方标准衡量中国城市的心理定式。更耐人寻味的是先生对道外区的描述——“想到住满了中国人的道外区，立刻就有一副污秽的景象在脑中涌起来，就没有法子使我不感到厌恶”。这种对“中国性”空间的强烈排斥，反映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往往将“落后”等同于“中国性”，而将“先进”等同于“西方性”。这种二元对立思维造成了文化认同的撕裂，使人们在本土与异域之间摇摆不定。
先生对哈尔滨不同区域的差异化描写，实际上构建了一个隐形的等级空间。以基达伊斯基大街为代表的欧化区域位于顶端，象征着现代、文明与进步；道外区则被置于底层，成为落后、肮脏与混乱的代名词。这种空间等级不仅存在于城市布局中，更内化为人们的精神结构。先生对斗子车的偏爱颇具象征意义——尽管友人警告其危险性，他仍“偷偷地去乘坐”，因为这是“较喜欢”的。这种对“异域”事物近乎冒险的追求，暗示了一种文化慕强心理，即对强势文化的无条件崇拜与模仿。
耐人寻味的是，先生在描述哈尔滨的现代性时，特别强调了秩序与规则。他赞赏电车“乘客是必须从车的后门上来，前门下去，免去一些拥挤”，欣赏大汽车“联合起来收同一的车价，走着规业的路程”。这些细节反映了他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先进，更是制度与行为规范的完善。相比之下，道外区的混乱无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失败的隐喻：“因为房屋太密了，一阵火就能烧光了一大片”，但重建时“仍然大量地用着木材。这正是我们中国人办事的精神”。这种批评虽然尖锐，却揭示了现代化不仅仅是技术模仿，更需要深层次的制度变革与国民性改造。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重读先生的《哈尔滨》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九十年前的文化焦虑在今天以新的形式重现——我们是否仍在用西方标准评判自身？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先生笔下的哈尔滨提醒我们，健康的现代化不应是对异域文化的简单模仿，也不应是对本土文化的全盘否定，而应是一种创造性转化。真正的文化自信，既需要开放包容地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也需要立足本土，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我以为，哈尔滨的“小巴黎”之称不再只是一个浪漫的别称，而成为一个民族在现代化十字路口的心理投射。先生的矛盾心态——对异域风情的迷恋与对本土落后的焦虑——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心理写照。而在今天，我们或许能够以更加平和的心态看待这种文化碰撞，既欣赏“太阳岛上穿着泳衣的俄国人”带来的异国情调，也能理解“道外区中国苦工”的生存状态，在多元共生的视野中，构建更为健康的城市文化与民族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