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新战略理论，实际上并不新颖，在此之前，人类历史上就已经大量存在过此种战略理论所描述的战略现象，只不过，之前的那些战略现象不仅空间狭小而且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框架。由此，我所说的新战略理论，其新颖之处，正在于其理论框架的新颖性，是在研究和整合前人的战略现象及借鉴前人的一部分战略理论的条件下、通过进一步的思考和总结而得出的新理论框架。
针对另一部分人所说的根本就不存在你所说的新战略理论的说法，我的回答是，既然是新战略理论，之前就一定不会存在此种新战略理论。但是，任何一种新的战略理论都必然有一个最初的形成过程和问世的阶段。至于各式各样的新战略理论，其究竟是否具有存在价值，这当然要取决于最终的实践过程，不过，这并不能妨碍此种战略理论的提出者促动此种战略理论形成和问世的过程。
我在主观情感上对于那些不关注理论本身却首先对理论提出者之身份进行非难的做法嗤之以鼻，但是，我也并不刻意去谋求改变这一部分人的做法。我更相信，此种做法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传统中的人之常情。
诸子百家
先秦诸子百家在阐述和践行自己的学说时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习惯于将自己所强调的那一方面无限夸大以致于盖过了其他所有方面。老子强调柔的作用就以为天下之事都是以柔克刚因而柔弱胜过刚强，孔子崇尚仁义因此在被问到一定要去掉兵、粮和仁义之一方面或两方面的时候而认为兵和粮都可以去掉唯独仁义不能去掉，孙武在强调谋略对于战争胜负的重大作用时则将谋略摆在首位而攻城排在末位所谓“上兵伐谋”是也，韩非在强调法治理念时又将法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而“唯法是依”。如此旗帜鲜明、观点犀利，的确有助于人们更多地了解到他们各自所强调的那一方面，可是与此同时也因为他们过于强调某一方面而不可避免地使得他们对其他方面的认知出现了偏差，而过分推崇某一方面、偏差认知其他方面的结果则是他们各自的学说都在演绎到极致的同时又走向了极端。后世人和现在研究者们，如果想要更加准确全面地理解事物的话，就不能完全信奉他们之中的某一种学说，因为这些学说原本就存在着认知偏差和极端趋向，因此最好的做法是进行比较吸收和在比较的过程中研究。
老子在《道德经》第36章中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
针对另一部分人所说的根本就不存在你所说的新战略理论的说法，我的回答是，既然是新战略理论，之前就一定不会存在此种新战略理论。但是，任何一种新的战略理论都必然有一个最初的形成过程和问世的阶段。至于各式各样的新战略理论，其究竟是否具有存在价值，这当然要取决于最终的实践过程，不过，这并不能妨碍此种战略理论的提出者促动此种战略理论形成和问世的过程。
我在主观情感上对于那些不关注理论本身却首先对理论提出者之身份进行非难的做法嗤之以鼻，但是，我也并不刻意去谋求改变这一部分人的做法。我更相信，此种做法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传统中的人之常情。
诸子百家
先秦诸子百家在阐述和践行自己的学说时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习惯于将自己所强调的那一方面无限夸大以致于盖过了其他所有方面。老子强调柔的作用就以为天下之事都是以柔克刚因而柔弱胜过刚强，孔子崇尚仁义因此在被问到一定要去掉兵、粮和仁义之一方面或两方面的时候而认为兵和粮都可以去掉唯独仁义不能去掉，孙武在强调谋略对于战争胜负的重大作用时则将谋略摆在首位而攻城排在末位所谓“上兵伐谋”是也，韩非在强调法治理念时又将法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而“唯法是依”。如此旗帜鲜明、观点犀利，的确有助于人们更多地了解到他们各自所强调的那一方面，可是与此同时也因为他们过于强调某一方面而不可避免地使得他们对其他方面的认知出现了偏差，而过分推崇某一方面、偏差认知其他方面的结果则是他们各自的学说都在演绎到极致的同时又走向了极端。后世人和现在研究者们，如果想要更加准确全面地理解事物的话，就不能完全信奉他们之中的某一种学说，因为这些学说原本就存在着认知偏差和极端趋向，因此最好的做法是进行比较吸收和在比较的过程中研究。
老子在《道德经》第36章中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