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府文庙
2012-01-31 16:53阅读：
大同府文庙，即大同府学，是大同传承儒学文化的符号。唐、宋以来，遍布中国境内的各级官学多以儒学和孔庙相结合的形式存在，祭祀先圣孔子，培养儒学人才，故称为庙学，又称学宫、文庙。孔庙是学宫的信仰中心,儒学是学宫的存在依据。地方庙学（文庙）一般位于各地的府、州、县城中,其建筑规模和标准在当地都是很高的,各地的《地方志》中都有关于庙学的记载，并且附有学宫图。可见，庙学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许多学者对庙学已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很少涉及大同地区的庙学。为此，本文拟对大同地区庙学的渊源及明代大同府文庙作初步考述。
一、大同府文庙的渊源
大同府文庙源远流长。清乾隆《大同府志》卷十四《学校》“大同府儒学”条记载
[1]：“大同府儒学在府城东南隅。旧学在府治东，即元魏中书学、辽西京国子监、金时之太学、元之大同县学也。明洪武八年(1375年)建为府学，二十九年以府学为代藩府，改云中驿为府学，即今学也”。我们就顺着这一线索，对大同府文庙的渊源及其早期发展进行探讨。
1
北魏平城已有庙学“雏形”
《魏书
儒林传序》曰[2]：
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太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学于城东……显祖天安初，诏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后诏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
据此可知,北魏时官学发达。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398年）始都平城（今大同市），即兴立太学。历史上太学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这是阐明五经要义、培养行政后备人员、实现儒家教化社会的重要机构。北魏立国之初就兴立太学，说明其尊孔崇儒，重视教育。天兴二年（399年）又兴建了国子学，“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西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始建国子学，是专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设置的官学，并与太学并立，最先形成了贵族与下层士人分途教育的格局。北魏兴建国子学，且与太学并立，是沿袭了晋武帝开创的教育规制。太宗明元帝出于政治考虑，改国子学为中书学。世祖太武帝在平城之东“别起太学”，即在城东另外再建太学。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开创了太学建在城外之先河。太武帝在平城外建立太学，迎合了国子在内，太学在外的礼制。显祖献文帝天安初（466年）“诏立乡学”，即建立地方官学，实施郡国学制，并按郡的大小规定了博士、学生人数。北魏地方学制的公布和实施，在中国古代尚属首次，正如《魏书
高允传》所言：“郡国立学，自此始也”[3]。高祖孝文帝把中书学又改为国子学，同时又专为皇室子弟开办了皇宗学。
北魏中书学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独具特色的中央官学[4]，北魏初拓跋鲜卑政权急需汉人士族精英的参与，于是中书学应运而生。明元帝改国子学为中书学，不仅是名称的改变，重要的是办学性质的变化，它既是教育机构，又是北魏早期吸收、控制汉人士族的机构。北魏中书学隶属于中书省，而非太常管辖。中书学博士、学生多为汉人士族成员。中书学虽以五经教授，而中书博士多不专主授经。中书学生亦有品阶，入学即按七品官员待遇，无需经过明经策试即可入仕。不少汉人士族成员多由中书学起家，仕至显贵。因此入中书学也成为汉人士族参与北魏政权、保持政治地位的的一条重要途径。到孝文帝太和年间，汉族士人在朝廷中的地位得到明显的提升，影响不断扩大，如“显祖末，为中书学生”的李冲[5]，其时已成为帮助孝文帝汉化及迁都洛阳的代表人物。另外，那些累世为官的汉人士族在北魏政权中已可与鲜卑贵族并驾齐驱。这样，中书学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孝文帝又改中书学为国子学。至于中书学设立的具体时间，史无记载，可据相关文献作一推测。《魏书
李顺传》载其“神瑞中，中书博士，转中书侍郞”[6]。据此，国子学改中书学至迟在明元帝神瑞年间（414～416年）。又据学者姚宏杰研究[4]，高祖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把中书学又改为国子学。北魏中书学存在了70多年。
在官学中兴建孔庙始于北魏平城。明元帝永兴五年（413年）下诏“祀孔子于国学，与颜渊配”[7]。《魏书
世祖纪上》记载，世祖始光三年(426年)二月，“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8]。是为中国历史上在学校立孔庙之始。如此有庙有学，二者在建置的空间上和进行的尊孔崇儒的教育上密切相联，当时虽未见“庙学”之名，但实已开始形成“庙学”的雏形。
北魏不仅在京师官学中修建孔庙，而且至迟在孝文帝时各州郡学校亦立孔庙奉祀。《魏书
刘道斌传》曰：“道斌在恒农，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像。去郡之后，民故追思之，乃复画道斌形于孔子像之西而拜谒焉”[9]。刘道斌是孝文帝时人，出任恒农太守后，修立郡学，在学馆内兴建孔庙。他去职后，恒农人民为纪念他，画其像于孔子像之右配祀，也开启了在地方庙学中设置名宦祠之先河。
从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到后晋天福初(936年)石敬塘将幽、云十六州割予契丹期间，中国古代庙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唐太宗贞观四年(629年)下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10]。《文献通考》亦载：“自唐以来，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矣”[11]。在此期间，大同长期为州府治所，虽有陷废，但时间较短。按郡国学制，理应设置府学，可惜史载阙如，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2
辽、金、元时大同庙学的发展
(1)辽西京国子监。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947年，辽太宗改契丹国为大辽国。辽初大同为云州，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改云州为西京，为辽陪都。同年在西京设立了西京国子监，这是继北魏之后，在大同再次设置的国家最高学府。清《山西通志》记载，辽西京国子监在大同府治东南。元代张起岩《祟文堂记》曰：“云中在辽、金为陪京……学即辽故国子监，宏敞靖深冠他所”[12]。
除国子监外，辽在西京尚设西京学及各州学、县学。西京学可能是西京太学。《辽史
圣宗纪》记载，道宗清宁元年（1055年）十二月，“诏设学养士”。《辽史拾遗》亦载：“道宗诏设学养士，于是有西京学，有奉圣、归化、云、德、宏、蔚、妫、儒等州学，各建孔庙，令博士、助教教之，属县附焉”[13]。除前述各州外，西京所管辖的应州也建有州学。《山西通志》记载：“应州学就在城西北隅，辽清宁中建”。元李冲略《应州重修学记》亦载：“学之兴始于辽之清宁,迄于天庆间”[14]。
辽据西京78年，设置了西京国子监、西京太学和府学，各类教育机构齐全，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和官员，如应州邢抱朴、邢抱质兄弟皆以儒术闻名当世。邢抱朴位至宰相，撰《统和实录》二十卷；邢抱质亦官至侍中。一门二相，时人荣之。辽代西京人在科举考试中亦成绩斐然，如朔州宁氏出进士4人，堪称进士之家。边贯道为状元。其他较有名者尚有孟唐牧、虞仲文、宁鉴、康公弼、苏京和魏鉴等，在为数不多的汉人进士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2）金西京女真太学。辽末天祚帝迁都西京大同，在此与金人展开激烈争夺。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年)攻占西京，辽亡。金仍以西京为陪都。金立国之初，忙于征战，几无官学可言，但就很重视女真子弟的女真文字教育。金太祖天辅三年(1119年)，女真学者完颜希尹创造女真大字。金太宗天会（1123～1135）年间，在上京、北京、西京设置了女真字学[15]，教授女真大字。当时，西京大同设置的女真字学是金初仅有的三处女真字学之一。天眷元年(1138年)，熙宗又颁布了女真小字，为女真官学奠定了基础。
金世宗、章宗时期，崇儒尚文，各级官学得到较大的发展。金代赵秉文(1159～1232年)曰：“自大定累洽重熙之后，政教脩明，风俗臻美，及明昌改元，尝诏天下兴学，刺郡之上，官为脩建，诸县听从士庶自愿建立，著为定令。由是庙学在处兴起”[16]。金代中央官学设置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在地方设置府学、州学、节镇学、防御州学等。《金史
选举志》记载，章宗大定十六年(1176年)始设府学，“府学二十有四，节镇学三十九，防御州学二十一，凡千八百人”[17]。《金史
章宗本纪》记载，泰和四年(1204年)，“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18]。据这些记载可以推断，当时在大同设置了府学无疑。
为了培养女真族人才，金朝专门设置女真国子学及女真太学，以女真语言、文字教学。学生以女真子弟为主，也有少数汉人子弟。大定二十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