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秋雨《文化苦旅》之《抱愧山西》

最近一直在拜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读到《抱愧山西》时，对于在山西生活了将近八年的我来说，同样有些惭愧与吃惊。
余秋雨在文章的开头是这样表述的：“十余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大吃一惊，便急速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检查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十九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是山西。直到二十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可是，创建了“海内最富”奇迹的人们，你们究竟是何等样人，是怎么走进历史又从历史中消失的呢？
如何走进历史，成为“海内最富”？
他们首先选择的是走西口。山西人经商当然不仅仅是“走西口”，到后来，他们东南西北几乎无所不往了。由“走西口”到闯荡全中国，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长途中。一个成功者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失败者，在宏大的财富积累后面，山西人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生代价。虽然被那么多失败者的故事重压着，被恋人凄楚的歌声拖牵着，山西商人却越走越远。
山西商人全方位的成功，与他们良好的人格素质有关。其一，坦然从商；其二，目光远大；其三讲究信义；其四，严于管理。
如何走出历史的呢？
内在原因。他们的出发地和终结点都在农村，当他们成功发迹而执掌一大门户时，封建家长制是他们可追慕的唯一范本。于是他们的商业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时还会做出与创业时判若两人的行为。在余秋雨看来，这正是山西商人在风光数百年后终于困顿、迷乱、内耗、败落的内在原因。
历史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极度动荡。其次，二十世纪初英美俄日的银行在中国各大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清政府也随之创办大清银行，开始邮电汇兑。
文章结束时，余秋雨表达了愧疚之心。
“山西商人曾经创造过中国最庞大的财富。居然，在中国文人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