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青年时期同后来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孙复、石介一起到泰山南麓的栖真观苦学深造十年未归，连家书也无暇拆阅，见“平安”二字便顺手投涧，现泰山有景点“投书涧”。学成后便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从私塾先生到苏州州学、胡州州学教授，不惑之年，他创造的“苏胡教法”被朝廷用为“太学法”，花甲之年，他又被委任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晋升大理寺丞、后又晋升太子中允，充天章阁侍讲，“管勾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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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瑗青年时期同后来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孙复、石介一起到泰山南麓的栖真观苦学深造十年未归，连家书也无暇拆阅，见“平安”二字便顺手投涧，现泰山有景点“投书涧”。学成后便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从私塾先生到苏州州学、胡州州学教授，不惑之年，他创造的“苏胡教法”被朝廷用为“太学法”，花甲之年，他又被委任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晋升大理寺丞、后又晋升太子中允，充天章阁侍讲，“管勾太学”。
在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胡瑗大胆探索，勇敢地向隋唐以来科举取仕“尚声律浮华之词”的弊端提出了挑战，提出了“明体达用”的教学指导思想。“明体”即符合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在当时就是儒家的经义；“达用”，即学为所用，教育要为国家培养各方面的有用之材。为了落实“明体达用”的教学指导思想，他又在教育制度上进行了大胆改革，一改过去千人一律，死读经义的教法，因人施教，分斋教学。他在州学内分“经义”和“治事”二斋，开了分系科教学的先河。经义斋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学习儒家经义。治事斋又称治道斋，斋内又分设各种不同学科。据《程氏遗书》载：胡瑗“湖州置治道斋，学者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数之类”。胡瑗还特别注重实践，组织学生游历考察，“以广其闻见”。并注重体育和文艺等方面的教育，如习射、音乐等。胡瑗按照“明体达用”的教学指导思想和分斋教学的制度，坚持因人施教，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比如，有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顾临、朱临、倪天隐等；有长于治政的范纯仁、莫表深、钱公辅等；有长于文艺的秦观、王观、钱藻、滕元发等；有长于治兵的苗授、卢秉等；有长于治水的刘彝、王觌等……正如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中写道：“礼部贡举，岁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仕，其余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其学者相语称先生,不问可知为胡公也”。
胡瑗在中华教育史上，是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提出的教育思想、建立的教学制度、创造的教学方法，经过千年传承，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他作为华夏的先儒被从祀于山东曲阜孔庙，受到炎黄子孙万代景仰。他是如皋历史上第一先贤。明清时期，城里有胡公祠，今仍有安定小学、安定大街、安定广场、安定先生墓园等多种纪念物。胡公祠曾有联云：“文宣聿启，文昭木铎，千秋教著江河日月；有虞肇开，有宋云仍，万祀道垂礼乐诗书。”将他在教育上的历史功绩与文宣王孔子并论，称颂为与江河日月同辉是毫不为过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蔡襄，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米芾等许多明贤政要或在他生前作诗作文称颂，或在他逝后作志作赞褒扬，给予安定先生至高无尚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