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师恩永不忘，永远的左承植校长

2026-02-28 18:0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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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敬爱的望城一中原来的老校长——左承植老师，驾鹤西去了！
2月27日上午，正在开会的我，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当那句“左校长走了”传入耳中，所有的思绪瞬间凝固，满心的伤感翻涌而来，泪水潸然而下。我当即中止了会议，久久无法平复。虽然我知道左校长已九十四岁高龄，可我始终不愿相信，那个去年我去看望时，还能与我侃侃而谈、念诵自己所作诗词，还能清晰阐述对社会时事看法的人，真的就这么离开了。他当时还特意拿出一本纪念册，笑着让我题词。他那双布满岁月痕迹的手，还紧紧握着我的手。只是那时，我便已清晰察觉到他身形的消瘦，心底满是隐隐的担忧，一遍遍暗自祈祷，愿这份担忧只是多余，愿校长能福寿绵长、长命百岁，可这份心愿，终究没能实现。

念师恩永不忘，永远的左承植校长

如今，校长真的走了。没有猝不及防的震惊，却有深入骨髓的痛心。他是我们望城一中一百多年以来，最成功、最伟大、也最令人敬仰的校长。为了这所学校，为了校内的每一位老师、每一名学生，为了搭建起更完善的教育体系，他倾尽了毕生心血，耗尽了一生光阴，也用这份坚守与付出，赢得了每一位学子发自内心的尊敬与爱戴，这份敬意，跨越岁月，从未褪色。
我是1986年进入望城一中，1992年毕业的学生，在这片校园里，我度过了整整六年的青春时光——从一个懵懂无知、怯生生的少年，长成了热血冲动、心怀憧憬的高中毕业生。于我而言，左校长给予我的，从来不止是传道授业的师恩，更有言传身教的深刻影响，是他为我筑牢了为人处事的价值根基，指引了我前行的方向。毫不夸张地说，他不仅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生命中永远铭记、永远敬仰的贵人，这份恩情，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1986年9月，我刚从城关镇中心小学考入望城一中初中部77班。那时的我，个子小小的，只有一米四几。因为住校，宿舍、食堂、水房之间的距离格外遥远，每天，我都要拎着大大的水桶、提着沉重的热水瓶去打水，走得踉踉跄跄，走一段便要歇一歇，水桶里的水时常晃出。
有一回，我又提着水桶艰难前行时，恰巧遇见了左校长。他看到我累得气喘吁吁，水桶里的水不断淌出，当即停下脚步，问我是哪个班的。我告诉他，我是七十七班的学生。他立马接过我手里的水桶，笑着说：“我来帮你提。”一路上，他一边提着水桶，一边问我，家是哪里的、班主任是谁、对学校的生活还习惯吗、学习上有没有困难……一句句关切的询问，没有丝毫校长的架子，温和得就像家里的长辈，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当他得知我的舅爷爷是学校的美术老师时，又特意鼓励我，让我多向表叔学习——我的表叔勤奋好学，是上一年的高考状元，顺利考入了清华大学，是全校学子的榜样。
那一路，左校长陪我细细交谈，直到把水桶送到宿舍门口，他还伸手摸了摸我的头，轻声叮嘱我：“好好读书，等你长大了，力气就会越来越大，成绩也会越来越好。”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左校长，也是第一次和他好好说话，那份温暖，驱散了我初入校园的陌生与胆怯。后来，我又多次在教学楼前、操场上、食堂里遇见他。令我惊叹的是，左校长的记忆力极好，即便见过一次，他也牢牢记住了我的名字，总是远远地朝我挥手，笑着喊我：“英奇，过来。”他特别喜欢摸着我的脑袋，笑着问我，学习有进步了吗？他永远带着那个熟悉的，微微咧着嘴的笑容。至今想来，依然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
读初二那年，我们的历史老师突然生病，无法继续授课，急需一位老师代课。就在我们满心疑惑、议论纷纷时，教室门被轻轻推开，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脖子微微前倾，熟悉的面容让我们瞬间惊呼：“哇，是校长！”左校长走到讲台前，依旧用他那浑厚却不洪亮的声音对我们说：“同学们，这个学期，你们的历史课由我来教。”说完，他打开课本放在讲台上，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带着我们谈古论今，仿佛历史的画卷，在他的话语中缓缓展开。
对左校长而言，历史课本不过是一个指引，那些上下五千年的风云变幻、悲欢离合，似乎都深深镌刻在他的心中。在他的历史课堂上，我们听到的不是枯燥的知识点，不是僵硬的文字背诵，而是一个个生动鲜活、跨越时空的故事，是一段段有温度、有细节的历史进程。历史于我们而言，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涓涓流淌的长河，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就像他在课堂上常跟我们说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带给我们的，就是源源不断的历史智慧与学习乐趣，让我们从最初的懵懂，渐渐爱上了历史这门学科。我的历史为什么这么好，就是是跟他有关。
课堂上的左校长，总是鼓励我们积极发言。我特别喜欢在他的课堂上举手发言，因为左校长赞许的眼光给我带来鼓励和虚荣。后来我从其他同学口中得知，左校长是个多面手，无论哪门课，只要学校有需要，他都会主动顶上，填补老师的空缺。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更亲近学生、了解学生的需求，让枯燥的课堂变得生动有趣，让我们在轻松的氛围中爱上学习、主动学习。
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望城一中涌现出了殷学海、佘祖尧、唐险峰、刘毅钢、姚伍良、黄国良等一大批优秀的老师。我一直觉得，这离不开校长营造的良好教育氛围——他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每一位老师，也滋养着每一位学生，让轻松教学、快乐学习，成为了望城一中最动人的底色。

念师恩永不忘，永远的左承植校长

1989年，我以优异的成绩从望城一中初中部考入高中部。步入高一，我的认知和视野也随之开阔，和所有高年级的同学一样，我深深爱上了左校长在学校礼堂的公开演讲。那些演讲，大多在开学初或是学校有重大事情时举行。左校长总是一个人，一张桌子，坐在礼堂的舞台中央，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本子，就开始和我们娓娓交谈。他的演讲，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套话虚话，没有堆砌的华丽辞藻，也没有生硬的官方语调，全是基于社会现实、基于时事变化，基于他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一字一句，都是对我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
我至今记得，1990年初的那一场演讲，校长跟我们聊起了中国和印度的对比，细致地讲述了两个国家的制度、社会、民生与发展，他想让我们明白，如何正确看待不同的社会制度，如何理性看待不同国家的发展差异，如何树立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如何做到自强不息。他告诉我们，既不要妄自菲薄、轻视自己，也不要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唯有内心自信、不断强大自己，才能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才能真正做到顺风顺水、乘风破浪。
左校长的演讲，就像一场温暖而有力量的脱口秀，抑扬顿挫，拖着长长的腔调，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真诚的分享，每一位老师和同学都听得津津有味，都被他的智慧感染。他的话语，润物细无声，如春风潜入夜，悄悄影响着我们的成长，指引着我们的方向，每一次听完演讲，都能让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懂得更多、想得更深，让我们的心胸更加宽阔，前行的脚步更加坚定，对学习、对生活、对社会的认知，也在一次次聆听中变得丰满而成熟。
高一那年，我有些顽皮。有一次，我在学校后山桔园骑自行车追跑打闹，不小心摔断了右腿，需要做正骨手术。家里人得知后，反复劝我休学一年，等身体完全康复后再返校，可我死活不肯——我害羞，也倔强，觉得休学一年就等于降级，在同学面前就成了留级生，我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可母亲的话，又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你不休学，腿断了打着石膏，杵着拐杖，怎么上学？谁来照顾你？怎么上课、怎么学习？”一边是不愿休学的倔强，一边是无法克服的困难，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痛苦之中，不知该如何抉择。
左校长得知我的情况后，特意到家里看我。我再次向校长提出希望继续正常上学的请求。左校长笑盈盈地望着我，眼神里满是包容与鼓励，他问我：“你这么爱学习，我很欣慰，但我想问问你，你真的能坚持下来吗？”我用力点头，坚定地说：“校长，我可以！”左校长笑着点了点头，轻声说：“好，只要你能找到人照顾你，每天送你去教室、照顾你的生活起居，学校就专门给你安排一个房间，让你安心学习。”
听到这句话，我备受鼓舞，坚定的跟左校长说，哪怕是当铁拐李，我也要正常上学。左校长赞许地拍了拍我的肩膀，鼓励我这份认真与坚毅。很快，我便回到了学校。母亲请外公过来照顾我，承担起了帮助我学习的重任，每天背着我往返于教室和校长安排的房间。在教室里，左校长又特意和殷学海老师沟通，安排同学协助我上洗手间、喝水、上课等，照顾和帮助我的日常学习。
在这样温暖的陪伴与帮助下，我的课程不仅没有落下，成绩还一直保持在班级前三名。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只要心中有信念、有坚持，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实现不了的梦想。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左校长的包容与帮助——他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个麻烦，没有嫌弃我的顽皮与不懂事，而是把我当成一个值得鼓励、值得爱护的孩子，甚至为我“开小灶”，给我特殊的照顾。正是这份温暖与信任，让我摆脱了自卑，变得更加发奋、更加努力，也让我深深体会到，友爱与支持的力量，足以照亮前行的路。
进入高三，学业日益繁重，可我却像许多青春懵懂的同学一样，犯了错误——我陷入了早恋的涟漪，开始分心，开始对学习漫不经心。我一边幻想着所谓的“爱情”，一边在课堂上胡思乱想，偷偷编写小诗、传递纸条，甚至会跑到后山的橘园里偷偷约会，那种紧张与刺激，让我渐渐迷失了方向，把学习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的变化，很快被老师发现，老师一次次找我谈心，忧心忡忡；同学们也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议论纷纷。可那时的我，无知无畏，根本听不进任何劝告，甚至觉得“读书诚可贵，唯有爱情高”。面对老师的批评，我一时冲动，竟然选择了逃学，躲在家里一周，拒绝去学校。而那时，距离高考，只剩下三个多月。
这个时候，左校长亲自来到了我的家里。他没有批评我早恋不对，没有苦口婆心地跟我讲“读书为重”的大道理，只是坐在我身边和我说：“英奇，年轻人的冲动，我们都懂，也都经历过，没什么可指责的。但冲动，也要有冲动的资本。你现在正是读书的年纪，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你才有资本、有资格，去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针对你，也没有人希望你不好，我看着你长大、看着你学习，知道你是个有潜力的孩子。如果你真的决定不回学校，只参加高考，我不怪你，但我想告诉你，只有在学校好好努力，才能拥有更多的人生选择权，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左校长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始终一言不发，可他的每一句话，一点一滴地淌进我的心里。第二天，我没有丝毫犹豫重新回到了学校。从那以后，我放下了所有杂念，像鲁迅刻字般认真努力，拼尽全力弥补落下的功课，一点点追赶，一点点进步，从班级三十多名，重新回到了前十、前五、前三，最终顺利考上了大学。
高考分数出来的那一天，我在县教育局又偶遇了左校长。他依旧笑盈盈地看着我，问我：“英奇，考了多少分？”我激动地回答：“左校长，六百零一！”左校长笑着说：“你看，我没说错吧，现在的你，就拥有了更多的人生选择权，就能去追逐自己更多的梦想了。”他的话语，带着笑意，又意味深长，我一时有些得意，下意识地立正向校长敬了个礼，大声说：“谢谢校长！”说完，便一溜烟地跑开了。跑在路上，我忍不住热泪盈眶，心里想：没有左校长让我回头，我哪有岸边的路可走，哪能够真正有一个新的起点呢。
我忽然明白，初一那年，我走进望城一中，是左校长为我盖上了入学的印章，让我开启了一段全新的青春旅程；而六年后，我离开望城一中，左校长早已用他的言行举止、用他的爱与智慧，在我的心里刻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那是望城一中的印记，是所有望城一中人都拥有的、相同的印记，是勤奋、是善良、是坚守、是担当，是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
1992年，我告别了望城一中，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在后来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取得了怎样的成绩，我都始终以自己是望城一中的学生而自豪，始终为自己在望城一中的这段经历而骄傲。那份对望城一中的眷恋，对左校长、对老师们的尊敬，从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化。所以，离开望城一中后，我总会经常回校园看看，看望曾经教过我的老师，几乎每年春节，或是有空的时候，我都会去看望左校长。
每次去见他，他都习惯地坐在沙发中央，依然思路清晰，依旧能和我们娓娓讲述过去的校园故事，讲述那些曾经跟我们说过的话、叮嘱过的事。我常常惊叹，左校长竟然能记住那么多学生，记住那么多不经意间的小事。后来我才明白，这份惊人的记忆力，源于他对学生发自内心的关爱，源于他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与坚守。每次和他交谈，他都会习惯性地握住我的手。
湖南的冬天很冷，每次去看望他，我们都会围坐在他的火桶边，听他讲述，听他念诵自己的诗词，那一刻，没有寒冬的凛冽，只有满心的温暖、温馨与温情。我们对左校长、对望城一中的感激与感动，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师生之情，超越了短暂的校园时光，更多的，是在左校长的言传身教下，我们慢慢成长为一个勤奋努力、积极上进，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社会，有责任、有担当的人——这，就是望城一中人，这，就是左校长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左校长用他博大精深的学识、宽厚仁慈的胸怀、真诚无私的大爱，影响着我们每一个望城一中学子，带动着我们、滋养着我们，让我们在成长的路上，始终保持着真实、自然、简单的状态，和健康、快乐、成功的精神，这也是我们望城一中所有学子的精神，将伴随我们一生，指引我们前行。
左校长走了，可他的音容笑貌，依旧历历在目；他的谆谆教诲，依旧在耳边回响；他的爱与温暖，依旧在心底流淌。得知他驾鹤西去的消息，我们这一群七零后的同学，无不潸然泪下，泪水里，有感恩，有怀念，更有失去亲人般的哀戚与不舍。
今天，写到如此，我已再次泪眼朦胧，今晚我必须从广州赶到长沙，只为明天能参加左校长的追悼会，送他最后一程——这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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