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斋路上说大奎
万安飞
（发表于《抚州文史》2022年第一期）
抚州城内，从东门口桥下到十字街以东，有一条街道，名曰“慎斋路”。这条市内主要街道路是为了纪念清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数学家纪大奎而命名的。
万安飞
（发表于《抚州文史》2022年第一期）
抚州城内，从东门口桥下到十字街以东，有一条街道，名曰“慎斋路”。这条市内主要街道路是为了纪念清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数学家纪大奎而命名的。
新浪博客
孝友之家
纪大奎（1756年－1825年），字向辰，号慎斋，是临川龙溪人。据临川龙溪《纪氏十二修宗谱》记载，纪大奎的远祖纪瞻，原籍山西大同府应州山阴县，为晋室世勋，官居尚书右仆射，封临湘侯。临川纪氏始祖纪元（？-1158），字乾初，号涵斋，以父荫仕承务郎，在北宋南渡时，由四川成都府通判升迁建昌军（治南城县）同知，考虑山遥路远，难回原籍，故其家随官徙居抚州。
高祖纪定国（1620一1699），字际明，郡庠生，习易经，弱冠翩翩，聪慧过人。及长，体貌魁梧，豪迈倜傥，处事周详，特长文翰，李绂称赞扬其为“文坛杰将”。由于北宋南渡时天下争纷，社会动荡不安，壮志不展，只好避世在家，以娱亲、友弟、恭兄为意。一家之政，以友爱为命，和于亲而睦于族，扶贫抑强，兴仁讲让，为众不私，声际乡里。
曾祖纪宗荣（1657一1720），字北嘉，康熙二十八年（1689）考选县丞。年少积学能文，常与文苑时贤争长角胜。长大后遵父之命，曾攻举子之业，驰声仕途。父殁后则抑志乡里，一承先人之志。他救贫解困，好善乐施，待友信而处邻厚，远近都慕其义，乡里人以其为做人的榜样。李绂为之立传，称其“为人必如纪选君始无愧生平”。
祖父纪庭芳（1700一1786），字湘洲，别号云溪，国子监贡生，为临川之宿儒，以义闻于乡。有一年，宜黄县遭灾歉收，郡守唐公赈灾运粟路过龙溪，当地人讨粮于前，郡守告诉大家说：“只要纪庭芳说句话便可。”纪闻讯出面向郡守说明当地灾情，果得赈济。又邻居饶氏，有媳妇新寡，想将刚出生的婴儿抚养成人而担心不能自给，庭芳得知后一力相助，且勉励有加。平时，无论长幼，皆温温然以喜色待人。谁有过失，总是婉言相劝，一时名辈均乐于与之来往。一生隐居乡间，以读书饮酒、督导子孙学业为乐，且能根据各人资质因材施教。
伯父纪经（1719一1796），字六书，别号石潭，习书经，恩授修职郎。善诗、古文词，于经史百家无不精通。遵祖父命总理家政，大小事务处理妥帖。乐助贫者，借欠之人倘有难于偿还的情况，多焚其据。平生隐居于家，足不出户，每日严督兄弟学业，以无愧守分安命自慰。
父亲纪纶（1728一1795），字六经，别号松轩，敕封文林郎。他承父教，好读书，以宿儒知名，研究易学多有造诣。娶妻何氏，系临川进士、顺天府（治所今北京市）平谷县（治所今河北平谷县东北）知县何辉宁之女。生五子，大奎为长。和父亲庭芳一样，纪纶亦极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要求儿女学业、人品操行十分严格。他曾教大奎学《易》，要大奎牢记“慎独”二字，并命大奎将“慎独”二字作为书斋名，大奎以此自号“慎斋”。大奎任官山东后，他前去看望，问儿子看什么书，大奎回答说：“观《易》。”他说：“难道仅仅是观《易》吗？要以天地观《易》，以《易》观心，以心观天地”，“以天地观心，以心观《易》，以《易》观天地。如此退而观之，你就豁然开通，学有所得了”。大奎谨记此教。
纪大奎出生、成长于这样一个书香、仕宦之家，从小受到祖、父辈人格、学识的垂范、影响和悉心调教，厉志苦学，终成良才。乾隆四十二年（1777），他拔贡入京，任《四库全书》馆誉录。乾隆四十四年（1779），登顺天己亥乡荐。乾隆五十一年（1786），以举人之身出署山东商河县知县，后改任丘县、昌乐、栖霞、福山、博平（治今山东在平县西博平）等县知县。嘉庆十一年（1806）调任四川什邡县知县，不久，又提拔为合州知州。道光二年（1822）告病归家，五年（1825）九月卒，享年八十。
政绩卓著
纪大奎秉性耿介，处己淡约，不慕荣利。在任《四库全书》馆誉录期间，有些当权者赏识他的才华，想请他“课读”（当家庭教师），然后延引他进入翰林院或内阁当官，他坚决拒绝，说：“与其非道得富贵，不如履道长贫贱。”当选拔贡入都，也不曾拜见有关权势。在山东、四川各任上，他轻徭薄赋，怀德布仁，爱民勤政，每下乡察事必自带食物，廉洁自励，颇有政声，老百姓敬之如神明，亲之如父母。百姓每想为他刻碑悬匾，扬其政绩，他都严加禁止，而每卸任离去时，他又总是先期出示布告，严禁士民为他聚送。
乾隆五十一年（1786），纪大奎出任山东商河县知县。就在这个时候，商河县民李文功与王文璁等习传邪教，诱民为乱，讹言四起。纪大奎不愿生灵涂炭，他亲赴各地把老百姓聚集起来，反复讲明邪教之恶，晓之利害，谕以祸福，民皆惊悟。纪大奎又跟大家保证，只要大家不被邪教蛊惑，就不会发生动乱，有我在，大家都不用担心。当时上级已经调派军队来围剿了，纪大奎又把军队劝退。纪大奎劝诫的话传到了其他作乱的地方，老百姓听到后纷纷离开邪教组织。不久，官府搜到了很多邪教反动书刊，纪大奎担心政府的政策过激，急忙替无辜百姓辩解说，老百姓是被蒙在鼓里的，并不是要造反。如果官府逼得太紧，反而会生变。由此政府没有继续深究追查，渐渐地事态也得到了平息。任职福山时，当地产玉石玩器，纪大奎居一县之令，不取一石献上级，自己亦不染指分毫。他在东昌任职，积压十余年的案件一一清理。
因父丧，纪大奎辞官归里，在家潜心著述。嘉庆十一年（1806），五十岁的纪大奎复出，奉命赴四川什邡县任知县，他更是关心民间疾苦，维护社会治安。纪大奎到任之初，就有同僚对他说：“什邡县民性强悍，宜示之以威。”他说：“如果无德可怀，专示以威，于民何益？吾无德于民，民犹怀之，若导之以德，民风不更淳乎！”他先是把朱熹所注《四书》和王阳明阐述的“良知”学说，写成《读书入门三法》交与方亭书院，让秀才、监生们把它刻印成《条谕录》发行到城乡，教人们身体力行。时有奸民吴忠友等据山中聚众积粟、密传清凉教。上级闻报，拟派大兵剿灭，大奎以为此举扰民不妥，而躬率健役，夜半入山捣其巢，获党首吴忠友等人，并下令收缴其书，又作“邪教十术”晓谕被诱之民，民遂安。时县内有秀才、监生数十人，经常惹事生非，操纵诉讼。其中有个绰号“尖尖帽”的，多次在街坊中扬言，自己有控制官司中生杀人命的权力。这让纪大奎深为警惕，每讯问一案，先要清查有无讼棍引诱，如有发现操纵等情况，坚决严惩。县内的各种不良风气也为之一扫而光。他还兴学校，重教化，严乡规，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引进烟叶，广为种植，增加群众收入。旧志称他“在任十余年，岁皆大熟”，县中“恶者畏威皆不敢为恶。善者怀德而并趋于善”，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新气象。什邡老百姓处处流传说：“小民何幸见青天”。
嘉庆十八年（1813），纪大奎已在什邡任县令七载，政通人和，藩台欲将其调往更加富庶的华阳县任职。但纪大奎却认为华阳为全省首富之县，地处繁华之地，与达官贵人难免交往、应酬过多，必将浪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由此为民办事必受不利影响，不如在外州县终日忙于民事更好些。遂托病力辞，直到获准，仍留任什邡。
又过了三年，纪大奎调合州（今重庆合川）代理州事，嘉庆二十三年正式提升为合州知州。三年后，纪大奎再次告老还乡。道光五年（1825）九月，纪大奎病卒，祀合州名宦。
博才多学
纪大奎在哲学思想上，熔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于一炉，强调天地万物与人心的统一。他一方面认为，“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味，以具众理而应万事，大抵古人之学未有不本于天者”，另一方面又说，“人心本体大可包六合，小不离方寸”。在他看来，朱子讲的“明德”，讲的“具众理应万事”的“天”与陆子讲的“心”意思是一样的。他强调“从心体悟见闻”的认识路线和“宇宙内事皆吾分内事”的人生观。
纪大奎年十五即慕古学，有文才，善诗。他以朱陆心命之学释经传，诗文往往流于虚玄，亦多腐儒迁阔之见。但文集中保存有汤显祖、李梦松、何辉宁、美元、揭重熙、李茹曼许多临川名人的传记，是研究临川文化名人难得的参考资料。
纪大奎的诗以“击壤体”为多，多为理学诗，具有“达理”“闲适”“切理”等诗歌特征，多学究气。其《纪梦诗》二首是抒写性灵难得的佳作。其二云：
去家既已久，昨夜梦愈长。亲容各憔悴，相视交悽怆。欲言声哽咽，入室询糟糠。君行四载余，安知三载荒。去年妾寄食，且依父兄傍。妇人义安在，要当事姑嫜。昨夜辞父归，饥馁甘共尝。入门百鲜一，中馈何荒凉。尚难给飧粥，矧乃奉酒浆。况有号寒儿，垢面涕沾裳。日日问阿爷，阿爷不还乡。岂不知丈夫，所志在四方。人生贵大节，勿使根本伤。但令甘旨足，庸须姓字扬。欲答惭无言，万箭激衷肠。痛极惊始觉，抚枕泪浪浪。
正因为是记梦，才没有板起面孔，却愈觉得真实感人。再如他的《邯郸观卢生睡像》：“东山归去又西征，六十头颅梦未醒。空向邯郸寻旧迹，石床还是睡卢生。”全诗作醒世语，颇能发人深思。
纪大奎热衷方志之学。他在四川什邡任职期间，亲自编纂过《什邡县志》。道光二年(1822)八月，告病回乡后的纪大奎，“搜辑考录，兀兀然越一寒暑而始毕”，修成《临川县志》32卷。这本县志将散见于旧志的都鄙，及营建、风土等条目下的古迹进行专列，又将散见于都鄙，营建、风土、学校，祀典等门下的诗文词，择其中紧要者，汇为“艺文”一门，并将“经籍”一门改名“著述”，附于“艺文”之后。史料详实，文句流畅，是当时质量较好的县志。纪大奎编史态度认真，取材严谨，《临川县志》序文里称赞他“学贯古今，胸罗经史，足与李穆堂先生辉映后先。”
纪大奎学问渊博，著述宏富，举凡天文、地理、历数，无所不包，尤精《易》学，于数学、地理、音乐、考据、占卜、地方志等也作了长期的研究。今传《纪慎斋全集》，计有《观易外编》6卷，《易问》6卷，《周易附义·老子约说》4卷，《地理末学》6卷，《地理水法要诀》5卷，《纪公行状》1卷，《古律经传附考》5卷，《笔算便览》5卷，《读书录抄》1卷，《六壬类聚》4卷，《周易参同契集韵》《考订河洛理数便览》《金刚经偶说》《悟真篇》《双桂堂稿》6卷，《续稿》12卷，《双桂堂古文》2卷，《双桂堂时文》2卷，《四书文》，《课子遗篇》《敬义堂家谱》2卷，《仕学备余》6卷，《纪公祈雨文》等约20种。他的《笔算便览》，兼及筹算，文字简明易懂，便于自学。他还校订其外祖何辉宁之《甑峰遗稿》二卷，亦收入全集中。
祖训家风
纪大奎承家风，甚友孝。兄弟五人少时同砚共席，不曾一日离开。居官后，悉招兄弟至署中，雍雍友爱数十年，其授徒所得收入及官俸银，均交与众用而未尝一钱人私，以致入仕后的纪大奎，兄弟或衣食粗丰，他却清贫如故。于父母更是孝顺之至。未成年时，每夜亲为父母关好房门，及长家贫，以教书所得养亲。在外为官，每归省必先看望父母。在山东任上，闻父母亡故，哀痛万分，一夜之间竟至骨立失形，见者无不为之悲诧。
纪大奎口述其父生前训诫之言成《敬义堂家训述录》一卷，其自序云：“先考文林公平口训诫之言甚多，大奎自少自长随时记录，今特次第述之，而稍推广其意，以为后人告”，旨在教诫后人，须养成孝悌、勤俭、朴素、习业、仁爱、谦让、忠恕、受得苦、吃得亏等品质，以“尽其在我，听其在天”。同时，又采辑历代名儒言论事迹，结合自己修养经验，撰成《敬义堂家训》，系统阐述了有关治家、读书、教子等方面的道理，如关于治家，纪大奎强调持家要节俭，不能暴殄天物，但也不能过分吝啬，成为守财奴，要把节省的钱财用在社会慈善方面。他说：“五金货财，原是天地所生，天地所宝，暴殄者固受天诛，厚藏者亦遭鬼瞰，所以节俭是美德，鄙吝又是怨府：要晓得自处宜俭，处事待人又宜慷慨。或周济贫乏，或矜恤孤寡，或救灾拯难，或恤邻厚族，力所能为，则当慨然为之。若一味积聚，全不肯散，当与不与，当济不济，当用不用，辜负天生地宝，所谓守财奴，究竟何尝守得？”
关于读书，纪大奎认为读书不只是为科举功名，更重要的是能明白事理，变化气质。他指出：“读书原是要识道理，务德业，并不只是为功名。若不慕天地之理，不究身心之业，纵使功名显贵，亦是不肖子孙。”并对有些家长在子弟年幼时就让其汲汲于科举功名表示不满，认为那是在误杀子弟．他说：“大凡聪明子弟，幼时岁月尤可宝贵，不必沾沾考试，急取功名。将此少年好光阴，转辗耽延于考棚城市之中，以至学问不立，老大无成，悔之已晚。”这种认识在当时社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于教育子弟，纪大奎认为从小就要对子弟进行严格的约束，促使其养成良好的习惯。他指出：“大凡子弟，须从小时约束：饮食必示之节制，不可因有余而任其醉饱；衣服必示之朴素，不可因有余而任其华美；长幼必示之有序，不可任其先后逾越；内外必示之有别，不可任其男女混杂；言语必令之简默，不可任其谈笑喧哗；举动必令之雍容，不可任其轻浮挥霍；虫蚁物命必令之知爱，不可任其游戏残杀；五谷字纸必令之爱惜，不可任其践踏污秽；久之习见习闯，即有以消其嗜欲残忍之心，又有以生其礼义恭谨之志，自然成一好人容易无难矣。”并强调无论贫富，都要让子弟有一个立身生存的职业，以免误了其一生。他说：“凡人无论贫富，总要有常业。若资质愚蒙，不能读书，便不论农工商贾，称其材力，习成一业，只要专心成立，便是好子弟。最怕三心二意，杂乱不专；又怕心高志大，虚花不实。此两样人误尽浮生，百事无成矣。”
由于家教严，家风良，纪大奎子孙多学有所成。继子纪应馄，字韫夫，习五经，业儒，惜早逝。孙纪运，字壁东，号星梁，一号浩亭，太学生，议叙登仕郎。侄纪应轼，字鼎夫，号见习，又号默存，邑庠生，为学为人以伯父为楷模，博通经史，文行兼优，恩赐进士出身，候选教谕，曾受县衙之聘纂修《临川县志》。
综观纪大奎一生，秉性廉洁，立品端方，友爱于家，建功于国，诰授奉直大夫。奉敕入祀乡贤祠和名宦祠。《清史稿》将其列为《循吏》，为之立传。
纪大奎（1756年－1825年），字向辰，号慎斋，是临川龙溪人。据临川龙溪《纪氏十二修宗谱》记载，纪大奎的远祖纪瞻，原籍山西大同府应州山阴县，为晋室世勋，官居尚书右仆射，封临湘侯。临川纪氏始祖纪元（？-1158），字乾初，号涵斋，以父荫仕承务郎，在北宋南渡时，由四川成都府通判升迁建昌军（治南城县）同知，考虑山遥路远，难回原籍，故其家随官徙居抚州。
高祖纪定国（1620一1699），字际明，郡庠生，习易经，弱冠翩翩，聪慧过人。及长，体貌魁梧，豪迈倜傥，处事周详，特长文翰，李绂称赞扬其为“文坛杰将”。由于北宋南渡时天下争纷，社会动荡不安，壮志不展，只好避世在家，以娱亲、友弟、恭兄为意。一家之政，以友爱为命，和于亲而睦于族，扶贫抑强，兴仁讲让，为众不私，声际乡里。
曾祖纪宗荣（1657一1720），字北嘉，康熙二十八年（1689）考选县丞。年少积学能文，常与文苑时贤争长角胜。长大后遵父之命，曾攻举子之业，驰声仕途。父殁后则抑志乡里，一承先人之志。他救贫解困，好善乐施，待友信而处邻厚，远近都慕其义，乡里人以其为做人的榜样。李绂为之立传，称其“为人必如纪选君始无愧生平”。
祖父纪庭芳（1700一1786），字湘洲，别号云溪，国子监贡生，为临川之宿儒，以义闻于乡。有一年，宜黄县遭灾歉收，郡守唐公赈灾运粟路过龙溪，当地人讨粮于前，郡守告诉大家说：“只要纪庭芳说句话便可。”纪闻讯出面向郡守说明当地灾情，果得赈济。又邻居饶氏，有媳妇新寡，想将刚出生的婴儿抚养成人而担心不能自给，庭芳得知后一力相助，且勉励有加。平时，无论长幼，皆温温然以喜色待人。谁有过失，总是婉言相劝，一时名辈均乐于与之来往。一生隐居乡间，以读书饮酒、督导子孙学业为乐，且能根据各人资质因材施教。
伯父纪经（1719一1796），字六书，别号石潭，习书经，恩授修职郎。善诗、古文词，于经史百家无不精通。遵祖父命总理家政，大小事务处理妥帖。乐助贫者，借欠之人倘有难于偿还的情况，多焚其据。平生隐居于家，足不出户，每日严督兄弟学业，以无愧守分安命自慰。
父亲纪纶（1728一1795），字六经，别号松轩，敕封文林郎。他承父教，好读书，以宿儒知名，研究易学多有造诣。娶妻何氏，系临川进士、顺天府（治所今北京市）平谷县（治所今河北平谷县东北）知县何辉宁之女。生五子，大奎为长。和父亲庭芳一样，纪纶亦极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要求儿女学业、人品操行十分严格。他曾教大奎学《易》，要大奎牢记“慎独”二字，并命大奎将“慎独”二字作为书斋名，大奎以此自号“慎斋”。大奎任官山东后，他前去看望，问儿子看什么书，大奎回答说：“观《易》。”他说：“难道仅仅是观《易》吗？要以天地观《易》，以《易》观心，以心观天地”，“以天地观心，以心观《易》，以《易》观天地。如此退而观之，你就豁然开通，学有所得了”。大奎谨记此教。
纪大奎出生、成长于这样一个书香、仕宦之家，从小受到祖、父辈人格、学识的垂范、影响和悉心调教，厉志苦学，终成良才。乾隆四十二年（1777），他拔贡入京，任《四库全书》馆誉录。乾隆四十四年（1779），登顺天己亥乡荐。乾隆五十一年（1786），以举人之身出署山东商河县知县，后改任丘县、昌乐、栖霞、福山、博平（治今山东在平县西博平）等县知县。嘉庆十一年（1806）调任四川什邡县知县，不久，又提拔为合州知州。道光二年（1822）告病归家，五年（1825）九月卒，享年八十。
政绩卓著
纪大奎秉性耿介，处己淡约，不慕荣利。在任《四库全书》馆誉录期间，有些当权者赏识他的才华，想请他“课读”（当家庭教师），然后延引他进入翰林院或内阁当官，他坚决拒绝，说：“与其非道得富贵，不如履道长贫贱。”当选拔贡入都，也不曾拜见有关权势。在山东、四川各任上，他轻徭薄赋，怀德布仁，爱民勤政，每下乡察事必自带食物，廉洁自励，颇有政声，老百姓敬之如神明，亲之如父母。百姓每想为他刻碑悬匾，扬其政绩，他都严加禁止，而每卸任离去时，他又总是先期出示布告，严禁士民为他聚送。
乾隆五十一年（1786），纪大奎出任山东商河县知县。就在这个时候，商河县民李文功与王文璁等习传邪教，诱民为乱，讹言四起。纪大奎不愿生灵涂炭，他亲赴各地把老百姓聚集起来，反复讲明邪教之恶，晓之利害，谕以祸福，民皆惊悟。纪大奎又跟大家保证，只要大家不被邪教蛊惑，就不会发生动乱，有我在，大家都不用担心。当时上级已经调派军队来围剿了，纪大奎又把军队劝退。纪大奎劝诫的话传到了其他作乱的地方，老百姓听到后纷纷离开邪教组织。不久，官府搜到了很多邪教反动书刊，纪大奎担心政府的政策过激，急忙替无辜百姓辩解说，老百姓是被蒙在鼓里的，并不是要造反。如果官府逼得太紧，反而会生变。由此政府没有继续深究追查，渐渐地事态也得到了平息。任职福山时，当地产玉石玩器，纪大奎居一县之令，不取一石献上级，自己亦不染指分毫。他在东昌任职，积压十余年的案件一一清理。
因父丧，纪大奎辞官归里，在家潜心著述。嘉庆十一年（1806），五十岁的纪大奎复出，奉命赴四川什邡县任知县，他更是关心民间疾苦，维护社会治安。纪大奎到任之初，就有同僚对他说：“什邡县民性强悍，宜示之以威。”他说：“如果无德可怀，专示以威，于民何益？吾无德于民，民犹怀之，若导之以德，民风不更淳乎！”他先是把朱熹所注《四书》和王阳明阐述的“良知”学说，写成《读书入门三法》交与方亭书院，让秀才、监生们把它刻印成《条谕录》发行到城乡，教人们身体力行。时有奸民吴忠友等据山中聚众积粟、密传清凉教。上级闻报，拟派大兵剿灭，大奎以为此举扰民不妥，而躬率健役，夜半入山捣其巢，获党首吴忠友等人，并下令收缴其书，又作“邪教十术”晓谕被诱之民，民遂安。时县内有秀才、监生数十人，经常惹事生非，操纵诉讼。其中有个绰号“尖尖帽”的，多次在街坊中扬言，自己有控制官司中生杀人命的权力。这让纪大奎深为警惕，每讯问一案，先要清查有无讼棍引诱，如有发现操纵等情况，坚决严惩。县内的各种不良风气也为之一扫而光。他还兴学校，重教化，严乡规，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引进烟叶，广为种植，增加群众收入。旧志称他“在任十余年，岁皆大熟”，县中“恶者畏威皆不敢为恶。善者怀德而并趋于善”，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新气象。什邡老百姓处处流传说：“小民何幸见青天”。
嘉庆十八年（1813），纪大奎已在什邡任县令七载，政通人和，藩台欲将其调往更加富庶的华阳县任职。但纪大奎却认为华阳为全省首富之县，地处繁华之地，与达官贵人难免交往、应酬过多，必将浪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由此为民办事必受不利影响，不如在外州县终日忙于民事更好些。遂托病力辞，直到获准，仍留任什邡。
又过了三年，纪大奎调合州（今重庆合川）代理州事，嘉庆二十三年正式提升为合州知州。三年后，纪大奎再次告老还乡。道光五年（1825）九月，纪大奎病卒，祀合州名宦。
博才多学
纪大奎在哲学思想上，熔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于一炉，强调天地万物与人心的统一。他一方面认为，“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味，以具众理而应万事，大抵古人之学未有不本于天者”，另一方面又说，“人心本体大可包六合，小不离方寸”。在他看来，朱子讲的“明德”，讲的“具众理应万事”的“天”与陆子讲的“心”意思是一样的。他强调“从心体悟见闻”的认识路线和“宇宙内事皆吾分内事”的人生观。
纪大奎年十五即慕古学，有文才，善诗。他以朱陆心命之学释经传，诗文往往流于虚玄，亦多腐儒迁阔之见。但文集中保存有汤显祖、李梦松、何辉宁、美元、揭重熙、李茹曼许多临川名人的传记，是研究临川文化名人难得的参考资料。
纪大奎的诗以“击壤体”为多，多为理学诗，具有“达理”“闲适”“切理”等诗歌特征，多学究气。其《纪梦诗》二首是抒写性灵难得的佳作。其二云：
去家既已久，昨夜梦愈长。亲容各憔悴，相视交悽怆。欲言声哽咽，入室询糟糠。君行四载余，安知三载荒。去年妾寄食，且依父兄傍。妇人义安在，要当事姑嫜。昨夜辞父归，饥馁甘共尝。入门百鲜一，中馈何荒凉。尚难给飧粥，矧乃奉酒浆。况有号寒儿，垢面涕沾裳。日日问阿爷，阿爷不还乡。岂不知丈夫，所志在四方。人生贵大节，勿使根本伤。但令甘旨足，庸须姓字扬。欲答惭无言，万箭激衷肠。痛极惊始觉，抚枕泪浪浪。
正因为是记梦，才没有板起面孔，却愈觉得真实感人。再如他的《邯郸观卢生睡像》：“东山归去又西征，六十头颅梦未醒。空向邯郸寻旧迹，石床还是睡卢生。”全诗作醒世语，颇能发人深思。
纪大奎热衷方志之学。他在四川什邡任职期间，亲自编纂过《什邡县志》。道光二年(1822)八月，告病回乡后的纪大奎，“搜辑考录，兀兀然越一寒暑而始毕”，修成《临川县志》32卷。这本县志将散见于旧志的都鄙，及营建、风土等条目下的古迹进行专列，又将散见于都鄙，营建、风土、学校，祀典等门下的诗文词，择其中紧要者，汇为“艺文”一门，并将“经籍”一门改名“著述”，附于“艺文”之后。史料详实，文句流畅，是当时质量较好的县志。纪大奎编史态度认真，取材严谨，《临川县志》序文里称赞他“学贯古今，胸罗经史，足与李穆堂先生辉映后先。”
纪大奎学问渊博，著述宏富，举凡天文、地理、历数，无所不包，尤精《易》学，于数学、地理、音乐、考据、占卜、地方志等也作了长期的研究。今传《纪慎斋全集》，计有《观易外编》6卷，《易问》6卷，《周易附义·老子约说》4卷，《地理末学》6卷，《地理水法要诀》5卷，《纪公行状》1卷，《古律经传附考》5卷，《笔算便览》5卷，《读书录抄》1卷，《六壬类聚》4卷，《周易参同契集韵》《考订河洛理数便览》《金刚经偶说》《悟真篇》《双桂堂稿》6卷，《续稿》12卷，《双桂堂古文》2卷，《双桂堂时文》2卷，《四书文》，《课子遗篇》《敬义堂家谱》2卷，《仕学备余》6卷，《纪公祈雨文》等约20种。他的《笔算便览》，兼及筹算，文字简明易懂，便于自学。他还校订其外祖何辉宁之《甑峰遗稿》二卷，亦收入全集中。
祖训家风
纪大奎承家风，甚友孝。兄弟五人少时同砚共席，不曾一日离开。居官后，悉招兄弟至署中，雍雍友爱数十年，其授徒所得收入及官俸银，均交与众用而未尝一钱人私，以致入仕后的纪大奎，兄弟或衣食粗丰，他却清贫如故。于父母更是孝顺之至。未成年时，每夜亲为父母关好房门，及长家贫，以教书所得养亲。在外为官，每归省必先看望父母。在山东任上，闻父母亡故，哀痛万分，一夜之间竟至骨立失形，见者无不为之悲诧。
纪大奎口述其父生前训诫之言成《敬义堂家训述录》一卷，其自序云：“先考文林公平口训诫之言甚多，大奎自少自长随时记录，今特次第述之，而稍推广其意，以为后人告”，旨在教诫后人，须养成孝悌、勤俭、朴素、习业、仁爱、谦让、忠恕、受得苦、吃得亏等品质，以“尽其在我，听其在天”。同时，又采辑历代名儒言论事迹，结合自己修养经验，撰成《敬义堂家训》，系统阐述了有关治家、读书、教子等方面的道理，如关于治家，纪大奎强调持家要节俭，不能暴殄天物，但也不能过分吝啬，成为守财奴，要把节省的钱财用在社会慈善方面。他说：“五金货财，原是天地所生，天地所宝，暴殄者固受天诛，厚藏者亦遭鬼瞰，所以节俭是美德，鄙吝又是怨府：要晓得自处宜俭，处事待人又宜慷慨。或周济贫乏，或矜恤孤寡，或救灾拯难，或恤邻厚族，力所能为，则当慨然为之。若一味积聚，全不肯散，当与不与，当济不济，当用不用，辜负天生地宝，所谓守财奴，究竟何尝守得？”
关于读书，纪大奎认为读书不只是为科举功名，更重要的是能明白事理，变化气质。他指出：“读书原是要识道理，务德业，并不只是为功名。若不慕天地之理，不究身心之业，纵使功名显贵，亦是不肖子孙。”并对有些家长在子弟年幼时就让其汲汲于科举功名表示不满，认为那是在误杀子弟．他说：“大凡聪明子弟，幼时岁月尤可宝贵，不必沾沾考试，急取功名。将此少年好光阴，转辗耽延于考棚城市之中，以至学问不立，老大无成，悔之已晚。”这种认识在当时社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于教育子弟，纪大奎认为从小就要对子弟进行严格的约束，促使其养成良好的习惯。他指出：“大凡子弟，须从小时约束：饮食必示之节制，不可因有余而任其醉饱；衣服必示之朴素，不可因有余而任其华美；长幼必示之有序，不可任其先后逾越；内外必示之有别，不可任其男女混杂；言语必令之简默，不可任其谈笑喧哗；举动必令之雍容，不可任其轻浮挥霍；虫蚁物命必令之知爱，不可任其游戏残杀；五谷字纸必令之爱惜，不可任其践踏污秽；久之习见习闯，即有以消其嗜欲残忍之心，又有以生其礼义恭谨之志，自然成一好人容易无难矣。”并强调无论贫富，都要让子弟有一个立身生存的职业，以免误了其一生。他说：“凡人无论贫富，总要有常业。若资质愚蒙，不能读书，便不论农工商贾，称其材力，习成一业，只要专心成立，便是好子弟。最怕三心二意，杂乱不专；又怕心高志大，虚花不实。此两样人误尽浮生，百事无成矣。”
由于家教严，家风良，纪大奎子孙多学有所成。继子纪应馄，字韫夫，习五经，业儒，惜早逝。孙纪运，字壁东，号星梁，一号浩亭，太学生，议叙登仕郎。侄纪应轼，字鼎夫，号见习，又号默存，邑庠生，为学为人以伯父为楷模，博通经史，文行兼优，恩赐进士出身，候选教谕，曾受县衙之聘纂修《临川县志》。
综观纪大奎一生，秉性廉洁，立品端方，友爱于家，建功于国，诰授奉直大夫。奉敕入祀乡贤祠和名宦祠。《清史稿》将其列为《循吏》，为之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