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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在南京的意大利人利玛窦要写作一部向中国人介绍天主教的著作。他想到的办法是像中国士人一样，尊敬儒家的「四书五经」，并从中寻找文化资源，证明「天主」其实就在儒家经典之中，只不过是后来的人们把其遗忘而已。在他的《天主实义》一书中，共引用《易经》6
次；《尚书》18 次；《诗经》11 次；《礼记》2 次；《左传》2次；《大学》3 次；《中庸》7 次；《论语》13
次；《孟子》23次。另外，《老子》1次；《庄子》1次。
利玛窦没有意识到，他并不是时代的孤例。在他活跃的同一个时期内，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融合儒释道的三一教教主林兆恩；产生了第一代融合儒家与基督教文明的「三柱石」中国信徒徐光、李之藻、杨廷筠；产生了把儒家与伊斯兰文明结合起来的「回儒」王岱舆等。
与欧洲世界长期奉行「归化」政策不同，中国文化政策的基调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多种宗教长期共存的现实，造成古老的中国一直存在一个「后现代」的现象：族群杂居和宗教多样同时存在，由此而引发文明间的相互渗透和彼此融通。进一步而言，中国文化的这些特殊经验，也许就蕴含着解决今天文明如何对话、宗教如何相处这些问题的答案。
回儒与利玛窦
这些经验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读别人的经典，丰富自己的传统」，用现代学术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经学的方法。拿儒释道三家来说，各家在尊崇的经典都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各家的代表人物兼通数教，普遍具有比较研究的学者气象。
《道德经》是道教的经典，又是大儒们的思想资源，还是佛教名僧争相注释的文本。中国的「回儒」们也走上了「以儒诠回」的道路，以儒家的经学资源、术语体系来建立伊斯兰的思想系统。他们一方面忠诚于他们信仰的伊斯兰传统，另一方面又真诚地进入儒家的经典体系之内。他们甚至认为，穆斯林对安拉的绝对顺服，能使人真正地「明明德」，从而建立《大学》的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伦理秩序。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基督教传教士，也回归到儒家的古代典籍，以儒家的经学为基础，建立起基督教的信仰体系。
在他的影响之下，无论是来华的传教士，还是皈依的中国士人，都以回归儒家原始经典、旁征博引「四书五经」为能事，以至于中国天主教的思想成果，最初是在儒家经学里面建立起来的。
以互读互释经典的方式来进行文明对话，可谓中国文化提供给世界
利玛窦没有意识到，他并不是时代的孤例。在他活跃的同一个时期内，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融合儒释道的三一教教主林兆恩；产生了第一代融合儒家与基督教文明的「三柱石」中国信徒徐光、李之藻、杨廷筠；产生了把儒家与伊斯兰文明结合起来的「回儒」王岱舆等。
与欧洲世界长期奉行「归化」政策不同，中国文化政策的基调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多种宗教长期共存的现实，造成古老的中国一直存在一个「后现代」的现象：族群杂居和宗教多样同时存在，由此而引发文明间的相互渗透和彼此融通。进一步而言，中国文化的这些特殊经验，也许就蕴含着解决今天文明如何对话、宗教如何相处这些问题的答案。
回儒与利玛窦
这些经验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读别人的经典，丰富自己的传统」，用现代学术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经学的方法。拿儒释道三家来说，各家在尊崇的经典都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各家的代表人物兼通数教，普遍具有比较研究的学者气象。
《道德经》是道教的经典，又是大儒们的思想资源，还是佛教名僧争相注释的文本。中国的「回儒」们也走上了「以儒诠回」的道路，以儒家的经学资源、术语体系来建立伊斯兰的思想系统。他们一方面忠诚于他们信仰的伊斯兰传统，另一方面又真诚地进入儒家的经典体系之内。他们甚至认为，穆斯林对安拉的绝对顺服，能使人真正地「明明德」，从而建立《大学》的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伦理秩序。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基督教传教士，也回归到儒家的古代典籍，以儒家的经学为基础，建立起基督教的信仰体系。
在他的影响之下，无论是来华的传教士，还是皈依的中国士人，都以回归儒家原始经典、旁征博引「四书五经」为能事，以至于中国天主教的思想成果，最初是在儒家经学里面建立起来的。
以互读互释经典的方式来进行文明对话，可谓中国文化提供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