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惠宗（顺帝）《赠吴王》诗是写给谁的？（上）
2019-05-17 15:15阅读：
一、引言
文史记载，元惠宗（顺帝）曾作有《答明主》或《赠吴王》诗。
明徐祯卿(1479—1511)《剪胜野闻》记：元帝既遁，复留兵开平，犹有觊觎之志。太祖遣使驰书，明示祸福，因答诗曰：“金陵使者渡江来，万里风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息，圣恩无处不昭回。信知海岳归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
明郎瑛(1487—1566年后)《七修类稿》记：“洪武元年，太祖闻顺帝居应昌，驰书示以祸福，顺帝答诗曰：‘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何处不昭回。信知海内皆王士，亦喜江南有俊才；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观其叹泣长往，答诗知道，谥以顺帝，不亦宜乎！野史讹为中山王所执而纵之，非也。
”
清康熙四十八年（1409）圣祖仁皇帝《御选元诗》(收入《四库全书》）元顺帝诗《赠吴王》：“金陵使者过江来,
漠漠风烟一道开。 王气有时还自息, 皇恩无处不周回。莫言率土皆王化,
且喜江南有俊才。归去丁宁频属付, 春风先到凤皇台。”
顾嗣立(1665~1722)《元诗选》录惠宗“赠吴王”诗，同康熙皇帝《御选元诗》。
陈衍(1856-1937)《元诗纪事》录惠宗诗《答明主》：”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何处不昭回。信知海内归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
从以上元惠宗诗留传的沿革来看，近人陈衍将明徐祯卿、郎瑛记录的元惠宗诗组合了一下，取了个名字《答明主》。从郎瑛的记载可知，当时有人不信这是惠宗所作，以为是徐达逼迫元惠宗写的。郎瑛以为元惠宗谥以顺帝，这首诗合乎他的谥号。郎瑛大概忘了这个谥号是大明封的吧？
现代有人认为：“元顺帝《答明主》，诗句语言朴实无华，意态不卑不亢，既自认大元时运已尽，也自诩皇恩依然浩荡，承认海内已归明主，高兴江南拥有俊才，从而表示了诚心禅让的态度，气魄胸襟胜历代亡国之君一筹。”
稍微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应知道，在元惠宗的眼里，朱元璋是贼寇。退到上都，惠宗忧愤成疾，无时无刻想着光复失土。如果写这样的诗公布于世，何以召唤他夕日的子民帮他恢复元朝？如果研究这段历史，至正二十一年至至至二十二年底惠宗曾封朱元璋荣禄大夫、江西平章。朱元璋最终判元，杀了惠宗的使者户部尚书张昶。在元惠宗的眼里，朱元璋哪可能会成为一个明主！
那木吉拉先生作有“《答明主》非妥欢贴睦尔汗之作考——以妥欢贴睦尔汗在上都的活动为中心”一文，详尽地考述了惠宗不可能写过《答明主》这首诗，结论毋庸置疑。
惠宗没有写过《答明主》这样的诗，那么他写过《赠吴王》这首诗吗？明人笔记没有记载《赠吴王》这首诗，也不可能记载《赠吴王》这首诗，因为从内容及朱元璋为吴王的时间上判断都不可能写给朱元璋。若《赠吴王》诗确系写给其他吴王，比如吴王张士诚，会与《明太祖实录》有关张士诚的记载内容完全相悖，因为在《实录》里，张士诚自称吴王，像是元朝的叛贼，惠宗何会写这样叮咛、属付之诗。当然张士诚在吴中，也不在金陵。这就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我们要问,康熙皇帝《御选元诗》录用的“赠吴王”这首诗是哪里抄录的？《御选元诗》选录的忽必烈、元文宗、元惠宗诗，元明均未见记载，《御选元诗》又不可能胡编乱造，这些诗一定是存在的，而且必定出自重要的书籍之中，方可能选用。我的判断一定是从残缺不全的《永乐大典》里辑录出来的，而且一字未改。《永乐大典》在清朝遗失也很严重，忽必烈、元文宗、元惠宗诗后不见传。
在先前考证元代官员、诗人金哈剌的史事时，笔者已充分证明了《明太祖实录》是一部充满谎言的“实录“，它之所以敢大肆编谎，基于在永乐初收缴了元末明初文人的诗集、文稿，或销毁或重新改编。这在前面有关《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是历史的大谎言》、《余姚海堤集述考》、《谢肃密庵稿述考》、《方国珍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等考证文章中已有详尽的论述。
姚广孝们改动了元人的诗文集，除个别作大幅改动，其它众多诗文的改动十分有限。改个名称、地点、时间，加个序言、旁注，这往往会露出破绽，深入考证，真相还是能够浮出水面的。姚广孝将许多收集到的元人诗文放入《永乐大典》，当然有些是经过改动的。比如这首《赠吴王》诗，将“金陵”改回“吴中”，“凤凰”改回“姑苏”，就恢复原诗的面目了。
二、吴王张士诚生平事考
本文主要考证元惠宗《赠吴王》诗是写给谁的，张士诚是可能的人员之一，有必要详述张士诚这个吴王的来由，这对于判定元惠宗《赠吴王》诗是否是写给张士诚的十分重要。张士诚的履历与方国珍、陈友谅一样是被《明太祖实录》等严重扭曲的，因而，首先必须还原有关张士诚的真实生平。我们就从张士诚占吴开始考起，来回答如下几个问题。
1、张士诚是什么时候被元廷封为太尉的？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张士诚本传》记，至正丙申（1356）二月张士诚入据平江路，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六引张又蔚《杨参谋诔》记在正月。
《国初群雄事略》引王逢《梧溪集》记，丙申中吴陷，十六个月，张士诚降元，时间应在至正十七年（1357）年四、五月间。《元顺帝本记》记，至正十七年（1357）八月，士诚降元，江浙左丞相达识帖睦迩诏以士诚为太尉。
考金哈剌史事，作为征吴的水军元帅，金哈剌、方国珍十六年冬征吴，次年春士诚降。张士诚十六年春夏之际已经降元，按贡师泰《玩斋集》“重修清平山西天元兴寺碑”记载：”至正乙未（1355）天子以达实帖睦迩阶金紫光禄，为江浙左丞相，凡招降讨逆赏功罚罪一切许以便宜。”那么达丞相与元廷立即授予张士诚太尉之职吗？答案是否定的，达丞相只授张士诚淮南平章兼行枢密院同知。
《国初群雄事略》引叶杞撰《挽杨左丞诗序》云：“张氏降，江浙省奏拜张太尉、淮南平章行枢密知院。”在考证金哈剌史事时可知，征吴时“十万雄兵海上行”，前锋方国珍在昆山、杨完者在嘉兴，互成犄角，欲迫张士诚投诚，金哈剌还派张启原照磨等文官准备后续的接受、治理，最终达丞相却同意张士诚保留整建制归附。当时张士诚的战略态势并不利，没有多少资本讨价还价。
至正十七年时，淮南早已被红巾军占领，按王逢《梧溪集》卷一奉寄”赵伯器参政、王时中员外“诗，淮南行省是在江浙行省名下新成立的一个分省。实际上达丞相授张士诚淮南平章也就是一个空头支票，真正要当这个平章是要张士诚自己去打拼的。此时方国珍、杨完者因征吴有功，后被朝廷任命为江浙行省左、右丞。官衔看似低于张士诚，实质没有什么差别。就像至正十九年达丞相以便宜授周伯琦江浙行省淮南分省左丞分治吴，实际上元顺帝封他的官衔依然是江浙行省参政。
张士诚降元时，其自署的官员，名义上是被达丞相擢升了，实质是降了二级。今苏州博物馆所藏郑元祐撰“平江路总管周侯兴学记碑”，记载张士诚降元时其任命的隆平府总管（三品）周仁虽然依然总管平江路，但是是以江浙行省郎中（五品）头衔代管的。按陈基《夷白斋稿》卷三十”重修三皇庙记“，到二十年四月，周仁官职依旧没变，可见元朝并没有乱封张士诚僚属的官衔。
十七年（1357）夏秋之际张士诚从来路北返，征淮、苏北等地，到明年（1358）秋冬，“南占江浙至绍兴，北踰江淮，抵徐州，至济宁”，元顺帝因功授张士诚淮南平章，加授太尉，开府平江。张士诚占据上述地盘再加封太尉是《太祖实录-张士诚本传》记载的，但不一定一下子占据如此多的地方，只是为叙事方便而写，但是张士诚先有功，再加封太尉的记事顺序是准确的。从时间上判断，不可能是至正十七年（1357）八月。
陈基《夷白斋稿》卷二十一“送周信夫序”云：“太尉府妙简属僚，至正十八年八月二日也。”王逢《梧溪集》“宋制置彭大雅玛瑙碗歌周伯温参政赋“云：“今太尉开藩之三月，适江浙参政周公分省江淮”。按宋濂撰“周伯琦墓志铭”，周伯琦分省江淮应是至正十九年，该年达丞相以便宜授周伯琦江浙行省淮南左丞分治吴。张士诚太尉开藩在至正十九年初。该年冬，方国珍被任命为江浙行省平章；按刘仁本”送谢玉成都事进表序“，二十一年秋加方国珍司徒爵，后改封太尉。张士诚是至正十八年秋以后因功被封为太尉的。元朝封官还是讲究论功行赏，综合平衡的。
2、张士诚是什么时候被元廷封为江浙行省丞相的？
无论是《明太祖实录》或者主要依据《实录》撰写的《明史-张士诚传》，论起张士诚的头衔只有二个：太尉以及自称吴王。实际上张士诚从淮南行省平章开始，加太尉，历任江浙行省平章、江浙行省左、右丞相。太尉这个爵位可以封给许多人，特别是皇亲国戚。张士诚是开府太尉，有军权，但是比起相位的行政权，还是稍有逊色的。真正权势大的是将相兼权，特别是太尉丞相，张士诚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升上来的。
张士诚在任太尉、平章时，手下人在诗文中尊称其太尉；在任丞相、太尉时尊称其相国；最后为吴王、丞相时，尊称其王相。这个王是朝廷任命的还是其自封的稍后论述。
陈基《精忠庙碑》记：“己亥（1359）腊月，妖寇犯杭。先是，行省左丞相达识帖木儿公与太尉吴陵张公（士诚）以兵属本省平章政事（从一品）兼同知行枢密事（正二品）。”
郑元祐撰《平江路总管周侯兴学记碑》“至正二十一年冬三月，张士诚为平章。”
高启《大全集》“送刘侯序”:“至正二十三年秋太尉承制。”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三“送董郎中序”云：”我相国（士诚）以武济世，今平章公（士信）开省临安。”《送真郎中序》云“至正甲辰（1364）秋，今丞相（士信）开省临安，先平章公(士信）以名臣貴胄宿德碩才遭逢盛明广大之日敭历省台秉麾授钺者有年矣。”以上二文，说明至正二十四年，张士诚为江浙行省丞相，张士信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开省临安。《送真郎中序》写于正二十四年后（或为至正二十五年），时张士信为行省丞相。
《九灵山房集》卷十三”送杨都事序“云：“杨君荐为江浙分省都事，今以前职参赞右丞公（右丞相张士诚）军府将行中吴。右丞公之守钱塘往往虚心多士......右丞公如决大川而注之海，余尚何所容喙？”这里右丞公守钱塘是指张士诚至正二十年正月保卫杭州的往事。此处右丞是右丞相的简称。
《九灵山房集》卷十三《送钱参政诗序》云 ”我相国......始参用儒服之人使以仁义为干戈礼乐為甲胄法令为矢石......”此诗为钱有壬（成夫）升任淮南参政时作。钱有壬与陈基至正二十二年为员外郎随平章张士信平淮，见陈基《夷白斋稿》卷二十一《吊徐节孝先生序》，年底升郎中回吴，次年擢太尉参軍，二十五年张士诚丞相遂超授钱有壬今职仍俾总治淮安以守其故地。
《九灵山房集》卷十三”送陈嘉兴序”云“惟我相君（张士诚）之治吴也.....”
《九灵山房集》卷十三”赠叶生诗序”云:“今相国（张士诚）开藩中吴.....时乙已（1365）之秋。”
从以上诗文我们可以知道，至正二十四年至至正二十五年秋张士诚曾任江浙行省左、右丞相。
考金哈剌史事可知，至正二十一年(1361)五月，江浙行省曾经成立一个大行省，含浙吴粤闽等地。金哈剌为左丞相，达识帖睦迩升任右丞相。至正二十四年(1364)春，金哈剌在昌国州（今定海）卒于官。金哈剌去世后，张士诚被朝廷任命为江浙行省左丞相，时间为该年夏秋之际。《元史-达识帖睦迩传》记该年张士信逼迫达丞相将左丞相让位于他显然系胡编乱造，当然这不是原来《元史-达识帖睦迩传》记载的，而是永乐年间姚广孝主持篡改的。为什么要篡改《元史-达识帖睦迩传》呢？主要有二个目的，一是要抹去金哈剌这个历史人物的真实生平，二是要为朱元璋铲除张士诚编点理由，或者说编点历史的进步意义。
3、张士诚弟士德士信述考
在考证张士诚是什么时候成为吴王之前，要论述一下张士诚的二个弟弟：士德与士信。特别是士信，按《元史-达识帖睦迩传》，逼死行省达丞相与南台普化帖木儿大夫主要是士信所为。
按陈基《夷白斋稿》卷三十五“祭故平章荣禄张公文”，士德与其兄士诚一样都颇好士，为贤仁之人。钱谦益考证其至正十七年秋八月卒于昆山。《实录》记载其十六年卒于江阴纯属胡编乱造。依笔者所见，士德卒于昆山，但年份至少要比十七年拖后一年。陈基祭文云”勤于王事，夙兴夜寐......”王逢《梧溪集》悼士德诗云“三年车辙南，北向复同轨。天王诏褒赠，守将躬岁祀。”士德自从十七年夏秋为元朝效力，至少北归打到淮，历时至少一年方能南回在昆山与朱元璋部下力战，被俘绝食而亡。死前为淮南行浙省左（右）丞，死后追封荣禄大夫、淮南行省平章，卒于十八年秋或者冬，《实录》依据《平吴录》也是记载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是追封的，只是时间提前了二年。从陈基“癸卯二月二十日舟中望虞山常熟有感”诗可知，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士德已被元朝追封为楚国公。
张士信至正十七年夏秋被达丞相任命为淮南行浙省同知行枢密院事，十九年士诚升任江浙行省平章时，接任淮南行省平章，二十二年以此职务兼都元帅开府临安（杭州），二十四年接任士诚江浙行省平章，开府临安。二十五年秋，达丞相让位，士诚从江浙行省左丞相升任右丞相，按李继本《一山文集》卷四'送陈都事使还浙东序“记方国珍此时升任江浙行省左丞相。
时江北大部被士信攻下，按陈基撰“郑国公潘德懋暨戴氏夫人墓”记，二十五年秋，元朝封功臣，潘德懋被封为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先前淮南行省扩为淮南江北行省。据此判断淮南江北行省设立左丞相，士信任此职。《元顺帝本记》记二十五年方国珍升任淮南行省左丞相是张冠李戴，此条应记在张士信头上，方国珍与淮南行省没有干系。记载士信为丞相的诗文有王逢《梧溪集》卷四“至正二十五年秋江浙行省乡试，丞相张士信命陈基等为考官。冬，丞相士信重征僧度牒钱.....”此时江浙行省右左丞相为张士诚、方国珍，张士信为淮南江北行省左丞相，而张士诚江浙行省右丞相管辖范围的行政事物交由张士信管辖居多。
从陈基的《夷白斋稿》、谢应芳的《龟巢稿》、王逢的《梧溪集》、戴良的《九灵山房集》等来看，张士诚是个忠于元朝，且人品相当不错的人。吴僧释克新《苏侯招降诗序》对张士诚的仁慈大加褒赏。《实录》称士诚与弟士信逼死达丞相与普大夫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戴良在众多的诗文中赞美张士诚，而在其《袁廷玉传》里说“普大夫署台事于越，为张太尉逼取印绶抗节而薨。”从普大夫二十一年秋任南台大夫到其卒，记时至少少记了一千天。戴良何许人？正直仁义的大儒，何会自相矛盾记载张士诚的人品呢？在《九灵山房集》卷十三“送冯员外序”中戴良评价张士信时说“平章公以杰出之资负有为之志方将贤礼僚属访问直道以一新其弊政君之往也。”评价也很高。
《明太祖实录-张士诚本传》说“弟士德最优，士信愚妄不识大体，人颇嗤之。”王逢《梧溪集》卷四“白塔行”云：“先生极惋惜张楚公（士德）而不讳其弟（士信）之恶尤见公道。”这不一定出自王逢的原诗。就像杨维祯《咏史乐府》、《铁崖乐府》“铜将军”，贬低张氏兄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照其写的“上张太尉诗”盛赞张氏兄弟可谓天壤之别。大儒杨维祯是苟且偷生的小人吗？到新朝，已是垂暮之年，何会写这种龌龊的诗文？
陆景龙（德旸）《挽普大夫》诗云：“英英正气钟河岳，赫赫髙名照古今，十道提纲徒赤手，九原饮恨只丹心，台空凤去秋云惨，屋冷乌啼夜月沉，珍重遗章犹絶笔，令人一读一沾襟。”读起来普大夫确像是忧愤自尽的。那么普大夫真的是士诚自称吴王后，逼普大夫到朝廷索要真命被逼而死的吗？
4、张士诚吴王来由考
士信不如兄士诚、士德贤良是可信的，要说士信甚至士诚逼死达丞相与普大夫则不太可信。而张氏兄弟与达丞相与普大夫不和是很有可能的。
《元史-达识帖睦迩传》记载，“士诚自称吴王后，逼普大夫到朝廷索要真命，普大夫皆不从，又迫之登舟，普大夫遂赋诗二章，乃仰药而死。时达丞相被士信禁锢在嘉兴，闻普大夫死，遂命左右以药酒进，饮之而死。士诚乃使载其柩及妻孥北返于京师。”《元史-月鲁不花》记
“转拜江南行御史台中丞。乃由海道趋绍兴，为政宽猛不颇。诏进阶一品为荣禄大夫。既而除浙西肃政廉访使。会张士诚据浙西，僣王号，度弗可与并处，至庆元。士诚部下察知之，遣铁骑百余追至曹娥江，不及而返。”
张士诚不仅逼死达丞相、普大夫，还追杀月中臣，那与元朝就决裂了。如同《明太祖实录》所记，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朱元璋发布文告，其中历数张士诚叛元的罪状，读起来有代元朝征剿张士诚的意味。
王逢《梧溪集》“哀故淮省郎中海陵俞忠夫”云：“太尉称吴王，累犯顔，忠夫谏止不听。”《元史辑要》尤义撰《陈基传》云：“基由杭来吴，参太尉军事，及太尉自王于吴，群下同声贺之，而基独谏止。太尉欲杀之，不果。已而，超授内史，迁学士院学士，阶通奉大夫，覃恩二代。”尤义字从道,吴人,至正中为陈基门生，洪武中任湖广布政司经历。以上似张士诚自封吴王。
按《实录》记载：“葵卯（1363)九月张士诚称吴王。”《元顺帝本传》云：“岁甲辰(1364)，张士诚僭称吴王。”时间记载不同。张士诚的吴王到底是不是自己封的？是不是后来获得了元朝的认可呢？或者张士诚根本就没有自称吴王，吴王原本就是元朝封的？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三 “赠富察镇抚诗序”记戴良到山东昌乐见王相总兵公（张士诚）将士深受昌乐百姓爱戴，当地镇抚为元朝官员。
《九灵山房集》卷九有戴良《泛海》、《过营邱》、《次益都》、《寓昌乐》时间应在至正二十六年。《九灵山房集-戴良年谱》考《寓昌乐》在二十七年有误。
王逢诗“刘夫人”称张士诚夫人刘氏为“至正太尉吴王嫔”，也就是称张士诚为元朝的太尉、吴王。
苏州文物局于1974年春在苏州发现张士诚早期部将潘德懋墓碑。书有“郑国公潘德懋暨戴氏夫人墓”。墓志铭由通奉大夫、学士院学士兼修史陈基撰，资政大夫江南诸暨道行御史台侍御史致仕周伯琦篆额。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曾引用陈基撰的此《合葬志》，今陈基《夷白斋稿》不见传。
墓碑记载，至正乙巳（1365）八月元朝赠潘德懋为荣禄大夫、淮南江北行中书省右丞，追封郑国公，夫人戴氏封郑国太夫人。十月，戴氏临终前嘱咐诸儿云：“今王有国，若等任则股肱，义不辄去国。”从墓志铭内容及潘德懋夫人的遗嘱知道，张士诚至正二十五年十月已由吴国公赠吴王。墓志铭所用年号、封号，以及封爵均是元朝政府的。因此张士诚及其部下均是元朝的官员，张士诚的吴王是元廷封的。
考陈基履历，至正十六年张士诚封其吴郡学馆官员，十七年达丞相封都事，二十年为员外郎至二十二年秋，至正二十三年底为左右司郎中，二十四升太尉府参军，二十五年升内史，二十六年升元廷学士院学士兼修史（从二品）。陈基撰的此《合葬志》至少作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初。
张士诚是不是如戴氏所讲的在二十五年就被封王了呢？让我们来看看当时元廷十分倚重的扩廓帖木儿封王的情况。按《元史》，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九月，扩廓帖木儿诏封中书左丞相，闰十月，诏封河南王，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个没有胡编的理由。元顺帝封张士诚吴王不会先于扩廓帖木儿的河南王，张士诚被封吴王或与扩廓帖木儿的河南王同时，更可能在至正二十六年初。陈基作潘公合葬墓志在至正二十六年，张士诚已经是吴王了。戴氏临终说“今王有国”，只是陈基叙事方便所写，戴氏临终张士诚未必已被元朝封为吴王。
《元顺帝本记》记至正二十三年八月张士诚自称吴王请朝廷正式任命遭拒后，不再供粮。而李继本《一山文集》卷四“送陈都事使还浙东序”记载，至少至正二十五年秋前，吴郡还是在供赋纳粮，只是没有方国珍的态度那样恭谦与积极。
王逢《梧溪集》卷四作有“邵彦文台掾使吴藩承过旅次问所擬河清頌稿欲归呈大夫普公。”《梧溪集》卷六“擬河清頌”记此文王逢作于至正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周伯琦以江浙左丞迁南台侍御史不赴遂告老中吴。此时吴藩张士诚与南台显然关系至少是可以的。按《澹游集》诗文可知，月鲁不花约二十二年由海道趋绍兴任南台中丞，二十四年前来余姚参加金哈剌葬礼，二十五年又前来参加追封仪式。绍兴本就是张士诚的管辖范围，《元史-月鲁不花》记张士诚追杀月鲁不花纯属胡编乱造。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四 “亡妾李氏墓志铭”记：”丙午（1366）六月，大夫公之子参政安公前来哭拜“。这个大夫公显然是指南台大夫，不是普大夫就是月鲁不花。《元史-月鲁不花》记载其次子叫老安，而没有记载其长子。参政安公或可能是月鲁不花的长子。至正二十五年，月鲁不花诏进阶一品荣禄大夫，不是拜浙西肃政廉访使，或是升任南台大夫。这时普大夫已卒于官。
从以上史料可以判断，张士诚始终奉元正朔，是忠于元朝的。张士诚既不会恶意逼死普大夫、达丞相，追杀月中丞，元朝政府也不会在张士诚与之绝裂，却毫无意义地去封张士诚吴王。而元廷对张士诚供粮存在看法是不争的事实。从刘仁本《羽庭集》、张昱《可闲老人集》诗可以判断存在这样的情况。如《可闲老人集》卷三“丞相委入姑苏索各官俸米，留别幕府诸公”云：“不比常年载酒游，杏花时节出杭州。粉闱未觉为郎贵，萱草难忘此日忧。沙漠帛书空见雁，江湖春水莫容鸥。”
至正二十三年前，金哈剌用闽盐及广东珠宝到吴易粮，张士诚供粮比较积极，金哈剌死后这种易粮变的困难，而此后吴郡收成也不好，张士诚不愿苦了吴中百姓一味供粮，不能满足大都的需求，朝廷对此不太满意，张昱诗记载了达丞相到吴中索粮的窘境，这也就是至正二十四、二十五年的事情。元顺帝既褒奖张士诚的战功，又对张士诚不能全力供粮不满，比较符合历史的真相。
要论普大夫是否是张士诚逼死的，逼死谈不上，普大夫之死恐怕张士诚负有一定的责任。金哈剌在时，将相兼权，江浙大行省基本由他统管，张士诚也心悦诚服。而普大夫曾是金哈剌的老上司，关系极好，南台行使权利畅通无阻。金哈剌死后，军政方面权利归张士诚，达识帖睦迩这个右丞相没有军队，形同虚设。南台行使权利也会受阻。
当扩廓帖木儿被封河南王，张士信要普大夫申报朝廷封兄士诚为吴王是可能的，普大夫一气之下忧愤自尽存在这样的可能。至于说张士信禁锢达丞相这是不可信的，达丞相也未必自尽而亡。最终朝廷封士诚吴王主要还是因为士诚功高，而说士诚曾经自封吴王纯属无稽之谈。否则大儒陈基等不是权阻、戴良等在二十六年不会再颂扬张士诚，而是很可能早早弃之而去了。
以上我们可以确定张士诚是元朝任命的吴王，时间应在至正二十五年冬至二十六年（1366）初，元顺帝既褒奖张士诚打下许多地盘，又对张士诚供粮不足有所不满。那么元惠宗《赠吴王》诗就能确定是写给张士诚的吗？还不能确定，因为吴王还另有其人。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