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陈傅良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事功思想
浙东学派的学者认为：治学，应注重实际的功用和效果，学以致用，建功立业，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讲求事功，本来没有什么不好，但却被人污为“功利”，就变成俗人俗事，“俗不可耐”了。事功学派的真义，究竟如何呢？
《四库全书总目》卷135：著录了《永嘉八面锋》十三卷，《提要》说：
相传此为傅良所撰,今观其间多傅良平日之语,其为陈氏无疑.案宋史本传载,傅良有《诗解诂》、《周礼说》、《春秋传左氏章指》行于世，独不载此书，其为果出傅良与否？别无显证。永嘉之学倡自吕祖谦，和以叶适及傅良，遂于南宋诸儒别为一派，朱子颇以涉于事功为疑。然事功主于经世，功利主于自私，二者似一而实二，圣人之道有体有用，亦顾其事功何如，未可以其末流，遂全斥永嘉为俗学也。
这里明确指出：永嘉学派有别于其它学派，其特点就在于提倡事功。他们本着重事功、讲实际的思想,立足现实,针砭时弊。
陈亮对以高谈儒道，不讲事功的风气，很有意见。在《戊申岁再上书》说：“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经义之为常程，科举之为正路，法不得以自议其私，人不得以自用其智，”造成了二百年所谓的“太平”。可是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至于艰难变故之际，书生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若不及时纠正，后果将不堪设想。
吕祖谦说：“居官患在因循茍且，趣过目前，不以功业自期。故更端而警之，欲其注于心也。功者业之成也，业者功之积也。所谓功业者，非欲经营分表而求新竒，凡一官一职莫不有无穷之事业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广其业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8]卷30
叶适认为当时“髙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业为可略”，影响很坏。“人之才不获尽，人之志不获伸，昏然俛首，一听于法度，而事功日隳，风俗日坏，贫民愈无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7]4不讲求事功，人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社会危机是无法解决的。
陈傅良作为浙东学派的重要人物，对事功思想自然也会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六经之学，以兢业为本。”[2]38“所贵于儒者，谓其
浙东学派的学者认为：治学，应注重实际的功用和效果，学以致用，建功立业，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讲求事功，本来没有什么不好，但却被人污为“功利”，就变成俗人俗事，“俗不可耐”了。事功学派的真义，究竟如何呢？
《四库全书总目》卷135：著录了《永嘉八面锋》十三卷，《提要》说：
相传此为傅良所撰,今观其间多傅良平日之语,其为陈氏无疑.案宋史本传载,傅良有《诗解诂》、《周礼说》、《春秋传左氏章指》行于世，独不载此书，其为果出傅良与否？别无显证。永嘉之学倡自吕祖谦，和以叶适及傅良，遂于南宋诸儒别为一派，朱子颇以涉于事功为疑。然事功主于经世，功利主于自私，二者似一而实二，圣人之道有体有用，亦顾其事功何如，未可以其末流，遂全斥永嘉为俗学也。
这里明确指出：永嘉学派有别于其它学派，其特点就在于提倡事功。他们本着重事功、讲实际的思想,立足现实,针砭时弊。
陈亮对以高谈儒道，不讲事功的风气，很有意见。在《戊申岁再上书》说：“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经义之为常程，科举之为正路，法不得以自议其私，人不得以自用其智，”造成了二百年所谓的“太平”。可是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至于艰难变故之际，书生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若不及时纠正，后果将不堪设想。
吕祖谦说：“居官患在因循茍且，趣过目前，不以功业自期。故更端而警之，欲其注于心也。功者业之成也，业者功之积也。所谓功业者，非欲经营分表而求新竒，凡一官一职莫不有无穷之事业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广其业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8]卷30
叶适认为当时“髙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业为可略”，影响很坏。“人之才不获尽，人之志不获伸，昏然俛首，一听于法度，而事功日隳，风俗日坏，贫民愈无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7]4不讲求事功，人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社会危机是无法解决的。
陈傅良作为浙东学派的重要人物，对事功思想自然也会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六经之学，以兢业为本。”[2]38“所贵于儒者，谓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