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 栖
清代的鸦片之患，史有定论。在列强频频“叩门”的情形下，清廷出于“施恩”予以“抚绥”，设立了一些通商制度（如广州十三行）进行国际贸易。在通商贸易中，对中国社会腐蚀最深、额度最大的洋货是鸦片，如郭嵩焘所说：“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尤其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碑，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虽说有虎门销烟，以及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各朝禁烟，但收效甚微。光绪七年（1881），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说：“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此类阴惨败落气象弥漫各地。恰如已故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在《剑桥中国史》中说：19世纪的鸦片贸易是“近代史上为时最久的、最有系统的犯罪行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后，清廷被迫接受了八国联军提出的《辛丑条约》。为维护满清统治、挽救民族危亡，朝廷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实施“新政”，力图在军事、官制、法律、商业、教育和社会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颁布了不少禁令，其一是再度提出严禁鸦片。光绪三十年（1904）年底，新任户部尚书赵尔巽奏请重新禁止鸦片，指出鸦片“内而年增数千万无形之惰废，外而年铄数千万立罄之脂膏，国计民生，两受其害。”这是清朝最后数年重启禁烟的开端。
清廷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
清代的鸦片之患，史有定论。在列强频频“叩门”的情形下，清廷出于“施恩”予以“抚绥”，设立了一些通商制度（如广州十三行）进行国际贸易。在通商贸易中，对中国社会腐蚀最深、额度最大的洋货是鸦片，如郭嵩焘所说：“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尤其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碑，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虽说有虎门销烟，以及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各朝禁烟，但收效甚微。光绪七年（1881），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说：“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此类阴惨败落气象弥漫各地。恰如已故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在《剑桥中国史》中说：19世纪的鸦片贸易是“近代史上为时最久的、最有系统的犯罪行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后，清廷被迫接受了八国联军提出的《辛丑条约》。为维护满清统治、挽救民族危亡，朝廷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实施“新政”，力图在军事、官制、法律、商业、教育和社会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颁布了不少禁令，其一是再度提出严禁鸦片。光绪三十年（1904）年底，新任户部尚书赵尔巽奏请重新禁止鸦片，指出鸦片“内而年增数千万无形之惰废，外而年铄数千万立罄之脂膏，国计民生，两受其害。”这是清朝最后数年重启禁烟的开端。
清廷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