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废止“完赃免死减等”条例
2024-03-28 20:56阅读：
文/沈 栖
作为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代在总结历朝历代经验的基础上，尤其是承继明制，法律似较为健全，执法也未尝不严，但无法遏制吏治日下的颓风，出现了“诛殛愈众，贪风愈甚”的趋势。究其缘故，“完赃免死减等”条例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清代惩治侵贪的法律分律文和附例两部分。前者沿袭明律旧制，后者则是因时制宜，随加修订，因为以“有例则置其律；例有新者，则置其故者”为原则，附例甚或替代、高于本律。“完赃免死减等”条例即是如此。
倘若溯源，《尚书》有“金作赎刑”一说。《晋律》规定免官可抵三年的徒刑，这是我国“以官抵罪”的开始。此后隋、唐、宋各代均发展了严密的“官当”制度，其中尤以《唐六典》最为完善，它详细规定：“五品以上，一项官职当徒刑二年，九品以上，一项官职当徒刑一年；如罪小官大，留职叙用，罪大官小，抵罪之后，余罪以钱收赎；因抵罪免职，一年后降原官一等任用。”清代的“完赃免死减等”条例堪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官当”制度。
客观说，满清开国，贯彻的是“治国安民，首在惩贪”的宗旨。作为清代第一位皇帝，顺治帝在位10年，沿用多尔衮摄政时的做法，力反朝臣提出的“交银赎罪”：“前因贪官污吏剥民取财，情罪可恶，故立法严惩，赃至十两者，籍没家产，乃今贪习犹未尽改，须另立法制。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流徙西北地方，其犯赃罪应杖责者，不准折赎。”而他的子孙在这个问题上则出现了反复。
清代史著一般都视雍正朝为“完赃免死减等”条例的肇始期。其实，它在康熙晚期已显端倪。康熙五十三年（1714），刑部尚书赖都奏称：现在亏空积至八百余万之多，其中不无家产可以清还，请分限减等，并严承追官员处分之例。经吏、户、兵、刑四部会议：凡侵盗挪移应追之赃，一年内全完，将死罪人犯比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发落；若不完，再限一年追赔，完者免死减等发落，不完照原拟监追，仍再限一年，著落犯人家属追赔。如果家产全无，保题豁免。四部议奏后，奉旨依议，钦遵在案。时值康熙主政晚末，这一条例“在案”却并未“依议”，雍正朝则沿袭之，并予以全面实施。
雍正初年，国库亏空数额巨大，竟达2000万两，其中户部亏空259万两，江南地区亏空800万两。由此，雍正帝下令：勒限一年，令监押待审的数百名官员先完挪移动之项，后完侵欺之项。若完挪移数内完足侵欺之数，其余侵欺挪移之数委属力不能限内全完者，暂停正法，仍再勒限监追。很显然，雍正帝实施“完赃免死减等”条例是基于为赔补巨额亏空的特殊背景。
《大清律例》以赃定罪（无论是“侵”罪还是“贪”罪），对贪腐的惩治非常严苛。官吏一旦涉赃，不但要治罪，甚至其子孙也不得出仕为官。而雍正三年（1725）所定的“完赃免死减等”附例使得那些侵贪者逃避了刑诛，雍正年间的贪墨之吏竟无一被杀。
针对“侵”罪即受贿罪，无论枉法（收受当事人钱财而曲法审判）还是不枉法，《大清律例》明确规定：“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无禄人各减一等，官追夺除名，吏罢役，俱不叙用。”枉法赃、不枉法赃最高刑为绞刑（前者八十两即绞，后者一百二十两处绞）。然而，司法实践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完赃免死减等”的附例：“若官吏因事受财，贪婪入己，审明枉法，及律载准枉法不枉法论等赃，果于一年限内全完，死罪照原拟减一等改流，军、流以下各减一等发落；倘限内不完，死罪仍照原拟监追，流罪以下，即行发落，其应追赃物，照例勒追完结。”如此重国帑而轻国法，无疑姑息宽纵了那些贪官污吏。
再说“贪”罪即“监守自盗仓库钱粮”，《大清律例》的律文规定：“不分首从，并赃论罪”，“一两以下，杖八十；一两以上至二两五钱，杖九十；五两，杖一百；七两五钱，杖六十徒一年；一十两，杖七十徒一年半；一十二两五钱，杖八十徒二年；一十五两，杖九十徒二年半；一十七两五钱，杖一百徒三年；二十两，杖一百流二千里；二十五两，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三十两，杖一百流三千里；四十两，斩”。而“完赃免死减等”的条例则规定：“侵盗、挪移等赃，一年内全完，将死罪人犯，比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发落；军、流、徒罪等犯，免罪。”若一年未全完，“再限一年追赔，完者，死罪人犯免死减等发落；军、流、徒罪，亦减等发落；若不完，军、流、徒罪犯人，即行充配，死罪照原拟监追……仍再限一年，着落犯人妻及未分家之子追赔”。一边是极严的律文（“四十两，斩”），一边则是极宽的附例，其中间的转化是由“完赃免死减等”为前提的。
乾隆帝即位，对雍正朝惩治侵贪的“完赃免死减等”附例有所增删，但此类案件趋多，“向来侵贪之犯，人人皆知其必不正法，不过虚拟罪名”。（《清高宗实录》卷三五一）有鉴于此，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此处置“殊不足以惩儆”。《清高宗实录》记载了乾隆六年（1741）九月和十二年（1747）九月的两道谕旨：前者命将乾隆元年以来侵贪各案人员“发往军台效力，以为黩货营私者之戒”；后者命“凡二限已满，照原拟监追之犯，九卿于秋审时核其情罪，应入情实者，即入于情实案内，以彰国法”。“因例内载有分年减等，逾限不交，仍照原拟监追之语，至秋审时概入缓决，外而督抚、内而九卿法司，习为当然。初不计二限已满，既入秋审，自当处以本罪，岂有虚拟罪名，必应缓决之理？即在本犯，亦恃其断不拟入情实，永无正法之日，以致心无顾忌。不知立法减等，原属法外之仁，至限满不完，则是明知不死，更欲保其身家。此等藐法无耻之徒，即应照原拟明正其罪。”随即，于十四年（1749）秋审时，将清平知县刘樵等三名侵贪者正法，并在宣布处决的谕旨中明示：“权不改勒限之例，若后来侵贪者复多，必照此旨办理。”
乾隆十二年（1747），刑部的一则奏疏引起了乾隆帝对“完赃免死减等”的反思。刑部奏称：“查得刑部定例，凡侵盗挪移应追之赃，分限三年。一年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应满徒；二年内全完，死罪应满流，不完者照原拟监追。其三年之内全完，如何减免之处，请圣断。”乾隆帝大惑不解，下令“查此例系何年何人所定，并雍正年间审明实系侵盗之犯，曾无一人正法者乎？并令将三年内亏空全完，作何拟罪之处，一并查奏。”大学士张廷玉奉旨查阅雍正年间四十起案件，竟无一正法。连侵贪数额达450万两、最后仍有40万两没有完赃的山西原巡抚苏克济也奉“特旨释放”。这是因为“定例只照原拟监追，而历来成案又未拟入情实，竟似拖欠帑项可以不至正法，诚如圣谕，如此科断，殊非惩贪之意。”他建议：嗣后亏空人犯除一年二年完赃减等仍照定例办理，若三年之内有能将亏空全完者，令该部具折请旨，或照二年之例减流，或照原拟监候，其完赃不能及半者，应即入于情实案内，以彰国法，使得“侵盗人员知有正法之日在，已侵者不敢复存幸免之心，即未侵者亦皆知所儆畏，贪风或可稍戢。”经乾隆帝与大学士及九卿详议后，“完赃免死减等”条例修改为“完赃只减等，不免罪”，并将它写入了《大清律例》第37条之中。
乾隆帝对“贪”和“侵”所作的界定：“渔利于民者，贪也；蠹蚀于官者，侵也。”倘若与现代刑法略加比附，前者近似贪污罪，后者近似受贿罪。乾隆帝对“律载贪罪重于侵”不以为然。他认为：“贪者固有害于下，而侵者实无畏于上，以无畏之心，而济之以无穷之欲，则派累以肥橐者有之，因事而勒索者有之，甚至枉法而受赃者有之。”乾隆帝正是从严惩官员“侵”者才铁了心要废止“完赃免死减等”条例。有例为证——
乾隆二十二年（1757），秋审将至，审阅官犯照册时，乾隆帝发现原布政使杨灏以限内完赃而归入缓决，勃然大怒：“藩司大员狼藉至此，犹得以限内完赃，概从末减，则凡督抚大吏，皆可视婪赃亏帑为寻常事……限内完赃，仍得保其首领，其何以饬官方而肃法纪耶？”（《清高宗实录》卷五四六）遂下令于湖南即行正法。翌年九月，乾隆帝下旨决定正式废止“完赃免死减等”条例：“律令之设，原以防奸，匪以计帑，或谓不予减等，则孰肯完赃，是视帑项为重，而弼教为轻也……嗣后除因公挪移及仓谷霉浥情有可原等案，仍照旧例外，所有实系侵亏入己者，限内完赃减等之例，着永行停止！”（《清高宗实录》卷五七O）在“刑律·贼盗·监守自盗仓库钱粮”本律中剔除了“完赃免死减等”的原例，附上新例：“凡亏空钱粮，除因公挪移及仓谷霉浥等案，仍照旧例办理外，其实系亏空入己者，虽于限内完赃，俱不准减等。”（《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八一）；将“所有例内枉法赃限内全完减等之条永行停止”作为“立法惩贪之道”。虽然御史汤先甲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二月上奏，对此提出异议：“州县侵亏帑项，宜照旧例办理。在贪墨败检之徒，诚何足惜？然非所以慎重国帑。”乾隆帝以“非为问刑，乃为言利”严加驳斥，又谕：“朕御极之初，承皇考整饬之后，钦遵成训，随时用中，复济之以宽大……乃沿之日久，或贪官簠簋不饬……若煦煦以姑息为仁，将官方国纪，风俗人心，何所底止！”
乾隆年间，因侵贪而立案多达30余起，其中正法或赐令自尽的封疆大吏就有26位，州县官员更多，如甘肃冒赈案，执行斩决的州县官员56人。更为可嘉的是，终其一生，“完赃免死减等”条例不再复立。《清史稿》云：“高宗谴诸贪吏，身大辟，家籍没，僇及于子孙，凡所连染，穷治不稍贷，可谓严矣”。薛福成《庸庵笔记》赞誉：“高宗英明，执法未尝不严。当时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之伦，赃款累累，屡兴大狱。侵亏公帑，抄没资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
可悲的是，嘉庆即位，面对垮塌的吏治和空虚的国库，再次恢复了“完赃免死减等”，在艰苦的整肃吏治和现实的拿钱放人之间，选择了后者。嘉庆十三年（1808），刑部尚书金光悌奏复“完赃免死减等”条例，嘉庆帝下旨议准。如嘉庆十八年（1813），福州府平潭同知徐涛赃至1000两，仅按监守自盗律拟斩监候，翌年，因一年内完赃，便在“斩罪上减二等，杖一百，徒三年”。
从雍正三年定例“完赃免死减等”，到乾隆二十三年明令废止，再到嘉庆朝恢复旧例，走了一个马鞍形。而道光帝的“罚赔”制度，其实就是“交银赎罪”的延伸和“完赃免死减等”的变种。典型的例子就是道光二十三年的“户部银库盗银案”，查明案情的道光帝下谕：从嘉庆五年（1800）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四十三年里所有牵涉其中的相关官员，都要赔偿国库损失，哪怕相关官员已经过世，该赔的也要照赔，哪怕倾家荡产，也要赔完了为止，刑罚则减等甚或免罪。如此这般，诚如晚清著名律学家薛允升（光绪年间刑部尚书）所言：“此以侵欺之罪为轻，而以帑项为重也。”（《读例存疑》“刑律·贼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