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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苏州花卉画对考证园林花卉史的意义

2022-08-15 09:3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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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苏州花卉画对考证园林花卉史的意义
明代苏州经济繁荣，人文会萃，在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出现一批以沈周为首的画家，他们的画风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取代了当时画坛上宫廷画派的主导地位。这一群体世称“吴门画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沈周、文徴明、唐寅、仇英等，人称“吴门四家”或“明四家”，史料记载，前后约有150余人，约占明代画家的五分之一。其派系形成后，世代相传，绵延不断，其中文徴明的学生与子孙就有30多人。吴门画派最盛时期，是在明代隆庆、万历、崇祯年间（1567-1644）。
吴门画派的作者有许多著名的山水、人物、花鸟画传世，但可惜近代因战乱等原因，已有不少珍品流入国外。吴门画派绘画中的花卉图，对考证我国园林植物栽培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水墨画或彩画，可以更确切的印证古文献中对花卉史的文字记载，更有一些画，补充了在古诗词与本草、花木专著及地方志中，未提及的园林植物，使我国的园林花卉史内涵更加充实。
现根据互联网上能搜索到的明代吴门画派花卉画，对研究苏州园林花卉史有较大影响的一些作品，进行简略的分析介绍。
一、 沈周的玉兰、白皮松、荔枝图等
沈周（1427-1509），“吴门四家”
之首。字启南，号石田、白石翁。长洲湘城人，别业
“有竹居”，在今苏州湘城区阳澄湖镇沈周村。
玉兰，古名木兰，但在古文献中所称之“木兰”这个词，又常是玉兰与辛夷（木笔、紫玉兰）两种植物的同名词。在花史上“玉兰”一词的出现，早见于沈周的多首玉兰诗与玉兰画，沈周在画玉兰（图-1）的同时期，也画有辛夷（图-2）。画面确证了在明代苏州的园林花木名称，已将玉兰与辛夷有了区分。沈周诗《题玉兰》“翠条多力引风长，点破银花玉雪香。韵友自知人意好，隔帘轻解白霓裳。”点出玉兰开白花，其《兰玉树图》（1478）与《写生册·玉兰图》（1494），亦证实明代玉兰的洁白花色。从古籍资料综合分析，可认定苏州唐代府衙内“木兰堂”周边种植的木兰即“玉兰”。
图-1-沈周《写生册》玉兰图
明代苏州花卉画对考证园林花卉史的意义
图-2-沈周《辛夷墨菜图卷》辛夷图
明代苏州花卉画对考证园林花卉史的意义

白皮松，古称栝、栝子松，树皮白色。白皮松的名词，最早出现在清代顾震涛的《吴门表隐》（1834）中，记述明太子太师申时行（1535-1614），在苏州宅第门前列行种植的白皮松。而沈周有关“栝”的诗《秋日早兴》与《碧梧苍栝之轩》，是最早对江南园林白皮松的记述，诗中提到自己园中的栝。沈周还有一幅画沧浪亭旧址上结草庵的《草庵纪游图卷》（1497），画面在山岗上有一株古栝（图-3），图卷的题跋谓：“主僧茂公房，房踞东偏中，有佛殿，后垣土岗延四十丈，高逾三丈，上有古栝，乔然十寻其枝骳骫深翠，数百年物。”这幅画在花史与画坛上，都是对白皮松在江南园林中的第一次记录。
图-3-沈周《草庵纪游图卷》中的白皮松
明代苏州花卉画对考证园林花卉史的意义
荔枝，为南方果树，苏州地区在史料上有二次记载，曾在庭院中种植成功。一是清张霞房的《红兰逸乘》（1822）记述宋代府署中栽有荔枝，谓“昔太守孔公尝取鲜荔支设宴，并绘图赋诗。”但这则记事，别无其它佐证资料。另一则是沈周的《白茅顾氏种荔核成树有感》图轴（1502）。图轴上半幅是沈周题的一首长诗，写对常熟白茆顾家园（后称芙蓉庄、红豆山庄）荔枝树的感想，下半幅是荔枝折枝图（图-4）。为了证实常熟荔枝结果，沈周特地派人前往核实，并取回带果枝条而作此画。当时文徴明还请福建人验证，并也有诗画，常熟的史志也有相关记载。
图-4-沈周《白茅顾氏种荔核成树有感图》（局部）荔枝
明代苏州花卉画对考证园林花卉史的意义
沈周的花卉画有许多庭院栽培的草花，如鸢尾、萱草、玉簪、百合、蜀葵、黄秋葵、秋海棠、雁来红等，表明了明代苏州园林草本花卉种植现状。其中苏州博物馆珍藏的沈周《花鸟册·雁来红》图（图-５），又证明外来花卉雁来红在我国的演化史。雁来红，苋科，草本，原产印度，因入秋大雁南飞时叶转红得名。我国雁来红的庭院栽培，在宋代已见多首诗词记载，而沈周的这幅图画有两株雁来红，一株红叶，一株黄叶，正说明在明代雁来红栽培品种已出现新品种的变异。
图-5-沈周《花鸟册》雁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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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徴明的建兰图
文徴明（1470-1559），原名壁，字徴明，号衡山，学画于沈周。
苏州地产兰花主要是春兰与蕙兰，在唐代已有记载。文徴明的《漪兰竹石图》（图-6）最早证实了苏州在明代始有建兰栽培。此前南宋时苏州的郑思肖（1241-1318）、元代画僧普明（字雪窗 ？-1352）与明代沈周的兰花画多为春兰或蕙兰。明孝宗嘉靖癸卯年（1543）初夏，文徴明作《漪兰竹石图》长卷，从图卷的画面与文字，可以确定所画兰花是建兰。江浙所产春兰与蕙兰都在早春开花，春兰一茎一花，蕙兰花茎高出叶丛，一茎有花5-11朵。而文徴明的这幅画在题跋中谓：作画在“癸卯初夏”，是夏秋开花的兰花。画面的兰花一茎多花，花茎又多低于叶丛，附合建兰的开花的性状与特征。
图-6-文徵明《漪兰竹石图卷》（局部）建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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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寅的棕榈图
唐寅（1470-1524），字伯虎、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早年随沈周学画。
棕榈，古称栟榈，原产我国，是棕榈科中最耐寒的一个树种。苏州在唐代皮日休（834-902）诗《雨中游包山精舍》，记述了洞庭西山包山寺的棕榈。明末清初徐崧在《百城烟水》中记阊门内专諸巷宝林寺，园内有十景，其中一景为“栟榈径”。唐寅的棕榈画有二幅，一幅《西洲话旧》图（1519），画面是唐寅在棕榈旁的茅亭与好友西洲话旧，另一幅《班姬团扇》图（图-7），画班姬手拈纨扇，独自在棕榈树下悄然而立。这两幅画在棕榈史上，是较早以画形式反映出棕榈在江南园林中的景色。
图-7-唐寅《班姬团扇图》棕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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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仇英的水仙、园林盆玩图
仇英（约1498-1552），字实父，号十洲，原籍太仓，后移居吴县。出身寒门，初为漆工，为人家彩绘栋宇，后被画家周臣发现有异才，收为弟子，得文徴明称誉，知名于时。
水仙，原产地中海沿岸，大概在唐至五代时引进，在我国经长期人工栽培驯化，成为一种归化植物。19世纪初，国际植物学家，正式认定为一个变种，定名为“中国水仙”。中国水仙最初为单辨花，花冠白色，副冠黄色，称为“金盏银台”，五代时黄居寀（933-993后）的《水仙画》首次印证了这个单辨品种。南宋时杨万里（1127-1206）诗《千叶水仙花》最早提到重瓣水仙的变异，这个品种后来称为“玉玲珑”。明嘉靖丁未年（1547）仇英的《水仙蜡梅图》彩画（图-8），是画坛上最早一幅显示玉玲珑的彩图，画面在一枝蜡梅下，绘有一枝金盏银台与一枝玉玲珑，这幅画对考证中国水仙的演化史有重要意义。
图-8-仇英《水仙蜡梅图》（局部）水仙
明代苏州花卉画对考证园林花卉史的意义
明代盆玩，据文震亨的《长物志》（1634）称：“盆玩，时尚以列几案间者为第一，列庭榭中者次之，余持论反是。”这段话前者即所称之盆景，后者是在庭园中以树石配置的大型花坛。这种花坛，从仇英《汉宫春晓》（图-9）、《金谷园》、《贵妃晓妆》、《西廂记》等园林景色图中，可以看到当时庭榭盆玩在园林景观中的格局。
图-9-仇英《汉宫春晓图》（局部）庭榭盆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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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之冕的琼花图
周之冕（1521-？），字服卿，号少谷，长洲人，擅写意花鸟画。
琼花，是在北宋王禹偁（954-1001）在扬州任军知事时，写了《后土庙琼花诗二首》（997），以后扬州太守欧阳修（1019-1068）又于庆历八年（1048）在树旁建“无双亭”，诗人韩琦、刘敞等赞“天下无双”，而闻名。百年后，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入侵，揭其本而去，次年，在原树遗根处出一芽，道士精心养护，数年后，树复原状。又经百年，树突然枯死 。此后，琼花为何物？何时始有？是否是“无双”？自南宋至明清一直争辩不休。 根据史料综合，琼花实际是木绣球，因木绣球的花为不孕花，无种子，是通过以聚八仙为砧木进行嫁接繁殖，而木绣球与聚八仙在苏州都有原种。王禹偁在赴扬州之前，在雍熙元年至四年（984-987）曾为长洲县令，并写过琼花诗，“尽怪吴苏地，琼花冷不销。”同时天禧年间（1017-1021）苏州太守孙冕过维扬，访之，曾谓：“山中甚多，但岁苦樵斧野烧，故木不能大，而花不能盛，逐不为人所贵。” 王禹偁与孙冕的记述，说明苏州的琼花早于扬州。
在画坛上，明代苏州周之冕的多幅《百花图卷》中，就画有木绣球与聚八仙，这进一歩佐证了苏州的琼花早于扬州。周之冕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的《百花图》水墨卷，画花木35种，其中有木绣球图（图-10），另一幅录于《石渠宝笈》（清乾隆时编著的内府书画藏品录文献）的《百花图》彩画长卷，有花卉折枝图70幅，其中同时画有木绣球与聚八仙（图-11）。此前吴门画派陈淳（1483-1544）的花卉册中亦有二幅木绣球图。
图-10-周之冕《百花图》水墨卷（局部）木绣球
明代苏州花卉画对考证园林花卉史的意义
图-11-周之冕《百花图》彩画长卷（局部）聚八仙与木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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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陆治的万寿菊、天竺葵图
陆治（1496-1576），字叔平，吴县人，因居包山（洞庭西山），自号包山。师从祝允明、文徴明，书法善行、楷，绘画犹工花鸟、山水。在吴门画派中，与陈淳、周之冕同为明代花鸟画三大家。晚年贫甚，隐支硎山，种菊自赏。其花卉作品中，有多幅海外引进的花卉作品，在我国花史与画史上都是最早的历史记录。
万寿菊，是菊科万寿菊属的一年生草本花卉，原产中美洲墨西哥。我国引进最早的记录，见于明嘉靖辛亥年（1551）陆治的《草虫群卉长卷》（图-12），画中有一丛开橙色重瓣花的万寿菊。在花史上的文字记载，最早是清初陈淏子的《花镜》（1688）始有记述。
图-12-陆治《草虫群卉长卷》（局部）万寿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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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竺葵，又名石蜡红，是原产在非洲南部的亚灌木。在现代园林花卉与盆栽花卉中，已有许多品种，是组成花坛、花境的一个重要花种。我国古籍未见记载，而陆治的一幅虫草画（图-13），确切证明在明代苏州已引进栽培。天竺葵的叶圆形或肾形，叶面有一圈暗红色马蹄形环纹；花为伞形花序，小花数朵，集生于花茎顶部。这些形态特征，画面充分显见。
图-13-陆治《虫草图》天竺葵
明代苏州花卉画对考证园林花卉史的意义
明代苏州已成为全国主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之一。这一时期，从海外引进一些花卉植物是完全可能的。陆治晚年在支硎山种花绘画，也可能接触过一些海外花卉，在陆治的多幅花卉图中，除万寿菊与天竺葵外，还有几种花卉图形，在此前国内的花鸟画中从未有过，而与现代一些海外引进的花卉有相似之处，实是何种园林栽培植物，还需进一步研究考证。
七、周臣的棕榈科植物图
周臣（1460-1535），字舜卿，号东邨，吴县人。唐寅、仇英曾随其学画。
在互联网可搜索到二幅周臣的《山亭纳凉图》，其中一幅在亭前后有数株似棕榈科刺葵属的植物（图-14）。这幅图中几棵树，与原产非洲西岸加那利群岛的加那利刺葵（又名加那利海枣）相似。加那利刺葵是一个著名的景观树种，较耐寒。据有关资料记载，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有引进，80年代福建等地已批量进口。21世纪初苏州已应用于园林绿化，冬季经适当保护，可露地安全越冬。有关这幅画的资料不多，尚需进一步探索求证。
图-14-周臣《山亭纳凉图》（局部）加那里刺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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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文伯仁的邓尉观梅图
文伯仁（1502-1575），字德承，号五峰，文徴明姪。
梅是苏州的原生树种，唐代已有果梅与花梅两个栽培类型。宋代范成大《梅谱》记录苏州有2个果梅品种，7个花梅品种。明代由于果梅加工业的发展，促进了苏州西部山区种梅面积的扩展，早春开花时的花海，十分壮观，光福邓尉赏梅之风渐兴起。杨循吉《吴邑志》（1529）中谓：“吴邑梅，光福山中尤多，花时香雪三十里，物外奇赏也。” 王穉登（1535-1612）诗《冒雨游玄墓》诗曰：“发兴上篮舆”，“寻花欲乞命”。玄墓山在邓尉南1.2公里。文伯仁的《姑苏十景册·邓尉观梅》图，印证了苏州的“梅海”，与上山赏梅所坐的篮舆，这是全国梅区形成赏梅景观的最早历史记录。
图-15-文伯仁《姑苏十景册·鄧尉观梅》（局部）梅海与篮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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