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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父亲徐史

2023-09-17 21:16阅读:
晓 克
回忆我的父亲徐史
我的父亲徐史,曾用名云进宝。1922年10月5日出生在土默特旗双号村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 我家祖上家道殷实,大约是我父亲的爷爷时家境开始破落,到我爷爷时就已颓败不堪,成为穷人。奶奶病逝的早,爷爷身体不好,生活憋蹙。我父亲和他三弟只有十多岁就去给本村地主扛工,他们的长兄墨志清先后在蒙藏学校读书,或在本旗衙署应差。
1940年2月,中共土默特工委又一次动员土默特地区蒙汉族青年去延安学习,云北峰秘密邀约墨志清前往。临行前,墨志清回到家乡,想带领他的两个弟弟,即我父亲和三伯一起前往延安。后来他们觉得三弟年龄偏小,又怕老父亲太孤独,决定把老三留下,我大爷和我父亲二人瞒着我爷爷,溜出村外,直奔大青山。按照事先约定,他们来到山脚下把什村与其他准备去延安的人员汇合。在把什集合齐队伍后,进入山沟,经过大半夜急行军,到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受到姚喆、贾力更等领导接待。经过整修后,他们一行经由大青山,绕道蛮汉山前往延安。到延安后,进入陕北公学,父亲被编入五十五队民族班。1942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五十五队编入该校。同年秋末,中央民族学院并入延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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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此前没有上过学,起初学习比较吃力。但他是个较真、要强的人,在学习上特别认真。1944年冬,延安民族学院举行了一次大考,按成绩重新编了班,二班成绩好的升到了一班。升到一班的人中就有我父亲。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他的学习成绩和文化水平已经赶上来了。1945年1月,经赵青山、塔拉二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被派往绥蒙政府工作,前往四子王旗任副旗长。
1945年9月,绥蒙政府派我父亲以及高兴赛、云志安等人到察哈尔右翼四旗开展工作。当时,察哈尔右翼四旗包括镶兰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日寇投降后,这些旗的政权机构都处于瘫痪状态,旗里还有一些日伪时期留下的旗保安队,形势十分复杂。父亲的任务是前往正黄旗开展工作,建立政权,整顿地方武装。 父亲来到正黄旗后,立即投入工作。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得知原总管额勒恒格廉洁公正,在旗民百姓中颇有威信,父亲先后两次登门拜访,希望他能够出来工作。第一次额勒恒格推说自己身体不适,难以从命。第二次又推说他是吸大烟的,到旗府再摆烟灯不成体统。父亲不厌其烦,反复劝说额勒恒格,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感化了这位老总管,额勒恒格愉快地以旗长的身份到旗政府工作了。在额勒恒格的协助下, 正黄旗旗政府从开始正常办公,到后来健全政府机构、整顿旗保安队等一系列工作都开展的比较顺利。 1945年11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要求各盟、旗都建立联合会,盟建立分会,旗建立支会。在这样的形势下,正黄旗也建立了旗支会,父亲担任旗支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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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归绥及武川以西的地区还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着,随时有进犯察哈尔解放区的可能,而在察哈尔境内匪患猖獗,严重妨碍着自治政权的巩固,威胁着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遵照绥蒙区党委的指示,察右四旗自治政府都组建了旗保安队。 正黄旗保安队是在改造整顿伪正黄旗保安总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队长由我父亲的战友赵永胜担任,阿克旺任副队长。1945年12月,根据绥蒙军区的决定,正黄旗保安队骑兵80人,在我父亲和赵永胜、阿克旺带领下开赴集宁,编入新组建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独立旅第一团。骑兵独立旅第一团下辖三个连,我父亲担任三连指导员,一二连指导员分别是赵永胜、云世英。 1946年5月,父亲被派往察盟哈巴嘎区工作,任区长。同年10月,又回到骑兵独立旅参加战斗。11月,骑兵独立旅改编为骑兵第十六师,父亲任连指导员、师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1948年1月,父亲被调任内蒙古党委警卫团一营教导员,5月,任内蒙古党委调查研究室组长。1948年12月,父亲被调往兴安盟科右前旗居力很努图克工作,任区委书记。1949年3月至1949年7月任绥远干部队副队长。1949年11月,调任绥东中心旗委书记。
父亲在绥东工作期间,敌我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小规模的战斗时有发生。父亲率队刚编入骑兵独立旅第一团后不久,是年年底他率领一支由21人组成的武装工作征粮队在贲红乡一带工作,突然与一支国民党地方杂牌军遭遇。父亲他们工作队人少势单,坚守在一个土围子里,双方发生激烈的战斗。天黑后,父亲他们声东击西,机智地突出重围,安全转移。在骑兵独立旅期间,一次父亲和赵青山等三人被派往刚经过我军整编的原伪蒙古军的三个连队任指导员。这支部队虽然已经整编,但情形极不稳定。一天,父亲发现他所在的第一连官兵行踪诡异,似乎在酝酿着什么阴谋。他立即返回部队,向领导做了汇报。李森旅长让我父亲在部队留宿一夜,观察情况发展后再做处置。第二天,传来了三个连队哗变的消息。在第三连担任指导员的赵青山牺牲在哗变中。当时,那三个连队驻地分散,互相距离较远。父亲想和赵青山等二位同志取得联系根本不可能。赵青山是父亲的挚友,他的牺牲在父亲心灵深处留下了长久隐痛。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在部队或地方工作,父亲都经历了许多次大小战斗。据父亲零零碎碎的讲述,我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个特别敢于战斗、善于打仗的人,机智勇敢,敏捷多谋,在战斗中很少吃大亏。经历了多少次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消灭了许多敌人,但他却没有受过什么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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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夏,父亲由绥东中心旗调到土默特旗出任旗长。翌年4月底,朱德总司令到绥远省视察工作,顺道去位于归绥市南郊土默特旗桃花板村的昭君墓参观。那天,我父亲作为旗长陪同朱德总司令,陪同的还有旗委书记郭启民。总司令知识渊博,平易近人,一路上谈笑风生。在昭君墓总司令讲述、缅怀了昭君出塞和亲,使汉朝与匈奴和好,边塞烽火熄灭的历史功绩。参观完昭君墓,朱德总司令又来到农业社办公室休息,他们朴素的衣着,和蔼的谈吐吸引了过往的老乡驻足聆听。乡亲们一开始不认识总司令,称他为老人家,热烈的和他拉家常。后来,不知哪位村民看到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和朱老总的画像,才惊喜得说,“您是朱老总啊,您老在我们这儿多住些日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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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6月,父亲兼任土默特旗旗委书记。1958年6月,调任乌盟盟委工业部副部长。1960年6月,父亲被任命为内蒙古人委农办处长。1965年3月,任呼和浩特市郊区区委书记。1966年2月,内蒙古党委设立“五大委”,父亲被任命为内蒙古党委计划政治部主任兼自治区人委计划委员会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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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4月,恢复工作,任内蒙古农业厅副厅长。1983年10月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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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革命工作中 ,父亲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始终忠于党的事业,积极为党工作,谦虚谨慎,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不谋私利,实事求是。在他所有工作过的地方、单位都受到领导尊重和同志们敬佩整 父亲追求真理 ,终生好学,尤其是对革命理论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学习更是持之以恒,孜孜以求。在学习、阅读过程中,他经常做笔记,加深理解和记忆。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有个大书架,透过两扇玻璃滑窗看到里面整齐齐摆放着不同开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每次搬家,这个书架都会被搬到新家安置好。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之际,再次翻看这些书籍,其中用红、蓝笔的勾勾画画、空白处夹杂的心得、批语,勾起我们对父亲无尽思念和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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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身于农民,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这在他的言行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无论何时,无论他任什么职务,只要乡亲们找他办事,他都会热情、诚恳地帮助办理。如果是违反规定或违背政策不能办的,他也会为之耐心说明。记得我小时候,家里经常有老家的乡亲来办事,有的索性就住在我家。当时,家里的食宿条件并不好,父亲却宁愿让我们受点委屈,也不让来的乡亲感觉到生分、冷落。有时,他的这种思想意识甚至表现的有些过分。一次我三伯带着几位乡亲在我家住着办事,他们走后当天早上,我母亲把他们盖过的被子晾晒出去,父亲上班途中有事返回,看到我母亲正在打扫除虱,认为我母亲这样做是看不起三伯和乡亲,嫌他们脏,大发脾气。父亲的人生经历,有一多半是面向农村、面向农民做工作的。从我刚记事开始直到他离休之前,在我印象中,他经常下乡蹲点,基层调研,即使是回机关工作,也有许多内容是直接事关农村和农民的。为了做好工作,他经常废寝忘食,加班加点。上世纪80年代,我已经参加工作,还要经常在下班后去他农业厅的办公室叫他回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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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特别喜欢栽种果蔬园艺。我上小学时,我们家在内蒙古人委宿舍住,是平房小院,院里有一小片空地。当时,家家在自家院内栽种各种蔬菜,我父亲当然也在其中,只是他种的小院蔬菜,总比别人的长得好,果实也结得多,茄子、黄瓜、西红柿、豆角、青椒,应有尽有,不仅小院里显得生机勃勃,更重要的是得了不少实惠,一夏天小院里产的菜足够吃,有时多的吃不了还得送人。文革后,父亲在农业厅工作时,我家搬到农委大院。一家一户的独门小院为他施展园艺技能提供了更好条件。各种蔬菜种的好被周围众多邻居所称道,小院里的两架葡萄树和两棵苹果梨树更是非常繁茂,令人称奇。经常有远近邻居前来请教栽培、修剪技术。当时,老徐头的葡萄树名传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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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性格沉稳,不善言辞,不苟言笑,有时甚至让人感到有些古板和严肃。不仅我和妹妹小时候有些怕他,就是堂表兄弟姐妹也都不敢在他面前任性造次。这对于我们的成长也还是有好处的,我们学会了沉稳坚定,不屈不挠,尤其是我,和他学到了很多作男人应有的品行。进入老年后,父亲的性格有所改变,显得柔和慈祥了许多。60岁那年,我的儿子降生,他得了孙子。这个孙子成为他离休后生活的重心,幸福的源泉。在孙子成长过程中,父亲为之倾注了无尽的辛劳、亲情和慈祥,让周围了解他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只要小孙子陪伴在他身边,他的生活就充满乐趣,他的脸上就洋溢着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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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夏,父亲得了脑梗病。原来腿脚利索、反应敏捷的他,一下子行动困难,反应迟钝了。尽管他自己有着强烈的治疗愿望,我们家里人也都积极为他治疗,但无奈现代医疗技术对这种病也还是束手无策,除了输液、服药维持之外,他希望的痊愈根本没有希望实现。看着他被病痛折磨,日益虚弱衰老下去,心里真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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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春节过后,我儿子,就是他心爱的孙子接到北京某重点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儿子在第一时间将此消息告诉他爷爷,他爷爷眼中流露出久违了的喜悦神色。他始终盼望着看到小孙子上大学,愿望终于实现了,这大概给日薄西山的他带来了最大也是最后的慰籍!不久,这年3月4日,父亲静静地走完了他82年的人生道路,离开我们而去。
回忆我的父亲徐史
201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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