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至洛阳不过一百多公里，利用下午时间先转转二里头博物馆。
沿途景点前文多已写过。之前多次到过洛阳，此次主要看博物馆。 
14:38，晋城南二广高速入口，968公里。
14:48，天井关隧道，看见天井关最高处的那棵古槐。见前文《2023郑州到太原》。
进入河南界，下坡路西转。大平原
14:38，晋城南二广高速入口，968公里。
14:48，天井关隧道，看见天井关最高处的那棵古槐。见前文《2023郑州到太原》。
进入河南界，下坡路西转。大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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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左侧下方，可惜隔着隔离带。 
魏巍太行横亘两省之间，阶梯南下。
15:30，过黄河，地势平缓。距小浪底还有段距离。
二广转连霍不远，15:43，会盟收费站出高速，1059公里，67.58元。南走乌海线，进偃师市地界。
路边标识：“夏都，翟镇”。这里距二里头博物馆不远了。
16:00，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还来得及，1071公里。
二里头遗址平面图。博物馆位于南端，北部两村之间是一二号宫殿、作坊遗址，北端是祭祀、墓葬区。
同其他新建博物馆一样，馆内空间巨大。第一展厅。
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以来，经过60年的考古发掘，确认为华夏第一王都，夏朝从传说走向历史真实。
第一个王朝，夏朝历史。
《史记》卷二《夏本纪》。
大禹像。
4000年前黄河流域洪水遗迹，时间在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之间，恰好是大禹时代。
二里头遗址位于伊洛河故道的二级台阶上，洪水堆积层清晰。
《尚书﹒禹贡》九州全图。
豳公盨与秦公簋铭文。
禹都阳城、禹征三苗、禹会涂山的疑问。
《史记·夏本纪》：帝舜选择大禹作为继承人，禹避居阳城。但众望所归，最终大禹遵从民意，即天子位。
20世纪70年代、2002至2005年，在登封市告成镇八方村东侧的王城岗（前文《观星台》西）发现了3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城址东侧发现战国时期的阳城城址、带有“阳城”戳记陶器，认为王城岗城址就是禹都阳城。
禹征三苗。豫西王湾三期文化，在夏代早期，呈现明显扩张态势，从豫西急剧南进江汉平原腹地。
相应地处江汉平原的三苗集团都邑性遗址——石家河古城则走向衰落，继之的后石家河文化产生突变，是与南渐的中原王湾三期文化交融之后的结果。
龙山文化扩张图。
灰嘴遗址，偃师，为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一处石器制造遗迹。王湾遗址，洛阳，早期夏文化。
夏历十四世十七王，前后400余年。夏王朝的兴衰，与东夷族密切相关，夏夷在冲突中交流融汇。夏王朝的命运系于夷人进退东西之势，几度迁都，几度兴衰。商汤也因与东夷结下景毫之盟，才导致了伐桀代夏的结果。
新密古城寨遗址，大致在公元前2090—2030年。迄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南、北、东三面城垣和南北相对的两个城门缺口。地上城墙总长1265米，残存高约7—16米。城外三面有壕沟环绕，城西临溱水，水宽而沟深成为自然屏障。
廊庑大型宫殿基址。
陶甗(yn)，龙山文化（距今4400-3800年），古城寨遗址出土。
主要用于蒸煮食物，为两种器物组合而成，上部为甑，下部为鬲，体型庞大。
瓦店遗址，禹州市，可能是夏启所都的阳翟。
后羿代夏。夏启崩,子太康立。太康不理朝政，政权旁落，于是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意欲取而代之。后羿以善射著称，原居于鉏(chú，今滑县)，后西迁于穷石（洛阳），并进入夏王朝的核心统治层。太康最终被后羿驱逐出朝廷，不得返国。
新砦遗址位于新密市刘寨乡新砦村，主体遗存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新砦期”。出现大量东夷文化因素，当“后羿代夏”期间的夏文化。发现一处“墠”(shan)类遭存，表明该地属于王都性质的都邑。
陶龟，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祭祀品，距今3850-3750年。长10、宽6厘米，头、足缺失，仅存龟甲部分，龟甲无纹饰。龟因其长寿，被视为灵物。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就已经出现用龟现象。夏代以来，龟灵崇拜和用龟占卜的习俗逐渐增多。
少康中兴。
夏商更迭。
第二展厅，赫赫夏都。二里头，古洛水之北，一个古老而神奇的村落，尘封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和记忆。
1959年，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根据文献记载和历史地理信息，在豫西一带寻找“夏墟”，开启了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的新征程。60年丰富的成果足已证实，二里头曾经是规划有序、布局严谨的华夏王都。
王朝祀典。
祭祀遗迹。
幼猪祭祀遗存。
圆形祭坛。
一号宫殿与祭祀坑。
1、2、3号建筑基址近旁，作坊区铸铜遗址中，也发现多处祭祀遗存，尤其以1号宫殿基址最为集中。1号建筑基址上发现的与祭祀相关的遗迹，绝大多数打破基址的上层夯土，应属于宫殿使用时期，其中VM52、M54、M55三座小墓顺时针围绕着VH80，三座墓葬中的人骨均无随葬品，很可能是用于祭祀的人牲。
卜骨，2005年出土。
陶龟与陶鳖。
陶龟，1960年出土，与前展厅新砦遗址出土的陶龟比较，头、足残缺、仅存龟甲部分。背部为屋栋形，用方格纹表现龟甲图案，腹部平坦，龟甲的维甲报隆起很高，从纵侧西看呈三角形。这件二里头遭址出土的陶龟是夏代龟灵崇拜和用龟占卜习俗的实物见证。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夏礼”的蛛丝马迹。
礼以酒成。“礼（禮）”字本意就是以“醴（酒）”举行的仪式。夏人与酒关系密切，夏后少康被誉为“酿酒始祖”，史称“杜康”。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和陶质酒器可以窥探当时饮酒之盛。
酒器是夏人礼仪制度中的重要载体。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制酒器有温酒、盛酒和注酒用的盉、鬶，温酒或饮酒用的爵，饮酒的觚等，酿酒和贮酒用的大口尊等。
青铜酒器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从陶质酒器的形制演化而来，数量极少，只有高级贵族才能够使用。人们掌握铸造青铜容器技术后，首先被用作酒器，足见酒器在当时王朝礼制中的崇高地位。
铜爵、陶爵。
铜斝（ji）、陶壶、陶觚。
陶制酒器。
铸鼎象物。鼎是史前时期最常见的炊器。夏代青铜鼎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礼器，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鼎有青铜和陶两种质地，陶质圆鼎和方鼎的流行，反映出鼎在贵族礼仪实施中的重要功能和在夏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鼎在商周时期持续发展，郑州商城就发现埋有大方鼎的铜器密藏，殷墟则出土有重逾832公斤的司（后）母成大方鼎，两周时期则以列鼎制度彰显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夏商周三代在用鼎礼仪制度上一脉相承。
陶方鼎。整体正方形，表面有类似太阳形状的涡纹。造型由浑圆鼓腹变为方形腹，宽博而厚实。下接四足，对称而稳定。打破圆腹三足的一贯模式，实用功能减退，审美形式感显现，礼仪性逐步占据主要地位。为商代青铜方鼎的出现作了器型先导疑，为陶器艺术乃至整个造型艺术提供范式。
乐以相和。想起《山西博物院》里的陶寺。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乐器有铜铃、陶铃、石磬、漆鼓、陶鼓和陶埙等多种类型，推测夏代已经有比较完备的乐制。铜铃多配有玉、石质的铃舌，上残留有用于系挂铃舌的麻绳，外有纺织品包裹痕迹。
石磬，复制品。
陶鼓形壶，1991年出土，泥质黑陶，圆形口，圆鼓形腹，两鼓面各有象征鼓钉的圆泥钉，鼓身下原有二足，已残失。整个器形端秀，纹饰素雅，活泼之中不失精严，从中可以管窥这一时期的制向审美韵，在商代也有发现。
铜铃。
透底器，陶埙（复制）。
龙腾华夏。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龙崇拜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经夏商周三代，至秦汉时期基本成形。夏代有尚龙之俗。二里头遗址出土较多龙形象文物，绿松石龙形器可以视为华夏民族最早的龙图腾。
陶堆塑龙纹透底器，1992年出士。龙（蛇）形象在二里头遗址中多有发现，除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还以陶塑形象、刻划图案等形式出现。二里头文化装饰有龙形象的器物基本上仅见于二里头遗址，且都发现于宫城或其周围的重要地点，表明龙形象器物为社会上层所专有。
龙（蛇）形象大多饰于陶透底器上。这种器物造型奇异，底部有中空的圆孔，可以肯定不是容器，有学者认为其应属于一种祭器。
龙纹透底器与鱼龙纹陶盆。
鱼龙纹陶盆（复制品），2003年出土于宫城外侧。内壁磨光，盆口内沿有一周浮雕蛇塑，蛇塑上方阴刻一圈鱼纹，故又称“蛇纹陶盆”。该陶盆体型庞大，造型规整，鱼龙雕刻精细写实，生动逼真，为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中为数不多的珍品。
龙纹陶片。
奉玉成礼。“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二里头出土的玉器主要有礼器和仪仗类的牙璋、璧戚、圭、琮、戈、钺、刀、柄形器和铃舌等，工具及武器类的铲、锛、凿、镞和纺轮等，装饰品类的圆箍形器、环、坠饰、尖状饰、管和月牙形器等。其中显示王权神圣威严的仪仗用器，特别是有刃玉器受到高度重视。
铜、玉礼器与宫城、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大体同步，说明用以维持王权的宫廷礼仪已大体完备。可见来自东方大汶口-——龙山文化、南方后石家河文化和西北的陶寺、石峁文化因素，通过四域的整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成为多元一体的实物例证。
石钺，2007年出土。中心有一大穿孔，下端由四道弧形刃构成。石质厚重，造型美观，已区别于实用钱，不具有实用功能，应用于礼仪。
三孔玉刀，两件，2015年出土。
刀长50余厘米，长条扁梯形，器物较薄，背部较短而平，刃部直而长，双面刃，两侧边有齿状饰。显然不是实用器，可能是用于特定礼仪场合的祭祀和仪仗器。
另件裂损。
玉璋，1980年出土。不知二里头出土多少玉璋，许多博物馆都有收存。
牙璋是政治权力的象征。作为中国王朝国家文化孕育原生地的牙璋，它随着二里头文化的扩张，将王权礼制的影响辐射到中国南部和更广大的区域。
二里头牙璋传播的模式，反映出广域王权制度在东亚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波及，也印证出二里头政权成为此广域政治核心的代表。
考古博物馆所展二里头石璋。
考古博物馆所展二里头玉璋。
考古博物馆陈列牙璋，“四方辐射，大国雏形”。
二里头馆，网格纹铜鼎，1987年出土。通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底径10厘米。
造型和纹饰风格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形制一脉相承，但材质却是当时罕见的贵金属——青铜。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鼎，是王权礼制萌生的象征。
“华夏第一爵”，乳钉纹铜爵，夏代礼器，1975年出土。
高26.5厘米、总长31.5厘米。束腰平底，三锥足细长，流折处钉形短柱，腹部凸线列乳钉纹。其长流尖尾，清逸舒展，造型夸张，形态修长，极富美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青铜器之一。
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1984年出土，长16.5厘米，宽8—12厘米。
是极具二里头文化特色的重器。器身以青铜铸出主体框架，呈四角钝圆，略呈亚腰形，两侧各有对称环纽，其上以数百片绿松石拼合镶嵌出兽面纹。其加工精巧丝丝入扣，历经三、四千年无一松动脱落。
二里头出土三面铜牌饰。出土时安放在墓主人胸部，从两侧有对称的穿孔钮可见，穿缀系于主人胸前，应作为沟通天、地、神、人等的重要载体。
另两面现存考古博物馆。简介：以浑圆的绿松石珠为晴，勾画出奇异的神兽形象。是中国最早的“金镶玉”艺术品，开创了商周青铜器上兽面母题的先河。
二里头馆，七孔玉刀，1975年出土，长65、宽9.5、最厚处0.4厘米。
玉料呈墨绿色，局部有黄色沁。刀形扁平，呈肩窄刃宽的宽长梯形，两侧有对称的凸齿。玉刀两面纹饰相似，皆以交叉的直线阴纹组成网状和几何图形。刀背处有等距且排成一条直线的七个圆孔。这是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玉器，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玉器珍品。
二里头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绿松石龙形器，展示于大厅中央。
前文《2017濮阳博物馆》有蚌塑龙虎墓（复制，原件在国博），为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称“中华第一龙”。
简介：绿松石龙形器， 2002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东部3号基址南院内M3，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
墓内随葬品数量众多，总数达上百件，包括绿松石龙形器、铜铃、斗笠形白陶器、漆器、海贝等珍贵文物。其中龙形器和铜铃作为祭祀时所使用的器具，加之白陶器和漆器的稀有，可以看出，墓主人应该是二里头文化早期的一位高贵的宗教神职人员。
研究认为，墓中出土的各类器物，汇聚了不同地区的资源体现出二里头统治者对四域文化创造的掌控和强力整合。这种构建广域王权国秩序的努力，见证了二里头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
绿松石龙形器，用木框罩着，复制品。
墓葬另侧。
绿松石龙形器，原件在考古博物馆。
考古馆简介：随着中原王朝的社会文化整合，各地具有多源性特征的新石器时代的“龙”形象规范划一，并逐渐抽象化和神秘化，作为兽面形象国定下来，成为王室贵族礼器或威权物品最重要的装饰主题。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龙身有铜铃，内有玉石铃舌。《诗经》中记周王祭祀于宗庙，有“龙旗阳阳，和铃尖尖”场景描写，与绿松石镶嵌器(龙形器或铜牌饰)、铜铃共存的情况，颇为契合。当时铜铃呈古铜色，与蓝绿色的绿松石交相辉映，可以想见持有者的气派。
考古博物馆所展铜铃、玉铃舌，陶埙。
二里头出土另一重器象牙权杖，也存考古博物馆。二里头馆竟然没有复制品。
象牙权杖的结构形制。
二里头馆其它礼器、装饰品。
嵌绿松石玉钺，1980年出土。长9.2厘米、宽8-9.4厘米。上部有两个穿孔，下孔用圆绿松石嵌平，是象征高级贵族权力的礼仪性玉器，亦为二里头文化大型有刃玉礼器群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斗笠形白陶器，2002年出土。
干嘛用的？
绿松石串珠，1981年出土，由88颗绿松石珠管组成。
骨猴，装饰品，2002年出土。
二里头青铜兵器，有戈、钺、斧等，多为墓葬的随葬品。较钝的刃部特征可见，应非实用性兵器，而是用来表现威仪的礼仪用器。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兵器。
青铜镞。
不同材质的镞。
二里头墓葬，已发掘400余座，充分展示了当时的丧葬礼俗、社会结构及其礼制。死者身份尊卑有别、贵贱不一，其随葬器物的使用、墓圹规模受到严格限制，当时社会等差有序的礼制已经形成，特别是青铜礼器的有无和数量多寡已成为等级身份的核心标志。
VIKM3墓葬。
墓葬1。
另侧。
墓葬2。
墓葬3。
墓葬4。
第三展厅，建中立极。“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二里头遗址所处的洛阳盆地，处“天下之中”的“国中”之地。恢宏而完备的都邑规划、排列有序且中轴对称的大型礼制建筑群、夯土围垣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从贵族到平民不同等级的墓葬、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区等等，标志着具有广域王权的东方第一王都、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自此发轫。
交通网。
周边资源。
周边文化因素。可能从西北学会青铜铸造技术，从东方或东北获得铜原料。
象鼻盉、鸭形壶等器型受南方影响。
海洋因素。海贝的出现、繁盛与衰亡与青铜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消失大致吻合，中国古海贝可能自印度洋、土库曼、大草原再输入内地。
二里头青铜战斧、环首刀应属于北方草原系青铜器。
二里头式酒器的分布，从海纳百川到四散传播。
象鼻盉。
象鼻盉，铜牌饰。
部分陶器。
陶器。
陶器柜。
特殊器形：鸭形鼎，1963年出土。
白陶盉。
陶高柄豆，1982年出土。
石轴承，用于玉石加工。
角器。
龙纹陶范。陶器中龙纹装饰的大量出现，证实了《列子》所言的夏后氏“人面蛇身”、帝孔甲“御龙以登天”的神话传说，以及夏人常以龙为化身和以龙为族缴的社会习俗。
绿松石兽。
二里头一号宫殿复原模型。
考古博物馆中模型。一号宫殿基址位于二里头遗址宫城的西南中部，1960年发现，面积约1万平方米。是一座建于大型夯上台基之上的复合建筑，台基平面略呈正方形，东北一隅凹缺，坐北朝南。台基上保留有大量柱洞、基槽、墙基，据此可知台基上的建筑群包括主体殿堂，四周廊房、围墙，庭院、南面门塾和门道，东、北面侧门等，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布局谨严的大型宫室建筑。其性质可能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朝堂、王宫、宗庙等礼仪性建筑。使用时间为二里头文化晚期。
顺便列几件现存考古博物馆的二里头出土文物。陶瓮。
附加堆纹陶鼎。
陶盉。
陶盉。
陶器。
铜爵。
铜礼器。
玉圭，鸡骨白玉，方首钝刃，角略圆，形如铲。一面有不太清晰的绿色细线方格形沁痕，一端有两个对穿的圆孔，在两孔之间有一周不太明显的凹槽，腰部有凸弦纹两周。出土时上部稍有残缺，表面沾着大量朱砂。
玉戈，淡青色，三角形援首，双刃。近内处有阴刻平行线纹，内部有一圆孔。
石钺，三孔玉刀。
玉璧戚，玉钺，玉柄形器。
返回二里头馆。农业。
畜牧业。
刻符与表述。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迄今已发现数十例之多，这些符号分别表述着数字、器物、植物、动物和自然现象等，与后代成熟的甲骨文有着多种联系，为诠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出博物馆，已17:00，夕阳夕照。
东北方向是考古遗址公园。
这么远，快走需10分钟。
遗址残垣，看不清了。
去洛阳，绕行汉魏洛阳故城。在白马寺东侧农田里，铁栅栏围着。
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相继在此建都，长达600年之久，见证了众多中国古代重大历史事件。
远处土墙，是哪个朝代？
18:40，夜住洛阳应天门附近，1111公里。转转夜景。
天门是隋唐洛阳城宫城——紫微城的正南门，始建于隋大业元（605）年。2019年9月重建开放，成为近年洛阳热门打卡地。门票不菲。有免费票，需提前5天申请。
应天门前后尽是唐装直播。北广场。
北侧隔马路，是新建的武则天明堂、通天塔，比想象的小。
魏巍太行横亘两省之间，阶梯南下。
15:30，过黄河，地势平缓。距小浪底还有段距离。
二广转连霍不远，15:43，会盟收费站出高速，1059公里，67.58元。南走乌海线，进偃师市地界。
路边标识：“夏都，翟镇”。这里距二里头博物馆不远了。
16:00，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还来得及，1071公里。
二里头遗址平面图。博物馆位于南端，北部两村之间是一二号宫殿、作坊遗址，北端是祭祀、墓葬区。
同其他新建博物馆一样，馆内空间巨大。第一展厅。
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以来，经过60年的考古发掘，确认为华夏第一王都，夏朝从传说走向历史真实。
第一个王朝，夏朝历史。
《史记》卷二《夏本纪》。
大禹像。
4000年前黄河流域洪水遗迹，时间在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之间，恰好是大禹时代。
二里头遗址位于伊洛河故道的二级台阶上，洪水堆积层清晰。
《尚书﹒禹贡》九州全图。
豳公盨与秦公簋铭文。
禹都阳城、禹征三苗、禹会涂山的疑问。
《史记·夏本纪》：帝舜选择大禹作为继承人，禹避居阳城。但众望所归，最终大禹遵从民意，即天子位。
20世纪70年代、2002至2005年，在登封市告成镇八方村东侧的王城岗（前文《观星台》西）发现了3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城址东侧发现战国时期的阳城城址、带有“阳城”戳记陶器，认为王城岗城址就是禹都阳城。
禹征三苗。豫西王湾三期文化，在夏代早期，呈现明显扩张态势，从豫西急剧南进江汉平原腹地。
相应地处江汉平原的三苗集团都邑性遗址——石家河古城则走向衰落，继之的后石家河文化产生突变，是与南渐的中原王湾三期文化交融之后的结果。
龙山文化扩张图。
灰嘴遗址，偃师，为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一处石器制造遗迹。王湾遗址，洛阳，早期夏文化。
夏历十四世十七王，前后400余年。夏王朝的兴衰，与东夷族密切相关，夏夷在冲突中交流融汇。夏王朝的命运系于夷人进退东西之势，几度迁都，几度兴衰。商汤也因与东夷结下景毫之盟，才导致了伐桀代夏的结果。
新密古城寨遗址，大致在公元前2090—2030年。迄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南、北、东三面城垣和南北相对的两个城门缺口。地上城墙总长1265米，残存高约7—16米。城外三面有壕沟环绕，城西临溱水，水宽而沟深成为自然屏障。
廊庑大型宫殿基址。
陶甗(yn)，龙山文化（距今4400-3800年），古城寨遗址出土。
主要用于蒸煮食物，为两种器物组合而成，上部为甑，下部为鬲，体型庞大。
瓦店遗址，禹州市，可能是夏启所都的阳翟。
后羿代夏。夏启崩,子太康立。太康不理朝政，政权旁落，于是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意欲取而代之。后羿以善射著称，原居于鉏(chú，今滑县)，后西迁于穷石（洛阳），并进入夏王朝的核心统治层。太康最终被后羿驱逐出朝廷，不得返国。
新砦遗址位于新密市刘寨乡新砦村，主体遗存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新砦期”。出现大量东夷文化因素，当“后羿代夏”期间的夏文化。发现一处“墠”(shan)类遭存，表明该地属于王都性质的都邑。
陶龟，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祭祀品，距今3850-3750年。长10、宽6厘米，头、足缺失，仅存龟甲部分，龟甲无纹饰。龟因其长寿，被视为灵物。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就已经出现用龟现象。夏代以来，龟灵崇拜和用龟占卜的习俗逐渐增多。
少康中兴。
夏商更迭。
第二展厅，赫赫夏都。二里头，古洛水之北，一个古老而神奇的村落，尘封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和记忆。
1959年，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根据文献记载和历史地理信息，在豫西一带寻找“夏墟”，开启了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的新征程。60年丰富的成果足已证实，二里头曾经是规划有序、布局严谨的华夏王都。
王朝祀典。
祭祀遗迹。
幼猪祭祀遗存。
圆形祭坛。
一号宫殿与祭祀坑。
1、2、3号建筑基址近旁，作坊区铸铜遗址中，也发现多处祭祀遗存，尤其以1号宫殿基址最为集中。1号建筑基址上发现的与祭祀相关的遗迹，绝大多数打破基址的上层夯土，应属于宫殿使用时期，其中VM52、M54、M55三座小墓顺时针围绕着VH80，三座墓葬中的人骨均无随葬品，很可能是用于祭祀的人牲。
卜骨，2005年出土。
陶龟与陶鳖。
陶龟，1960年出土，与前展厅新砦遗址出土的陶龟比较，头、足残缺、仅存龟甲部分。背部为屋栋形，用方格纹表现龟甲图案，腹部平坦，龟甲的维甲报隆起很高，从纵侧西看呈三角形。这件二里头遭址出土的陶龟是夏代龟灵崇拜和用龟占卜习俗的实物见证。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夏礼”的蛛丝马迹。
礼以酒成。“礼（禮）”字本意就是以“醴（酒）”举行的仪式。夏人与酒关系密切，夏后少康被誉为“酿酒始祖”，史称“杜康”。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和陶质酒器可以窥探当时饮酒之盛。
酒器是夏人礼仪制度中的重要载体。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制酒器有温酒、盛酒和注酒用的盉、鬶，温酒或饮酒用的爵，饮酒的觚等，酿酒和贮酒用的大口尊等。
青铜酒器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从陶质酒器的形制演化而来，数量极少，只有高级贵族才能够使用。人们掌握铸造青铜容器技术后，首先被用作酒器，足见酒器在当时王朝礼制中的崇高地位。
铜爵、陶爵。
铜斝（ji）、陶壶、陶觚。
陶制酒器。
铸鼎象物。鼎是史前时期最常见的炊器。夏代青铜鼎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礼器，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鼎有青铜和陶两种质地，陶质圆鼎和方鼎的流行，反映出鼎在贵族礼仪实施中的重要功能和在夏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鼎在商周时期持续发展，郑州商城就发现埋有大方鼎的铜器密藏，殷墟则出土有重逾832公斤的司（后）母成大方鼎，两周时期则以列鼎制度彰显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夏商周三代在用鼎礼仪制度上一脉相承。
陶方鼎。整体正方形，表面有类似太阳形状的涡纹。造型由浑圆鼓腹变为方形腹，宽博而厚实。下接四足，对称而稳定。打破圆腹三足的一贯模式，实用功能减退，审美形式感显现，礼仪性逐步占据主要地位。为商代青铜方鼎的出现作了器型先导疑，为陶器艺术乃至整个造型艺术提供范式。
乐以相和。想起《山西博物院》里的陶寺。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乐器有铜铃、陶铃、石磬、漆鼓、陶鼓和陶埙等多种类型，推测夏代已经有比较完备的乐制。铜铃多配有玉、石质的铃舌，上残留有用于系挂铃舌的麻绳，外有纺织品包裹痕迹。
石磬，复制品。
陶鼓形壶，1991年出土，泥质黑陶，圆形口，圆鼓形腹，两鼓面各有象征鼓钉的圆泥钉，鼓身下原有二足，已残失。整个器形端秀，纹饰素雅，活泼之中不失精严，从中可以管窥这一时期的制向审美韵，在商代也有发现。
铜铃。
透底器，陶埙（复制）。
龙腾华夏。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龙崇拜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经夏商周三代，至秦汉时期基本成形。夏代有尚龙之俗。二里头遗址出土较多龙形象文物，绿松石龙形器可以视为华夏民族最早的龙图腾。
陶堆塑龙纹透底器，1992年出士。龙（蛇）形象在二里头遗址中多有发现，除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还以陶塑形象、刻划图案等形式出现。二里头文化装饰有龙形象的器物基本上仅见于二里头遗址，且都发现于宫城或其周围的重要地点，表明龙形象器物为社会上层所专有。
龙（蛇）形象大多饰于陶透底器上。这种器物造型奇异，底部有中空的圆孔，可以肯定不是容器，有学者认为其应属于一种祭器。
龙纹透底器与鱼龙纹陶盆。
鱼龙纹陶盆（复制品），2003年出土于宫城外侧。内壁磨光，盆口内沿有一周浮雕蛇塑，蛇塑上方阴刻一圈鱼纹，故又称“蛇纹陶盆”。该陶盆体型庞大，造型规整，鱼龙雕刻精细写实，生动逼真，为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中为数不多的珍品。
龙纹陶片。
奉玉成礼。“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二里头出土的玉器主要有礼器和仪仗类的牙璋、璧戚、圭、琮、戈、钺、刀、柄形器和铃舌等，工具及武器类的铲、锛、凿、镞和纺轮等，装饰品类的圆箍形器、环、坠饰、尖状饰、管和月牙形器等。其中显示王权神圣威严的仪仗用器，特别是有刃玉器受到高度重视。
铜、玉礼器与宫城、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大体同步，说明用以维持王权的宫廷礼仪已大体完备。可见来自东方大汶口-——龙山文化、南方后石家河文化和西北的陶寺、石峁文化因素，通过四域的整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成为多元一体的实物例证。
石钺，2007年出土。中心有一大穿孔，下端由四道弧形刃构成。石质厚重，造型美观，已区别于实用钱，不具有实用功能，应用于礼仪。
三孔玉刀，两件，2015年出土。
刀长50余厘米，长条扁梯形，器物较薄，背部较短而平，刃部直而长，双面刃，两侧边有齿状饰。显然不是实用器，可能是用于特定礼仪场合的祭祀和仪仗器。
另件裂损。
玉璋，1980年出土。不知二里头出土多少玉璋，许多博物馆都有收存。
牙璋是政治权力的象征。作为中国王朝国家文化孕育原生地的牙璋，它随着二里头文化的扩张，将王权礼制的影响辐射到中国南部和更广大的区域。
二里头牙璋传播的模式，反映出广域王权制度在东亚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波及，也印证出二里头政权成为此广域政治核心的代表。
考古博物馆所展二里头石璋。
考古博物馆所展二里头玉璋。
考古博物馆陈列牙璋，“四方辐射，大国雏形”。
二里头馆，网格纹铜鼎，1987年出土。通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底径10厘米。
造型和纹饰风格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形制一脉相承，但材质却是当时罕见的贵金属——青铜。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鼎，是王权礼制萌生的象征。
“华夏第一爵”，乳钉纹铜爵，夏代礼器，1975年出土。
高26.5厘米、总长31.5厘米。束腰平底，三锥足细长，流折处钉形短柱，腹部凸线列乳钉纹。其长流尖尾，清逸舒展，造型夸张，形态修长，极富美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青铜器之一。
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1984年出土，长16.5厘米，宽8—12厘米。
是极具二里头文化特色的重器。器身以青铜铸出主体框架，呈四角钝圆，略呈亚腰形，两侧各有对称环纽，其上以数百片绿松石拼合镶嵌出兽面纹。其加工精巧丝丝入扣，历经三、四千年无一松动脱落。
二里头出土三面铜牌饰。出土时安放在墓主人胸部，从两侧有对称的穿孔钮可见，穿缀系于主人胸前，应作为沟通天、地、神、人等的重要载体。
另两面现存考古博物馆。简介：以浑圆的绿松石珠为晴，勾画出奇异的神兽形象。是中国最早的“金镶玉”艺术品，开创了商周青铜器上兽面母题的先河。
二里头馆，七孔玉刀，1975年出土，长65、宽9.5、最厚处0.4厘米。
玉料呈墨绿色，局部有黄色沁。刀形扁平，呈肩窄刃宽的宽长梯形，两侧有对称的凸齿。玉刀两面纹饰相似，皆以交叉的直线阴纹组成网状和几何图形。刀背处有等距且排成一条直线的七个圆孔。这是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玉器，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玉器珍品。
二里头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绿松石龙形器，展示于大厅中央。
前文《2017濮阳博物馆》有蚌塑龙虎墓（复制，原件在国博），为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称“中华第一龙”。
简介：绿松石龙形器， 2002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东部3号基址南院内M3，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
墓内随葬品数量众多，总数达上百件，包括绿松石龙形器、铜铃、斗笠形白陶器、漆器、海贝等珍贵文物。其中龙形器和铜铃作为祭祀时所使用的器具，加之白陶器和漆器的稀有，可以看出，墓主人应该是二里头文化早期的一位高贵的宗教神职人员。
研究认为，墓中出土的各类器物，汇聚了不同地区的资源体现出二里头统治者对四域文化创造的掌控和强力整合。这种构建广域王权国秩序的努力，见证了二里头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
绿松石龙形器，用木框罩着，复制品。
墓葬另侧。
绿松石龙形器，原件在考古博物馆。
考古馆简介：随着中原王朝的社会文化整合，各地具有多源性特征的新石器时代的“龙”形象规范划一，并逐渐抽象化和神秘化，作为兽面形象国定下来，成为王室贵族礼器或威权物品最重要的装饰主题。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龙身有铜铃，内有玉石铃舌。《诗经》中记周王祭祀于宗庙，有“龙旗阳阳，和铃尖尖”场景描写，与绿松石镶嵌器(龙形器或铜牌饰)、铜铃共存的情况，颇为契合。当时铜铃呈古铜色，与蓝绿色的绿松石交相辉映，可以想见持有者的气派。
考古博物馆所展铜铃、玉铃舌，陶埙。
二里头出土另一重器象牙权杖，也存考古博物馆。二里头馆竟然没有复制品。
象牙权杖的结构形制。
二里头馆其它礼器、装饰品。
嵌绿松石玉钺，1980年出土。长9.2厘米、宽8-9.4厘米。上部有两个穿孔，下孔用圆绿松石嵌平，是象征高级贵族权力的礼仪性玉器，亦为二里头文化大型有刃玉礼器群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斗笠形白陶器，2002年出土。
干嘛用的？
绿松石串珠，1981年出土，由88颗绿松石珠管组成。
骨猴，装饰品，2002年出土。
二里头青铜兵器，有戈、钺、斧等，多为墓葬的随葬品。较钝的刃部特征可见，应非实用性兵器，而是用来表现威仪的礼仪用器。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兵器。
青铜镞。
不同材质的镞。
二里头墓葬，已发掘400余座，充分展示了当时的丧葬礼俗、社会结构及其礼制。死者身份尊卑有别、贵贱不一，其随葬器物的使用、墓圹规模受到严格限制，当时社会等差有序的礼制已经形成，特别是青铜礼器的有无和数量多寡已成为等级身份的核心标志。
VIKM3墓葬。
墓葬1。
另侧。
墓葬2。
墓葬3。
墓葬4。
第三展厅，建中立极。“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二里头遗址所处的洛阳盆地，处“天下之中”的“国中”之地。恢宏而完备的都邑规划、排列有序且中轴对称的大型礼制建筑群、夯土围垣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从贵族到平民不同等级的墓葬、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区等等，标志着具有广域王权的东方第一王都、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自此发轫。
交通网。
周边资源。
周边文化因素。可能从西北学会青铜铸造技术，从东方或东北获得铜原料。
象鼻盉、鸭形壶等器型受南方影响。
海洋因素。海贝的出现、繁盛与衰亡与青铜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消失大致吻合，中国古海贝可能自印度洋、土库曼、大草原再输入内地。
二里头青铜战斧、环首刀应属于北方草原系青铜器。
二里头式酒器的分布，从海纳百川到四散传播。
象鼻盉。
象鼻盉，铜牌饰。
部分陶器。
陶器。
陶器柜。
特殊器形：鸭形鼎，1963年出土。
白陶盉。
陶高柄豆，1982年出土。
石轴承，用于玉石加工。
角器。
龙纹陶范。陶器中龙纹装饰的大量出现，证实了《列子》所言的夏后氏“人面蛇身”、帝孔甲“御龙以登天”的神话传说，以及夏人常以龙为化身和以龙为族缴的社会习俗。
绿松石兽。
二里头一号宫殿复原模型。
考古博物馆中模型。一号宫殿基址位于二里头遗址宫城的西南中部，1960年发现，面积约1万平方米。是一座建于大型夯上台基之上的复合建筑，台基平面略呈正方形，东北一隅凹缺，坐北朝南。台基上保留有大量柱洞、基槽、墙基，据此可知台基上的建筑群包括主体殿堂，四周廊房、围墙，庭院、南面门塾和门道，东、北面侧门等，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布局谨严的大型宫室建筑。其性质可能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朝堂、王宫、宗庙等礼仪性建筑。使用时间为二里头文化晚期。
顺便列几件现存考古博物馆的二里头出土文物。陶瓮。
附加堆纹陶鼎。
陶盉。
陶盉。
陶器。
铜爵。
铜礼器。
玉圭，鸡骨白玉，方首钝刃，角略圆，形如铲。一面有不太清晰的绿色细线方格形沁痕，一端有两个对穿的圆孔，在两孔之间有一周不太明显的凹槽，腰部有凸弦纹两周。出土时上部稍有残缺，表面沾着大量朱砂。
玉戈，淡青色，三角形援首，双刃。近内处有阴刻平行线纹，内部有一圆孔。
石钺，三孔玉刀。
玉璧戚，玉钺，玉柄形器。
返回二里头馆。农业。
畜牧业。
刻符与表述。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迄今已发现数十例之多，这些符号分别表述着数字、器物、植物、动物和自然现象等，与后代成熟的甲骨文有着多种联系，为诠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出博物馆，已17:00，夕阳夕照。
东北方向是考古遗址公园。
这么远，快走需10分钟。
遗址残垣，看不清了。
去洛阳，绕行汉魏洛阳故城。在白马寺东侧农田里，铁栅栏围着。
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相继在此建都，长达600年之久，见证了众多中国古代重大历史事件。
远处土墙，是哪个朝代？
18:40，夜住洛阳应天门附近，1111公里。转转夜景。
天门是隋唐洛阳城宫城——紫微城的正南门，始建于隋大业元（605）年。2019年9月重建开放，成为近年洛阳热门打卡地。门票不菲。有免费票，需提前5天申请。
应天门前后尽是唐装直播。北广场。
北侧隔马路，是新建的武则天明堂、通天塔，比想象的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