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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高小毕业后回乡务农，当年15岁的她担任了本村“铁球”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是新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1958年入党；1960年任本村党支部书记；1966年发表了闻名海内外的《十个为什么》的人生体会文章；1969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1970年任临西县委书记，提出了著名的“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1971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1977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81年任中共正定县委副书记；1985年任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农业厅党组成员。吕玉兰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1955、1958,
1963，1965年四次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
看过这些介绍，知道了吕玉兰是一位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成长为闻名全国的女劳模；知道她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有着与父亲浩然许多相似的经历。感到把父亲与吕玉兰放在同一文章中，由父亲想到吕玉兰显得非常自然、恰当，也很有同感。事情到此本应结束，但一个偶然的发现，使我进行了一次不算艰辛，却有些麻烦的求证。
如同上天的有意安排，看过《由浩然想到吕玉兰》这篇文章的几日后，我竟非常偶然地在父亲的日记中发现了“吕玉兰”这个名字。
在1991年4月22日的日记里浩然是这样写的：
五点半我去燕郊，原是看望吕玉兰的，因她也病了，而且是脑血栓，未来。见到农业部一位离休的副部长。
日记中的这个“吕玉兰”与那篇文章中的“吕玉兰”是否是同一个人？难道父亲与那位15岁的新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曾担任过省委书记的吕玉兰相识吗？
在写这篇日记的时候，父亲正在通县的县城里住院，治疗已经折磨了他二十余年的高血压，正做着各种各样的身体检查。通县县城与燕郊的距离并不远，但在这样的时候，从医院里跑出去专门看望一个不相干或不很熟的人，按照父亲的秉性和当时的各种状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日记中的这个“吕玉兰”一定是父亲较为熟悉或尊重的人。
为了解除这个疑团，我再次详细阅读了吕玉兰的简历介绍。吕玉兰1990年4月患上了轻度脑血栓，到年底时，因工作过度劳累的她再次因脑血栓被送往医院，1991年3月底从石家庄转到北京治疗。这段介绍，与父亲日记中“因她也病了，而且是脑血栓”是相符的。
从父亲的日记中，我们不知道他是从何处、何人那里得到的消息，但可以大致推测出，父亲听说全国，至少是河北省的一个农业会议正在燕郊召开，当时正担任着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的吕玉兰一定会参加这次会议，而且曾听说吕玉兰得了脑血栓，因而尽管自己也疾病缠身，还是要去看看她。但根据简历介绍，那时吕玉兰仍在北京住院，到6月份才出院回石家庄，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此，父亲在燕郊只见到了“农业部一位离休的副部长”而没有见到吕玉兰。
为了进一步证实此“吕玉兰”即彼“吕玉兰”，又按照网上简历的介绍，做了进一步的求证。
吕玉兰曾当选过党的全国十大代表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而父亲也是这两次大会的代表。依据这条线索，我翻阅了父亲1973年和1975年的日记，终于在上面找到了“吕玉兰”的名字。在1973年8月22日的日记中，父亲写道：
下午吕玉兰、宋双来（朝鲜战争时的战斗英雄、六十三军政委）、张玉梅（女飞行员，当阳303信箱809）、焦守云（焦裕禄女儿、广州空军医院内科）四同志找我，要我介绍写作体会。
在8月26日的日记中，浩然又写道：
几天会议的会上会下和用饭、以及饭后散步的时间，认识了许多同志。就北京代表组的同志来说，过去认识得人很少，除杨培先（平谷县委书记）外，几乎没有相识者。现在认识者，小组内自不必说，小组以外的同志有：倪志福、张百发、刘锡昌、张世忠、杨俊生、黄作珍、陈先瑞、丁国钰、刘传新（公安局军管领导）、周冠五、韩茶仙（纺织模范）、崔长贵（通县崔窑）、王德修（大兴下知）、钱江（北影）、程世珍（丰台黄土岗）、王永祯（花市售货员）。北京组以外的认识了吕玉兰、宋双来、邢燕子、侯隽、叶洪海、张积慧。
由以上两篇日记中得知，浩然与吕玉兰是在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全国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相识的。在第一篇日记中出现的四个人名中，吕玉兰是唯一一个在后面没有注明身份的。可见，作为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参与者和鼓动、宣传者的父亲，不仅当时对“吕玉兰”这个名字是非常熟悉的，而且自信将来也不会忘记这个名字，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父亲1973年以后的日记里，没有与吕玉兰相见的任何记载。也许浩然与吕玉兰在1973年8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相见并相识后，此生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也许他们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重逢；也许他们在相识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曾在北京，在石家庄，在河北的廊坊、三河或其他地方有过短暂的相逢，因场面较大、人员众多，或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没有在日记中专门记载。现如今，父亲与吕玉兰都已经故去，这些疑问恐怕也要成为不解之谜了。
1993年3月31日，吕玉兰在石家庄病逝，享年53岁。在父亲这一年5月2日的日记中，再次出现了“吕玉兰”这个名字：
关上门写了一天，写完第五段。晚上袁副院长来小坐。他是在已故模范人物吕玉兰的家乡入党、工作多年的。我在十次党代会上认识的吕玉兰，可惜她英年早逝。
父亲与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闻名全国的女劳模吕玉兰是相识的。虽然他们一个从文，一个从政，而在浩然几十年的日记中仅出现了几次“吕玉兰”这个名字，他们的交往也并不很多，也许仅在1973年8月的那次会议上见过几面，但他们都出身农民，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的后代，都怀有同样的信仰和理想，而且为了这一共同的信仰和理想始终不渝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虽然两个人都在文*化大革*
命结束时受到不应有的政*治牵连，但都靠顽强的毅力重新站立了起来，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人品。父亲对吕玉兰是极为尊重的，对她的英年早逝也是扼腕痛惜的。
我相信，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过贡献的劳动模范都应当心存感激和尊重，都应当和父亲有同样的感受。
本文完
看过这些介绍，知道了吕玉兰是一位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成长为闻名全国的女劳模；知道她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有着与父亲浩然许多相似的经历。感到把父亲与吕玉兰放在同一文章中，由父亲想到吕玉兰显得非常自然、恰当，也很有同感。事情到此本应结束，但一个偶然的发现，使我进行了一次不算艰辛，却有些麻烦的求证。
如同上天的有意安排，看过《由浩然想到吕玉兰》这篇文章的几日后，我竟非常偶然地在父亲的日记中发现了“吕玉兰”这个名字。
在1991年4月22日的日记里浩然是这样写的：
五点半我去燕郊，原是看望吕玉兰的，因她也病了，而且是脑血栓，未来。见到农业部一位离休的副部长。
日记中的这个“吕玉兰”与那篇文章中的“吕玉兰”是否是同一个人？难道父亲与那位15岁的新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曾担任过省委书记的吕玉兰相识吗？
在写这篇日记的时候，父亲正在通县的县城里住院，治疗已经折磨了他二十余年的高血压，正做着各种各样的身体检查。通县县城与燕郊的距离并不远，但在这样的时候，从医院里跑出去专门看望一个不相干或不很熟的人，按照父亲的秉性和当时的各种状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日记中的这个“吕玉兰”一定是父亲较为熟悉或尊重的人。
为了解除这个疑团，我再次详细阅读了吕玉兰的简历介绍。吕玉兰1990年4月患上了轻度脑血栓，到年底时，因工作过度劳累的她再次因脑血栓被送往医院，1991年3月底从石家庄转到北京治疗。这段介绍，与父亲日记中“因她也病了，而且是脑血栓”是相符的。
从父亲的日记中，我们不知道他是从何处、何人那里得到的消息，但可以大致推测出，父亲听说全国，至少是河北省的一个农业会议正在燕郊召开，当时正担任着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的吕玉兰一定会参加这次会议，而且曾听说吕玉兰得了脑血栓，因而尽管自己也疾病缠身，还是要去看看她。但根据简历介绍，那时吕玉兰仍在北京住院，到6月份才出院回石家庄，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此，父亲在燕郊只见到了“农业部一位离休的副部长”而没有见到吕玉兰。
为了进一步证实此“吕玉兰”即彼“吕玉兰”，又按照网上简历的介绍，做了进一步的求证。
吕玉兰曾当选过党的全国十大代表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而父亲也是这两次大会的代表。依据这条线索，我翻阅了父亲1973年和1975年的日记，终于在上面找到了“吕玉兰”的名字。在1973年8月22日的日记中，父亲写道：
下午吕玉兰、宋双来（朝鲜战争时的战斗英雄、六十三军政委）、张玉梅（女飞行员，当阳303信箱809）、焦守云（焦裕禄女儿、广州空军医院内科）四同志找我，要我介绍写作体会。
在8月26日的日记中，浩然又写道：
几天会议的会上会下和用饭、以及饭后散步的时间，认识了许多同志。就北京代表组的同志来说，过去认识得人很少，除杨培先（平谷县委书记）外，几乎没有相识者。现在认识者，小组内自不必说，小组以外的同志有：倪志福、张百发、刘锡昌、张世忠、杨俊生、黄作珍、陈先瑞、丁国钰、刘传新（公安局军管领导）、周冠五、韩茶仙（纺织模范）、崔长贵（通县崔窑）、王德修（大兴下知）、钱江（北影）、程世珍（丰台黄土岗）、王永祯（花市售货员）。北京组以外的认识了吕玉兰、宋双来、邢燕子、侯隽、叶洪海、张积慧。
由以上两篇日记中得知，浩然与吕玉兰是在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全国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相识的。在第一篇日记中出现的四个人名中，吕玉兰是唯一一个在后面没有注明身份的。可见，作为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参与者和鼓动、宣传者的父亲，不仅当时对“吕玉兰”这个名字是非常熟悉的，而且自信将来也不会忘记这个名字，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父亲1973年以后的日记里，没有与吕玉兰相见的任何记载。也许浩然与吕玉兰在1973年8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相见并相识后，此生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也许他们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重逢；也许他们在相识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曾在北京，在石家庄，在河北的廊坊、三河或其他地方有过短暂的相逢，因场面较大、人员众多，或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没有在日记中专门记载。现如今，父亲与吕玉兰都已经故去，这些疑问恐怕也要成为不解之谜了。
1993年3月31日，吕玉兰在石家庄病逝，享年53岁。在父亲这一年5月2日的日记中，再次出现了“吕玉兰”这个名字：
关上门写了一天，写完第五段。晚上袁副院长来小坐。他是在已故模范人物吕玉兰的家乡入党、工作多年的。我在十次党代会上认识的吕玉兰，可惜她英年早逝。
父亲与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闻名全国的女劳模吕玉兰是相识的。虽然他们一个从文，一个从政，而在浩然几十年的日记中仅出现了几次“吕玉兰”这个名字，他们的交往也并不很多，也许仅在1973年8月的那次会议上见过几面，但他们都出身农民，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的后代，都怀有同样的信仰和理想，而且为了这一共同的信仰和理想始终不渝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虽然两个人都在文*化大革*
命结束时受到不应有的政*治牵连，但都靠顽强的毅力重新站立了起来，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人品。父亲对吕玉兰是极为尊重的，对她的英年早逝也是扼腕痛惜的。
我相信，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过贡献的劳动模范都应当心存感激和尊重，都应当和父亲有同样的感受。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