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濮阳全县开始宣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其后，又相继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上合称“三面红旗”)。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国从此进入人民公社时期。决议传达后，濮阳县迅速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仅在20多天内，把原来的995个高级农业社，325个初级农业社，改建为25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伴随着人民公社在全国各地的遍地开花，公共食堂也如燎原之势迅猛发展起来。公共食堂的命运是与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息息相关的。几乎在人民公社成立的同时，濮阳县先后建起2899个社员公共食堂，全县有71万农民在公共食堂就餐。公共食堂覆盖面广而全，又因是集中为大伙提供餐食的地方，因此濮阳老城的官方和百姓形象地称其为“大伙食堂”，也是吃“大锅饭”。其实中国农民早就有农忙时集体做饭吃的习惯。还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村大办农田水利建设时，大批群众集中劳动，各地根据农时时令和现实需要，为统一出工时间，方便农民生产生活，在田间地头设立了临时性的公共食堂，这种公共食堂存续时间短，涉及范围小，针对性强，村社尚未铺开，人民公社成立后，大伙食堂如雨后春笋，开遍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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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突出“大”的同时，强调“公”，并且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公社设立的大伙食堂在这方面可谓到位。有了大伙食堂，各家各户锅盆，甚至通条、煤铲都没了用处，收到一起砸碎炼钢。家里不用做饭，粮食都集中到食堂，归了公。民以食为天，大伙食堂为大伙服务，人众嘴多，都辟有固定区域场地。老城北街的大伙食堂就设在老家对门的王家大院里。王家大院有阁楼一座，庭院宽敞，公社干部让王家人搬走，拉来长凳方桌，屋里支起大锅，又找街上利索麻利之人掌勺做饭，另配食堂服务人员几人，大伙食堂开张。
大伙食堂最大特点是吃饭不要钱。所以每当饭点时间，村社的铁钟一敲，邻居们便拿着碗筷争先恐后赶去食堂，怕去晚了只剩残羹凉饭。心眼多的人饭吃到一半，就端着碗去盛饭。实诚的人吃完一碗，想再盛时，锅几乎见底，只能吃个半饱。吃饭的人多，大伙食堂桌凳少，有的蹲地而食，有的站立扒饭，着实不便，越来越多的人家把家里的盆罐拿来，将饭打回家吃。进入深秋隆冬，饭罐子外头套上缝制的棉套，到家饭菜尚温。最初大伙食堂注重粗细搭配，有菜有汤，每月还能吃两三次肉，逢节日会餐饭菜更为丰盛。一开始街坊还不适应这样的幸福生活，高兴地说起顺口溜：“放开肚皮吃饭, 鼓足干劲生产”、“大伙食堂饭菜香，大家来到吃个光”、“吃饭不限量，吃菜不重样”、“吃饭不要钱，老少尽开颜”。
一段时间之后，大伙食堂就生出许多弊端，反正“干不干，三顿饭”，“干多干少，都能吃饱”，一些偷奸耍滑的“二流子”和“懒汉”干活磨洋工，无病呻吟，让那些平时实在的勤快人陡生不满，干起活来也不像以前那样卖力。再者，毫无节制的食堂大量消耗，让本来不甚富裕的村社粮食库存很快捉肘见襟，坐吃山空，难以为继，继而出现寅吃卯粮的现象。1958年还算是风调雨顺的丰收年，队里种的红薯长势喜人，但在收时却潦草马虎，只用犁滑在地里拉了一遍，捡拾也是挑些大块，很多红薯留在地里，造成极大浪费，集体可吃的粮食愈来愈少。1959年，由于自然灾害，农业歉收，到青黄不接时，大伙食堂的粮食日益吃紧，饭菜由“两干一稀”转为“两稀一干”，最后无法，成了“一天三稀”，街上群众都调侃：“大伙食堂，大伙稀汤”，话语中所含讥讽之意溢于言表。至1961年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伙食堂将红薯秧子，花生秧子都做成饭食，有人身体开始浮肿，各家的小灶偷偷地冒出炊烟，大伙食堂名存实亡。
大伙食堂衍生出的大锅饭自此始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痛加批判的贬义词，人们早已忘记蕴含在大锅饭里的诸如节省劳力、节约燃料的种种好处以及专业化体现的优越性，其本身所伴生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利己损人败坏社会风气的平均主义一直为人所诟病不齿。
虽然大伙食堂的兴亡有着当时的历史局限，现在的人们来看近乎玩笑，但这段罔顾社会环境和经济承载能力的往事却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不时被提及，警示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