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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东北三省第二次遭遇大规模的鼠疫，而且是通过飞沫传播、死亡率极高的肺鼠疫，病人在感染后，两三天便会死亡。10年前，这种瘟疫在东北夺去了6万人的性命。当时，31岁的伍连德临危受命，组织防疫处，以钦差名义总领瘟疫防治工作，最终在1911年4月阻止了瘟疫的肆虐。
然而，到第二次鼠疫蔓延之时，伍连德遭遇了责难。对当时无法治疗的鼠疫，他使用的防疫手段只能是隔离患者。对传统的医务从业者来说，眼睁睁看着患者死去，而不加救治，这种行为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他们相信，能够从传统医学中寻找到办法，来抵抗瘟疫。
于是，在1920年，哈尔滨的“中医研究会”宣布要参与鼠疫的防治。
明代死于瘟疫者超千万人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瘟疫从来都是可怖的噩梦。
据史书记载，从公元七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国共发生过700多次规模较大的瘟疫，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大规模疫病流行。
宋代到明清，中国瘟疫多发。金开兴元年（1232年），开封大疫，《金史》中记载说，在短短几十天里，从各个城门里抬出的死者有90多万人，而“贫不能葬者”不包括在内。
进入14世纪，中国的瘟疫发生得更加频繁。在接近3个世纪的统治时期里，明代爆发的瘟疫多达170余次。
《明实录》中记载，永乐六年（1408年），江西、福建等地因瘟疫死亡78400余人；八年，山东登州疫死6100余口，福建邵武12000户死绝；九年，河南武安等县疫死3000多户；十一年，浙江象山周围五县疫死9100余口，归安也疫死万余。
到崇祯年间，瘟疫几乎把整个国家逼到了崩溃的边缘。鼠疫从山西向河北、直隶传播。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北邢台到大名瘟疫流行，“人死八九”；很快，瘟疫传入了北京城。当时有人记载这场疫情说：“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到崇祯十六年七月，瘟疫又一次袭击京城，患者吐血而死，“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北京城超过四成的人口死于连绵的瘟疫。在万历及崇祯年间华北两次大的瘟疫流行中，死亡人数合计超过1000万。
面对连绵的疫病，当时的政府和医生们采取了一切能够采取的办法来阻止瘟疫蔓延，治疗患者。包括在北京设置惠民药局，散发药剂，救治瘟疫灾民。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世宗甚至亲自翻检医书，制订治疗瘟疫的“小饮子方”，命令礼部刊行。但是史书并未记载，这个皇帝亲自撰写的医方疗效如何。可以推测的是，倘若此方确实有效，必然要被大书特书。
而各地的医生们凭借从《黄帝内经》、《伤寒论》中领会的知识，研究治疗之法。在明末，江苏医生吴有性总结经验，写成《瘟疫论》，说“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而这种气便是“四时不正之气”。
为控制瘟疫散播，朝廷诏令有疫情之地“有因饥疫身死、无人收葬者，所在军民有司即与掩埋，毋使暴露”。
一些医治和预防措施取得了成功。譬如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蔓延到北京的瘟疫中，史书中说有万人被治愈。各地瘟疫疫情记录中，也有官员勤政奔走，“全活甚众”的记载。
但是，这些局部的成功，在连绵不绝的瘟疫面前，显得捉襟见肘。及至清代，瘟疫的流行依然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雍正十一年（1733年），昆山大疫，死者数千人。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江南大疫，死者不可胜计。咸丰年间，江南瘟疫流行，据估计死亡人数达人口二成。
第一次东北鼠疫中乱象纷呈
到1910年，第一次东北鼠疫大爆发之时，伍连德临危受命，总领东北防疫诸事，推行西方的防疫方法。虽然受命于朝廷，但是因为新式医疗人才缺乏，伍连德到哈尔滨时身边只有一个学生。后来协和医院、北洋医学院等新式医院和学校派来医生和学员，也只有不足50人。
无奈之下，伍连德召集了一批当地的中医，进行培训之后，和警察、军队一起投入防疫工作。至瘟疫结束之时，近3000人的防疫队伍染病殉职297人，其中感染率最高的是当地中医，9人中有4人染病殉职。在长春，31名注册中医中，染疫身亡者17人；傅家甸有中医9人，染疫身亡者4人。
究其原因，是当时的中医尚不了解肺鼠疫的传染方式，并未在治疗时采取防护措施。
就在伍连德的防疫队伍努力堵截疫病流传之时，一些民间的古怪药方也在四处流传。譬如有用熊胆、蚺蛇胆，因为以上两味药不易得，还有人献奇方，说用猫胆一枚，暖酒冲服，便可立时痊愈，其原理是猫能克鼠，而胆能去毒。
此外，还有用萝卜、白菜、石膏、银花、猫尿、獭肝治疗鼠疫的药方，以及针灸之法。而这些神奇的药方，往往标榜为灵药，能够“立愈”。
一些流言也四处泛滥。有人相信，吸食鸦片能够远离瘟疫，更多的人则认为，大量燃放鞭炮可以送走“瘟神”。
尽管如此，旧医学依然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时，面对肺鼠疫这种烈性传染病，西医在治疗上束手无策。所有的隔离医院，无论中国官办，还是俄国人、日本人办的医院，病人的死亡率几乎都是百分之百。而且官办医院的隔离措施极为残酷粗暴。据时人记载，长春疫病院对待被送来检查的人，先给他喝一碗小米粥，然后将其放入冷水浴池浸泡二十分钟，再另换薄棉袄，才接受医生诊治。如此一来，被检验的人寒冷难耐，便十有七八被认为染有鼠疫。而医生因为了解肺鼠疫一旦感染，几无痊愈生还的可能，便不施与任何治疗，只让看护的杂役用药水喷洒消毒，或者“先用石灰撒在面部，再用冰水喷之”。
且病院之中，条件简陋。时值隆冬，疫病院内没有暖炉，不许用原有的衣服被褥，地上仅铺石灰，供被隔离者躺卧。医院提供的被服饮食，又时常不足。如此一来，只要是疑似感染者，收入病院，便“死亡相继”。
相比之下，中医提供的治疗虽然同样收效甚微，但是手段要人道得多。而一些仅仅是疑似的病例，也往往获得痊愈，避免在疫病院中隔离煎熬致死的悲剧。
旧医学的尝试失败了
到1920年，在已经建立起新式防疫方式的东三省，旧的医学试图向新的医疗体系发起挑战。
对于旧的医学者来说，大规模的鼠疫是一种还需要理解的疾病。当时有医者著书，说鼠疫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当今人口繁衍太多，战火遍及全球，于是“暴尸流血，民多夭折，物多疵疠，加之旱潦失常，其为杂气流行天地之间”。当这种“杂气”染到人身上，便成为瘟疫。
无论这种理解是否确切，但是他们确实抓住了新式防疫方法的弱点只有隔离一法，不能治疗疫病。
在此之前，就有中医自称医术精湛，“自疫症发现以来，已治愈多人。”加上上一次鼠疫流行之时，长春也开设中医疫病院，“悉聘中医善针法者充任”；又取方剂熬成药汁，送交美国医生化验，试验疗效，做出了要采用传统医学对抗疫病的准备。
与此同时，上一次肺鼠疫流行时的记忆，让居民们对防疫机构感到恐惧。尽管新的隔离医院条件已大有改善，措施也更加科学得当，但是“防疫机构‘只进不出’，防疫医院‘有死无生’”的传言依然十分流行，甚至出现居民攻击防疫人员、抢夺瘟疫接触者的事件。
在那些害怕被防疫机构隔离的居民家中，一旦发现感染者，他们并不报告。病人死亡之后，便被抛弃到街头。
这些情况，让中医们逐渐增长了信心。
于是，在1920年的肺鼠疫中，东北的中医组织了中医研究会，并选出十几位名医，建立中医鼠疫医院，开始收治病人。
伍连德虽然不相信中医能够奏效，但还是从疫病院确诊的肺鼠疫患者中，选了10名送到中医鼠疫医院。他也许多少怀着期待，希望传统医学能够有起死回生之效，解决西方医学不能解决的问题。
就在众人期待好消息的时候，中医鼠疫医院的医生们经过5天的努力，终于发现传统医学在对付新的瘟疫上束手无策。猛烈的疫病在几天内就将10名病患的生命悉数夺走。又过了几日，中医研究会一名副会长也感染鼠疫身亡，被他的妻子抛尸街头。
传统医学抗击肺鼠疫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幸好，在伍连德经营的防疫体系之下，这一次东北鼠疫的蔓延被有效遏制。从1月到5月，东北持续4个月的鼠疫流行中，有9000多人死亡，但瘟疫向南方的蔓延被成功阻止了。
参考资料：
《近代检疫过程中“进步”与“落后”的反思以1910~1911年冬春之际的东三省肺鼠疫为中心》《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胡成
《瘟疫肆虐与明朝政府的应对措施》
《光明日报》，2012年2月9日，田澍
《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
《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焦润明
《东三省第二次肺鼠疫大流行1920～1921述论》
《黑龙江史志》，2010年 第16期，马学博
《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
《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02期，余新忠
《国士无双伍连德》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3月，王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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