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十六讲》
2019-12-30 15:25阅读：
《国史十六讲》
【书目信息】
著者：樊树志
出版社：中华书局（北京）
版次：2009年5月
【原文摘录】
•柳江人生活在距今7-13万年之间的华南地区。这个年代测定数据，是有颠覆性意义的，它用有力的政局反驳了中国现代人类似距今6万年前由非洲迁移而来的观点。
•15万年前智人在非洲出现，10万年以前到达中东，4.5-5万年以前到达中亚，3-4万年以前到达欧洲，1.5万年以前到达美洲。
•农业革命：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
•以骨针为代表的缝纫技术的发明，使人类可以缝制兽皮衣服来御寒，使人类可以离开洞穴走向平原，走向寒冷的北方，甚至越过白令海峡走向另一块大陆。
•美国专家在1996年、1998年两次发表研究报告，证实长江中游是世界栽培稻及稻作农业的摇篮，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等遗址的居民，在距今一万六千年前已经以采集野生稻为主要粮食
，至晚在距今九千年前定居的稻作农业已经开始。
•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发现了距今七千年前的丰富的稻作遗存：稻谷、稻杆、稻叶、谷壳的堆积，一般厚度达20-30厘米，最厚的地方超过100厘米。出土时稻谷色泽金黄，谷芒挺直，隆脉清晰可辨。经鉴定，这是人工栽培的晚稻，距今七千年。同时出土的农具——骨耜，证明早在七千年前河姆渡的原始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
•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稻谷处于形态变异和分化的初期，表现为类籼、类粳及中间类型的原始混合体。
•“三皇”……关于它的说法竟有六种之多：（1）天皇、地皇、泰皇；（2）天皇、地皇、人皇；（3）伏羲、女娲、神农；（4）伏羲、神农、祝融；（5）伏羲、神农、共工；（6）遂人、伏羲、神农。“五帝”……也有三种说法：（1）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2）太皞（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皞、颛顼；
（3）少皞（少昊）、颛顼、帝辛（帝皞）、唐尧、虞舜。
•“垂衣裳而天下治”，“以衣裳别尊卑”……一方面表明当时已经懂得蚕商之利，懂得利用蚕丝编织衣料。……另一方面，用服式来区别等级，表明社会组织已经有了尊卑之别。
•据说黄帝部落联盟有姬、祁、任等十二姓，姬姓是黄帝的嫡系，后来发展为相当大的一支，创建了周朝；祁姓有传说中的陶唐氏，即唐尧所属的部落；黄帝的后裔夏后氏，是夏朝的创立者。
•正如吕思勉所说：“在大同之世，物质上的享受，或者远不如后来，然而人类最亲切的苦乐，其实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同时代的境界，永存与人类记忆之中。不但孔子，即先秦诸子，亦无不如此。”
•“华夏”的概念见字于文字，却在公元前547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有这样一条记载：“楚失华夏”，意思是说，楚国由于治理不善，失去了华夏大地。可见人们对于“华夏”的记忆由来已久了。唐代的经学家孔颖达关于《左传》的注释，是这样解释“华夏”的：“华夏为中国也。”在古人心目中，“华夏”是“中国”的同义词。这是因为，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先民自称“华夏”，而把周边的人民称为“蛮”、“夷”、“戎”、“狄”；“华夏”位居中央，自称“中国”，意为中央之国——这就是“中国”最初的本意。
•杨希枚《再论尧舜禅让传说》一文中指出：“传说，甚至神话，无论其内容如何怪诞，多少反映着某些社会背景，或者说，可以从其内容来了解它所涉及的某些社会制度、思想或信仰。尧舜传说自不例外。”
•考古发掘证实了夏朝建立者禹“以铜为兵”（用铜制造兵器）、“禹铸九鼎”的传说是可信的。
•青铜礼器是用来举行崇拜和祭祀祖先、神灵仪式的，人与神的沟通就通过它们来进行，体现了器主这样一种意识：沟通神灵，庇佑他们在人世间的权利和财产。《左传》系在楚庄王向王孙满询问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的很妙：关键在于德，而不在于鼎。
•铸造铜鼎的目的在于，透过上面刻画的动物纹样，使人知道那些动物是帮助人的神灵，可以帮助人沟通天地。
•汉朝的伏胜《尚书大传》对此概括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制礼作乐”带来了社会的稳定，“礼崩乐坏”必然带来社会的动乱。
•“礼”的起源是以贫富分化、等级分化为前提的，反过来“礼”的形成又稳定了贫富分化、等级分化的社会秩序。
•周礼有五类：吉礼（祭祀礼）、凶礼（丧葬礼）、宾礼（交际礼）、军礼（征战礼）、嘉礼（吉庆礼）。每个贵族从出生到死亡，从人事到祭祀，从日常生活到政治活动，都必须按照与其身份合适的“礼”行事，必须体现社会等级所制约的人际关系。
•一个社会不承认差异，就没有动力。但是一个社会只讲差异，不讲和同，就无法和谐。……“礼”讲究差异，“乐”则讲究和同。……“乐”当然是音乐，但是它超越了音乐，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社会色彩。
•“封建”，其本意是“封邦建国”。“封”的意思是累土，在两个部族交界处，垒起土堆作为标识，称为“封”。“邦”的意思是指疆界所至之地，与“国”的意思不同，当时所谓“国”，多子诸侯的都城而言。
•根据《孟子》、《管子》的说法，天子（王）的封土是“方千里”，公、侯的封土是“方百里”，伯的封土是“方七十里”，子、男则是“方五十里”，不满五十里的便是“附庸”。……正如《孟子》所说：“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
•对于诸侯而言，只关心自己的“国”，而不关心周天子的“天下”。这种离心力，是封建制度的致命弱点，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与兼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说：“春秋的诸侯国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机构。国家就像一个放大了的家庭，国君君临天下但并不治民。”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在论述古代中国的“国体”时，把它划分为三个时代：（一）部落时代，（二）封建时代，（三）郡县时代。
•根据孟子的说法，井田制度是这样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正如吕思勉所说，请以后由封建时代进入郡县时代，此后出现了“封建的四次反动”。第一次是项羽，企图复辟六国贵族的封建制度，结果自取灭亡。第二次是建立汉朝的刘邦，在继承秦朝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同时，以封建制作为补充。……第三次是晋武帝司马炎，为了确保篡夺而来的司马氏政权，把二十七个司马氏宗室封建为诸侯王。……第四次是建立明朝的朱元璋，把他的二十几个儿子封建为藩王，建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准备削藩，却遭来燕王朱棣的武装反叛，即所谓的“靖难之役”。
•美国学者伯恩斯和拉尔夫合编的《世界文明史》常有一些真知灼见，例如他们说：“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或许仅仅由于巧合——在古代世界的三个相隔很远的地区，在大约同一时候都开展着高度的哲学活动。当希腊人正在探讨物质世界的性质、印度思想家正在思考灵魂和神的关系时，中国的圣人正试图去发现人类社会和鲜明政治的根本区别。”他们还指出：“中国的思想家对自然科学和玄学都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提供讨论的哲学是社会的、政治的、和伦理的。从规劝和改良的语气来看，这种哲学无疑反映了一个屡起冲突、政治混乱的时期……哲学家们在广州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
•所谓百家争鸣，包含两种形式。一种带有较强的学术性——某个学派独立地阐述自己的学说思想，与别的学派进行辩论。另一种带有较强的政治性——游士门向各国诸侯游说，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
•齐国的国军比较开明，在这个万商云集的寸土寸金之地发展文化，在临淄西边的稷门外的稷下，设立学宫，招揽各派学者前来著书立说，这些人被尊称为“稷下先生”。……齐国虽然崇尚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兼容并蓄，采取“不治而议论”的方针，使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和思想交流的中心。
•黄仁宇把由秦至清的历史，区分为三个阶段：秦汉是第一帝国时期，唐宋是第二帝国时期，明清是第三帝国时期。
•各国的变法虽然有程度不同的差异，但总体目标是一致的——打击旧势力，扶植新势力，这种统一性为统一奠定了基础。
•所谓“焚书”，仅指《诗》、《书》之类，绝没有销毁全部书籍的意图，其实际损失也没有力来想象那么严重。所谓“坑儒”，是处死私下诽谤秦始皇的方士与儒生四百六十余人。秦始皇的本意，是要统一舆论，维护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的权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手段过于简单粗暴，令人反感。
•刘邦需要一套兼容道、法、儒各家之长的治国理论，黄老之学恰逢其会。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创建刺史制度。全国分为十三部，由皇帝向每一部派遣一名刺史，代表中央负责监察地方。这种监察权，包括视察政治状况，决定官员的任免升降，平反冤假错案，监察郡国一级长官与地方豪强。……然而刺史的地位不高，俸禄仅六百石，以小制大，用小官来监察大官，可谓一举两得；既防止监察区成为变相的一级行政区，又收到中央管理之效。
•汉武帝……设立中央常备兵。中央常备军的建立，对于帝国体制具有重要意义，他是历代王朝“内重外轻”（重中央轻地方）兵制的开创。
……
